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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边的复旦古代文学史课堂】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以三十年授课经验,“话”里“画”外讲文学史。

爱文学,当然要懂文学史。开卷即刻进入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史课堂。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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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

著 者:陈引驰 著

丛 书 名:无

书 号:978-7-101-16907-2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定 价:118.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加护封

字 数:400千字

页 码:543

CIP分类:I209.2

主 题 词:中国文学史

上架建议

中国文学史/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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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课堂实录,开卷亲临高质量文学史课堂。不同于教科书式板正严肃的面孔,这里有讨论、有推断、有质疑、有互参、有搁置不论,轻松代入,语句鲜活,如同亲临一流大学聆听了几学期的高质量文学史课。

2.编织文学网络,追溯动态的中国文学史。文学不是单一的作品,也不是分散的文学家,而是由时代、地域、文本、作者、事件、流派、读者等组成的文学网络。每个节点都蕴藏着承前启后的因子,你看到的不是零散的知识,而是中华文脉的演进。比如,诗歌从《诗经》发展到《楚辞》,预示了文学脱离音乐而走向以文字为中心。

3.融汇古今中外卓识,独创新见,学术与情怀得兼。你能感受到安静的陈说、热情的共鸣、静穆的欢喜,哈佛大学宇文所安、耶鲁大学孙康宜、加州大学陈世骧等域外学者的精彩言论信手拈来,中西比较的大视野一览无余。提出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的独到之说,洞悉中国文学的大变折。同时,做人的谦虚包容,做学问的怀疑精神,文学给人心灵上、思想上的美感与启迪弥漫在字里行间,让人在文学史中爱上文学。

4.全彩图文演绎,感受文学的永恒魅力。精选百余幅与正文相关度较高的古画、书影、书法、碑帖、实物等图片,有感情地深入到中华文脉的肌理,在色彩与形象中感受传统文学之美。

内容简介

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录,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套,既见脉络的系统性,又见细节的丰富性,是很有视觉感的大学课堂实录。纵向从先秦一贯而下直至近现代,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散文、诗歌到小说,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作者、文学事件、文学流变、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呈现文脉的演进。

全书融汇历代文人学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破定说,时有创见,提出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的独到之说、注重早期文学脱离音乐之后对文字表现的追求、聚焦近世文学对唐宋文学的承转变创、描绘近代文学转型的多元图景。既有学术上的着意开拓,又具备普及中国传统文学的意义。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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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主任(2012—2020),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近现代学术思想、海外汉学等。著有《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中古文学与佛教》《庄学文艺观研究》《庄子讲义》《〈庄子〉通识》《〈文苑英华〉与近世诗文思潮》等,译有《唐代变文》《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等,主编“中华经典通识”“佛经文学经典”“二十世纪国学丛书”等丛书。1995年始,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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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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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的演进》是一部基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讲授而形成的著作。唐前部分可称周备,注重文学、思想与史实的结合,关心文学脱离音乐之后的文字表现,勾勒文学在精神、观念上的承传脉动;至于近世,则聚焦于唐宋文学的承转变创,描绘近现代文学转型的多维图景。作者在所倡“中国文学三个轴心时代”的框架之下,试图整体展现中国文学自先秦至近代的文脉演进,视野宽阔,议论风生,相信对学界同道与大众读者都有多元而深刻的启示。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资深教授)

陈引驰教授少承家学,硕士阶段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博士阶段治先秦两汉,于《庄子》、隋唐佛教文学各有多种专著,又有厚重的文学史论文集;除对文学典籍与文学史实的充分把握,他对思想史、学术史都有广泛涉猎,根柢厚实,见识独到,论著颇得学术界同行的推重,授课广受复旦众学生的欢迎。《文脉的演进》融会了陈引驰教授逾三十年的研究心得与整三十年的教学经验,是他才、学、识的集中体现,自然也是希望增长才、学、识的读者开卷有益的好书。

——傅杰(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

这是一部改变以往知识框架和叙述形态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从先秦神话到现代文学,数千年文脉演变大势尽收眼底。陈引驰教授重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的内在联系,以鲜明的主体性求得文学史的整体性,讲析通透又富有趣味,对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均大有裨益。

——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随引驰师问学二十多年来,学到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文学和文学史,都不是人或事情的堆砌,甚至也不是作品的排列,而是文本的呈现和文脉的勾连。《文脉的演进》正处处都见出这种大关节的提点,为读者作观念的构建和学识的展演。

