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海

黄晓丹从《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到《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以下简称《九诗心》）是进步，是超越。那种新颖和震撼，都来自于《九诗心》将九位诗人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揭示历史的巨浪给他们的人生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通过他们在遭逢战争、被贬谪，或隐居避世等境遇时的强烈情感，揭示诗人在特殊时期如何用诗歌陪伴自己，抵御难熬的日子。向读者告知他们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怎样运用自己手中之笔去启发大众，得到光明，也使自己得到某种解脱，从而成就了伟大。

九诗人的千钧笔力

欧阳修一章，我们都知道那句著名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经常谈论忧患的好处，但《九诗心》也承认忧患对个人，可能很多时候意味着压抑。本书并不是消极地对待人生的暗夜时刻，而是正面揭示苦难对文学的意义，以及文学所具有的力量，“在中国文学中，常是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笔力千钧’的作品就会产生。读者也会通过读这篇作品，感到思想、情感和审美都整合在一个美妙的高度，堪称感知到人之尊严的高度。”

比如指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书写的死亡和乱离带有惊人的文学之美：“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这其实是女性文学在乱离中屡屡重现的经历：每当变乱年代，被颠出闺门的才女们一方面失去了社会伦理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社会文化的约束，往往会迎来创作力爆发的时刻，写出最沉痛、深刻、有力的时代之音。汉末的蔡文姬、宋末的李清照、明末的王端淑无不如此。李清照或许还高于她们。她所呈现的崇高，不仅是在乱世拼命活下来的生命力，还包括超越悲哀，揭露人根本处境的勇气。”

“吴梅村”一章也指出：灰暗时刻中也有光明俊伟的灵魂，但更多人无法活得坦荡。在愧悔的尽头，生命还能否前行，意义还能否重新生发？因之，苦难被赋予积极的意义。

诗歌也是独特的史料

只有那些有灵性的人才能够悟到历史的隐微之处。诗人是所处时代最为敏感的人。诗歌是其心灵的表达，诗歌是对命运的关切，只有那些对他人理解的人才能够听得懂。当阅读诗歌，便是与诗人心灵的对话。只有那些参透人生的人能够揭示诗人，通晓那些时代的表达者的语言，体味每一个词语背后的世界的真谛。本书一旦将美好的诗词的深刻解读置于彼时的历史背景下，往往会激发出震撼的美感。

但是因为诗歌是宣泄感情的，表达隐微的东西，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所以中国传统的史学记载缺少诗歌的地位，诗人往往难以在史学著作中有一席之位。史学家通常认为，经过筛选的史料所描述的历史才是可靠的，而诗人的诗歌是诗人个人感情的抒发，是局部的，感性的，是未经考索过的。当代史学家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是因为经过了专家的认真的、仔细的求证，诗歌才具有了史料的意义。

所以诗歌也是史料，是一种独特的史料，它更具有情感的因素，所以更为细腻地表述历史，它能够把诗人灵感发动那一瞬间的触动，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来。比如只要像《九诗心》那样使用诗歌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就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因为诗人处于历史之中，通过这些诗歌去揭示的历史也会具有形象性、逼真性、生动性。本书把诗人和时代结合在一起，把诗歌看成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学同等地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揭示出不一样的历史片段。本书找到“诗”与“史”二者的结合之处，历史是理性的，专注于宏大叙事；而诗歌是感性的，侧重于个体感受。于是以感性剖析理性，将历史的宏大与文学的浪漫结合起来，展现出更加全面、更加生动也更富诗情的时代画卷。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组成了本书的高度。

九位诗人，都处于时代的巨变之中，所以如椽之笔所描述，并且有他们的历史判断在其中，就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可以给后人以智慧的启迪。屈原的遭际是楚国重大的转折时期；曹丕居高临下的俯瞰人生，诗中所蕴含非一般人所能体验；李陵的身份改变正是国家之间战争的结果；陶渊明的隐居是避世，然而仍然关注着民生；杜甫之诗作被称作“诗史”，保存着人类共通的感情；欧阳修身居高位，影响一代学人，其诗歌更多地关照着时代；李清照经历家国之变，又以女性的视角深刻剖析社会；文天祥、吴梅村都经历鼎革，然而所处地位不同，都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启迪。这些都使得他们的诗歌具有历史记载的重要性，本书通过对九位诗人的诗歌揭示历史发展的精微之处，因此也具有相当的史料性，因此据之所写出的时代感更强，更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