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54位乡邻的做法,值得我感恩一生
那年夏天,太阳毒辣得像要把地面烤化。村头的大水塘干涸得只剩下一片龟裂的泥地,空气里弥漫着稻草的焦味。
父亲光着膀子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脚边随意丢着刚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的信封。他的眼神飘忽,像是盯着信,却又像在盯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站在他旁边,手心里全是汗。那年,我刚满十八岁,农村高考生,家境贫寒,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走出这个穷山沟,就看这一封信了。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眉头紧锁,声音有些急促:“老头子,你倒是拆啊!考上考不上,总得有个准信。”
父亲抬起头,盯了我一眼,递过信封:“小林,你自己拆吧。”
我接过信,指尖颤抖得厉害。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xx大学”的印章却清晰得刺眼。
我撕开信封,手忙脚乱地拽出那张录取通知书,扫了一眼,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脏猛地一跳——“恭喜你被大学录取!”
“考上了!”我捧着通知书,声音都在发颤。
父亲的烟掉到了地上,他愣了几秒,忽然猛地一拍大腿,兴奋得像个孩子:“考上了!咱家出了个大学生!”母亲站在原地,嘴里喃喃着“考上了”,眼里却早已噙满了泪水。
可高兴不过几分钟,父亲就沉默了下来。他低头捡起地上的旱烟,又点了一根,狠狠吸了一口,叹了口气说:“学费呢?咱家哪有钱送你去念书?”
母亲也沉默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家里的情况我再清楚不过,父亲是村里的木匠,靠给人打家具勉强养家糊口,母亲种着几亩薄田,两个弟弟还在上小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我们家看来就是天文数字。
晚上,家里一片死寂。母亲坐在炕头上发呆,父亲在院子里抽烟。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心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要不,别去了吧……”母亲终于打破了沉默,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咱家哪拿得出这么多钱?再说,大学生毕业了能分配工作吗?万一找不到工作,钱不就白花了?”
父亲狠狠瞪了她一眼:“你别说丧气话!咱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去读书!咱家穷,穷一辈子都没关系,可孩子不能像咱一样一辈子窝在这穷沟沟里!”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默默抹了抹眼角。
第二天,父亲带着录取通知书,挨家挨户地借钱。
他站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一边喊一边抹着汗:“各位乡亲!我家小林考上大学了,可学费还差一大半,求大伙帮帮忙,借点钱,我们家一定记着这份恩情!”
我跟在父亲身后,低着头不敢看人。
村里人围了过来,有人啧啧感叹:“这可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啊,能考上不容易!”
也有人摇头叹气:“老李,咱们都穷,谁家能拿得出钱啊?”
一整天,父亲跑遍了村里每家每户,却一分钱也没借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坐在院子里,神情落寞,嘴上却还倔强地嘟囔着:“再想别的办法,总不能让孩子放弃。”
我坐在一旁,心里又酸又难受。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说得对,我不该上大学,不该拖累这个家。
就在我们一家快绝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奇迹发生了。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乡亲们,咱村的小林考上了大学,可学费有困难。咱村穷是穷,可不能穷了孩子的前程!谁家能帮一把,哪怕一块两块,也算行善积德了!”
这是村长张叔的声音。他五十多岁,平日里话不多,但在村里很有威望。
广播一响,不一会儿,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有人拿着皱巴巴的零钱,有人带着刚卖鸡蛋换来的几块钱。
“张叔,这是一块钱,咱家就这点闲钱了。”
“老李,这是五块,你拿去给孩子交学费吧。”
“我家这几天刚卖了头猪,手头宽裕点,这二十块你拿着。”
刘婶是村里最穷的人,平时连油盐都舍不得多买。她从怀里掏出两张五块钱,递过来时还不太好意思:“小林啊,婶子只能拿出这点钱了,你可得好好念书,别辜负了咱村人。”
父亲激动得直抹眼泪,连声道谢:“谢谢大伙!谢谢大伙!等孩子有出息了,一定还大家的钱!”
就这样,54位乡邻,一共凑了八百多块钱。在今天看来,八百块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91年的农村,这已经是村民们能拿出的全部家当。
后来,父亲又四处借了些,总算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临走那天,村长张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林,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
我重重点头,眼眶湿润:“张叔,各位叔叔婶婶,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大学四年,我始终铭记着乡亲们的帮助。每当我想偷懒或偷懒时,就会想起那些质朴的笑脸。
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为家乡奉献。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回报当年的恩情,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走出大山,见到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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