——林晓光(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

中国文学史绵延久长,蕴涵极为丰富,如何脉络明晰、深入浅出且自具面目地予以展示,殊非易事。引驰师的《文脉的演进》,对唐代以前予以整体观照,尤重经典,可说在勾勒群山的同时凸显高峰;唐宋以下至近代,则大开大合,顺流而下,又特别关注文脉长河在奔流中的承逆、迎拒与转捩处——四十万言间,吾国千年文脉,就在这高峰、群山、长河、激流之中演进开显。

——陈特(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史研习之中,常常需要记背大量知识性的“定论”,陈老师则通过文学现场的还原和经典研究的介绍,梳理这些“定论”的产生过程,甚至揭示它们的破绽之处,引发对文学史问题的深层理解与思考,同时又不废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魅力与趣味。不论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之后,每次重温陈老师的课堂记录,都能有新的收获,相信本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无数启迪。

——徐俪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精彩章节

三 “中国文学”

接下来我谈几点中国文学的特质。

(一) 文字形式

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基本媒介。就像绘画是通过色彩、线条来表达,音乐是通过旋律来表达,每种艺术都有最基本的媒介方式。而对文学来说,语言形式极为重要,这也是认识中国文学的特点时首先要注意的。中国文学是用汉字写成,汉字将音、形、义三者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古汉语中,经常是单字为词,这一特点对中国文学造成很大影响。西方文字以表音为中心,所以随着语言的变化,文字会不断改变;而中国文字很大程度上以表意为主,字形跟意义紧密相连,所以字形确定之后,即使有所变化,也万变不离其宗。

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中,即使人们不能听懂彼此说的话,但一写文字就能理解,这种基于文字的理解甚至超越了国界,因此有“汉字文化圈”的说法。

我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完整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由于不会日语,就采取笔谈的方式。他到日本时才25岁,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能够发表气魄极为宏大的言论,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清朝的失败,也是日本的失败,更是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失败——这从侧面反映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内的重要意义。从空间上讲,无论地域多么广阔,人们都共用一种文字来进行文学创作;从时间上讲,从秦汉到明清,汉字固然有所变化,但仍然属于一个文字系统,后人基本上可以理解古人的文字;从形式上讲,大概没有别的文字能像汉字一样,达到如此精密、规整的程度,就拿宝塔诗来说,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有尝试,但他基于俄文的诗,远不能及中文的宝塔诗,后者完全可以做到第一行一个字、第二行两个字、第三行三个字,一直持续到诗歌结束,这种写法其他大部分文字都做不到。可见汉字一字一音一义、多以单字成词的特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大。

在音、形、义三要素中,音也塑造了中国文学的不少特色。南朝乐府民歌常用谐音的手法,如《西洲曲》有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这里“莲”与“怜”谐音,意思是爱,用这种手法表达爱之纯洁与热烈。古汉语中的“爱”未必是好的,它指有偏私的情感;表达男女之情,用的是“怜”。《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母亲说东家的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也是爱的意思。如今一讲到莲,容易想到周敦颐《爱莲说》中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完全是佛教的观念,在《西洲曲》的时代,莲尚未发展成这类意象,运用在文学中,主要是取其谐音的特点。

至于“形”,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根据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积累的材料,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在西方影响很大。他强调汉字字形和意义的关系,比如他认为“暮”字表示太阳落下。这种解读方式很形象,虽然在我们母语者看来可能求之过深甚至荒谬,但有时也发掘出我们熟视无睹的一些形、义关系。

此外,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也影响到文学的面貌,比如韩愈《山石》诗中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一句的解读。我们知道唐代寺庙的壁画非常之多,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记录了当时长安、洛阳许多寺庙的情况。韩愈此诗,说的是黄昏来到寺庙时,听到僧人夸赞古壁上的佛画,于是用火照亮来观看。后一句的“稀”字有两种解释,一是稀少,一是斑驳、依稀,都有道理,可能古壁上本没有留存下多少画,也可能古画因时间久远而脱落,或颜色变化,呈现出斑驳的面貌。两种解释都能说得通——虽然,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因为如果我们读《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酉阳杂俎》里边的《寺塔记》,可以看到不少因为年代久远而壁画斑驳、变色的记载——这就是汉字中一字多义的例子。

还有一些字和字之间特别的组合关系,也非常有趣。在文学的文本中,尤其是诗的文本中,字与字组合的方式和日常语言并不完全一样,这与中国文字的特点有关。比如王维的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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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坞

(北宋)郭忠恕绘《临王维辋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写的是无人的山中,枝头末梢的花独自变红、开放、凋落。这首诗富有禅意,大部分都是大白话,唯有“涧户寂无人”一句比较麻烦,该怎么来理解?我们知道“涧”是溪涧,“户”是什么呢?大概是门户,可能是山中小屋的门户。然而深究一下,既然说“无人”,又为何有房屋呢?

