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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最核心的思想是“相”论，这一思想说到底也很简单，即认为凡事凡物均有一个使该事成为其事、使该物成为其物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相”（也有译作“理念”、“是”的），苏格拉底毕生所做的就是追问他所遇见的每一事或物的“相”是什么。他还没去追问到这些事物是否具有共同的“相”，即他还没提出世界的终极存在这类问题，但他的思想本身已包含这种逻辑，只要接着他的思路追问下去，迟早要提出终极存在这类问题的。在他的心目中，人、人的思想、自然物，都是同类的存在，都有“相”。沿着他的思路追问下去，出现了两种结果：一是科学的出现，即把人、人的思想、人际关系、自然界等等统一当作一种客观的认识对象，进而去追问这个对象何以会成其为自身的原因，也就是哲学史上所说的按“相”与“存在”同一的思路发展下去的结果。另一条思路是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将“相”与“存在”分离的思路，将“相”理解为是对某种脱离实体的抽象属性的概括，即对普遍定义的追问。沿这种思路走下来，发展出西方的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当代的分析哲学；这种哲学使思维远离存在，使思想远离实践技术，更像是种思想方法，与科学相距甚远。当然，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的训练，它在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对于训练科学所需要的思维素养也是有所贡献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沿着苏格拉底的思路，发展出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的知识体系。
所谓知识，在这里特指对客观存在物（包括现象界的存在和形而上界的存在）的性质与内容的如实描述。先前，人们不知道这些存在是怎么回事，后来了解了这些存在之后，把自己了解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写下来、记下来，就形成了知识。知识，是人类对未知世界认识后的产物，是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及分析，因而本质上是客观的。掌握了这种客观知识的人即是知识分子。由于这种知识是独立、客观的，有着不可动摇的力量，因而掌握这种知识的人也就获得了独立的、客观的力量。西方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独立的力量，具有与宗教和政治鼎足而立的独立性，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的独立性，简言之，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来自其知识的独立性！
中国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缺少独立性。他们总是要依附各种政治力量，毛泽东讥之为必须附着于“皮”之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形象地刻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人们常把这种缺少独立性的状况归因于中国统治阶级的专横和知识分子的性格软弱，这些看法均未看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软弱，之所以缺乏独立性，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独立的、客观的知识，尽管他们也受过教育，也读过很多书，脑袋里也记忆、存储了许多通常被人们含糊地称为“知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意见汇总。任何一种主观的意见均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它也有力量，但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客观世界的逻辑，而是来自于它的持有人的意志，谁更强悍、更精明、更心狠手辣，谁的意见就可以占上风，其他人就得服从这种意见；如果不服从这一意见，而且持有人也很强悍的话，那么，解决意见分歧的方法不是去与客观存在相对照映证，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决出胜负。在中国的所谓“知识”体系中，没有“真”“伪”这样的真理性判断，只有“对”“错”这样的价值性判断，依据的标准不是与客观实在是否一致，而是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的力量的大小，其实是以成败论对错。因而，读中国传统“知识”的古书，越读就越想当官，因为一切发自善良天性的美好理想，都必须借助意志的力量才能实现，而只有当官，即获得权力才能获得支配别人意志的力量。也就是说，这种知识体系本身就不断地从正面和反面复制着“读书做官论”的基因。
读西方秉承了苏格拉底传统的书，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政治、历史，越读越让人超然于人事之外，越读越让人沉溺于对客观真理探索的快乐，进而享受这种真理的客观力量所带来的世俗快乐之中。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先征服客观世界，再利用被征服的客观世界的力量来征服人，他们的知识传统所复制的文化基因就是这样。弗兰西斯•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这话仅适用于掌握了客观知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因为那种知识确实有力量；这话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就没有掌握那种客观知识，又何从而来的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性质与孔子一脉相承，孔子的核心思想归结到底，就是“恕道”，是一种基于经验与感情基础上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积累出来的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认识，而是极具主观色彩的个人看法。