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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昨天发布了《皖南事变前,毛主席警告项英“别犯1927年的错误”,项英直撂挑子》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蒋介石要灭新四军而后快,项英所处的皖南已成险地,毛主席从1939年11月开始,不断提醒、催促,甚至下死命令给项英,要他移师江北。但项英多方推托,就是不肯动窝,并不惜拉下脸面,辞职,撂挑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项英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吗?

说起来,项英也是经历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无数次从生死线上闯过来的牛人,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让他如此有恃无恐呢?

答案其实并不难找。

1940年3月29 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项英等人,要求:

“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项英先是在4月14日答

“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

4月16日又提出要

“调江北之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团全部急返江南, 以应大事变”,“为便于争取苏北, 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

到了4 月21日,更是大谈

“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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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还在4 月21日的电报中明确提到:

“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 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

细究项英的意思,是说,天下形势即将大变,新四军待在江南比移师江北更有搞头,将来国共相争,新四军可充当南天柱石。

也就是说,项英不肯移师江北,是因为他另一番雄图大志。

但是,从1937年到1940年,八路军已经由原先的4.5万人发展壮大到了50万人;而新四军成立时有1万人左右,到了1940年,也只有两万来人,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发展。

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新四军在军统区里是难打得开局面的。

毛主席因此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做了个规划:

“不要委托,不要饷,独立自主放手地扩大军队”,“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一年内扩大十万人抢。”

而根据白艾所著的《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的记载,项英对毛主席的规划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对叶挺、陈毅、袁国平等人发牢骚说:

“什么西起南京,南到杭州?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去一、二个支队犹可,军部去,大闹天宫,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项英的这一句牢骚,就彻底地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是的,他不肯移师江北,是因为害怕,害怕“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在他看来,江北是日伪政府和国民政府争夺的焦点,日伪军和国军在江北的力量都很强大,而且,江北大多是平原地带,比不上在在南方山区里打游击安全。

项英之所以在南方八省打游击打得风生水起,其所依仗的就是山区的复杂地形。

只不过,国共合作后,这些山区属于国统区,他不能再带部队进入这些地方打游击发展根据地了。

但是,“一旦天下有变”,也就是等日军打通了浙赣线,国民党第三战区撤走,新四军军部就可以进入黄山、天目山、武夷山等山区发展根据地了。

到那时,就可以放手打出一片天地了。

对于项英心里的这点小九九,毛主席看得清清楚楚,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们的主要出路在江北。困守皖南,是守株待兔的战术,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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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项英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毅曾叹息说:

“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

刘少奇完全赞同毛主席对项英“守株待兔”之说的评价,说:

“项英在皖南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待到兔,待出一只老虎来,结果把自己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