差不多十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上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宋词课。他们的讲法,基本就是拿一个宋词文本,用中文读一遍,再用英文翻译一遍,然后讲一讲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这个过程极为麻烦,词的句与句之间、上片与下片之间的关系,读起来大概可以模糊地知晓,但要讲得准确就非常难。而英语的语法关系特别明晰,翻译起来也尤为困难。这类似于前面“涧户寂无人”的例子,许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译法。“涧”可以译成stream,“户”大概指不是很大的房屋,用hut来译,“寂”译成silence,“无人”就是no one。但问题是,把五个字分成四个单位之后,这四个单位之间的关系要怎么连接?比如“涧”和“户”是什么关系,是hut beside the stream吗?

许多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话,会发现翻译起来很困难,这是由于汉字之间的结合度比较松散。对母语者来说,读下来基本上能理解,但要讲清楚很不容易。古诗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尤其是诗歌的语序、句式,与日常生活用语差别很大。此外,绝大部分中国文学是用文言写的,也就是秦汉以降形成的书面语,因此形成言、文分离的现象。除了一些俗文学作品和口头文学的记录之外,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都遵循书面语系统的表达规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代人还能说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这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秦汉的表达。当然,不同时代的书面语有一定变化,比如有人指出,唐宋以后多用虚字,也就是“之乎者也”等,它们在汉代的文章中其实不常出现。大概真正是从宋代开始,人们多用虚字,比如在欧阳修的文章中,虚字的使用形成文气婉转的风格。迄今流传着欧阳修如何利用虚字的增益改进文章的故事,对此清代桐城派的文章家有很多讨论。

书面语虽在每个时代有一定变化,其总体的语言系统却是延续的。中国文学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建立在文言文的基础之上,而和日常口语有距离。古人说话,肯定不是满口“之乎者也”,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比老版做得好,老版太拘泥原来的文本,说起话来都像书面语,而新版讲的就是大白话,虽然肯定不同于真实的状况,但调子应该差不多。再比如一些唐代僧人、宋代理学家的语录,是由口语记录而来,虽然与说话时的状况不完全一致,但应该说是比较接近的,与书面语差异很大。今人研究近代汉语,这些是很重要的材料。记录朱熹讲学问答的《朱子语类》,反映了南宋口语的面貌,其中有一段朱熹对陶渊明的评价很有名: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朱熹大概就是这样讲话的,这和他文章中的表达差别很大。

从言、文分离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其实是一种具有很高书写性、修辞性的语文传统,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绝大部分是用这种系统写出来的,而且这种规范延续了上千年,其间虽然有变化,但总体来说是一直保持下来的,这也和中国人尊重典型、尊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紧密相关。

说到传统的延续性和典范的延展,中国文学特别喜欢回到传统中去,喜欢讲“复古”。其实对古代经典、古代传统的认同感,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表现,这种传统也是以文言的持久存在为前提。正是因为存在一个延续的文学系统,所以人们能够读懂几百年、几千年以前古人的文章,使用古人的语词、成句、典故,倘若语言系统变化很大,便很难提倡复古。现代人写作使用白话文,讲究言文一致,所以在写文章时,倘若突然引用一个古人的典故或诗句,马上会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和明清人使用汉唐典故时产生的对照映衬,程度完全不同。

文言传统的存在,加强了中国人对典范的尊重。很多产生于先秦时代的成语,今人用起来也非常自然;许多习惯用语,也就是中国文学中的所谓“代词”,也在传统中不断沿袭。比如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字“望舒”,以它来指代月亮,这是千百年的传统中得到普遍认同的用法。

除此之外,典型的场景、情境也在文学传统中得到延续,比如《诗经》首篇《关雎》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描述水边的爱情情境。《秦风·蒹葭》中: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写的是水阻隔恋人的典型场景。人类的文化离不开水,在中国文学中,人们也特别喜欢写水,展开语词背后的情境和思想。汉魏古诗中有: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既写天河,也写人间河水的阻隔,使恋人隔水相望。到宋代李之仪的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写的是恋人一在江源一在江尾,隔着迢远的距离爱恋,也源于《秦风·蒹葭》以来的传统。这首词字面平易,但值得深入分析,因为水在这里既有阻隔的意义,也起到沟通的作用,“共饮长江水”一句,表明了恋人间的联系,蕴含了阻隔和沟通的辩证关系,形成传统的变体。关于中国文学中水与情感的关系,真有不少值得深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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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 蒹葭

选自[日] 冈元凤纂辑《毛诗品物图考》,清光绪时期彩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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