纵观孔子的全部言论，无非是对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各种意见，也就是说，孔子留下的、化成文字的东西，其实是各种主观意见的汇总，与客观存在是分离的。后来将孔学发展成儒学的那些人，又积累出更多的文献材料，这类东西也常被人们含混地称为“知识”。但实际上，作为一种主观色彩极强的意见，它称不上是“知识”，只是一种意见！整个中国学术史、或曰思想史，积累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而且数量巨大。这些东西由于不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也不具备客观世界所具有的力量。一代又一代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包括现代那些无论什么专业，但未曾在精神上自觉，却又被含糊地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一辈子所读、所记、所思的也就是前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因人而异，而且时过境迁后，常令人难以理解，要花很多时间去捉摸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工作耗尽了中国读书人的全部精力，导致这个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所谓“知识”，但却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由于意见的主观性，即它只能附着于具体的个人身上，因而，也从来不具有超出个人经验、特别是直观经验之外的扩张力量。这种所谓“知识体系”，由于缺少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因此形不成标准化的、可以批量复制的知识，所以缺少横向的扩张力量；又由于缺少对未知世界的惊奇与探寻，思维完全囿于可直观感知的已知世界范围内，所以，缺少纵向的创新能力。从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停滞的“知识”体系，它诞生时是什么水平，到现在就还是什么水平。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人心中产生如此强烈地共鸣，而且可以原封不动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不也正说明，我们现代人的思想程度，就是当时孔子的思想程度！
苏格拉底的思想则不同。一方面，由于他所追问的“相”是无穷无尽的，总是有新的答案，又总有新的问题，说到底，是由于客观存在的无限性，使得关于客观存在的知识也具有了无限性；总有新的未知世界被发现、被理解，因而，也就总有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思想中将“人”、“物”、“事”乃至人的“想法”全混为一体，这些东西都有“相”，那么，反过来说，只要有一种“相”，哪怕仅仅是在思想中建立起的一个“相”的概念，也就一定能找到或创造出一个体现这种“相”的物。这种想法赋予人类一种独特的创造能力，不是来自对客观上已经存在的物的摹仿的创造能力，而是源自思想自身创造出世界上并不存在着的物的能力！只要思想想到了，就能创造出来！汽车、飞机、核武器、计算机等等这些新的实物，就是先在思想中产生出关于汽车、飞机、核武器的概念，即汽车、飞机、核武器的“相”后，又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创造出的自然界本没有的东西。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只有在苏格拉底式的知识体系中才有进步，才有创新。
思想性质上的差异，造成了他们思想发生作用范围的差异。苏格拉底穷极物理的追问，使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哲学、科学、神学领域，而在政治、法律领域内，他缺少原创性的贡献，因而对西方的影响不如孔子对中国的影响大。
孔子在科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就是在社会知识方面，他也没有贡献出任何有科学色彩的想法。在这方面，他开了个不好的头，此后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他一样，均不关心自然科学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那些名气最大的人物均没有科学技术上的建树；而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建树的人，对这个民族的思想又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孔子之所以对科学问题不感兴趣，我想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也是后世那些中国顶级思想家们不关心科学问题的原因。一是他直观经验的思维方式无法从自然对象中看到更深刻的联系和变化，自然对象在他的头脑中是一种静止的不变的存在，没什么可以深思、深问的。一块儿石头，就是石头。他看不到这块石头背后还有什么使其成为石头的原因。而且，他大概认为对这类如此明白的存在再发什么议论是毫无价值的鬼话。后世的儒家学者王阳明曾经试图对“外物”（即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有所思考，他曾对着竹子苦思冥想，想弄明白“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含义，据说曾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大病一场。但他的解脱之道却不是发现了竹子之所以成为竹子的内在玄机，而是返回到主观的心理上，认为良知在心里，而不在“外物”。用通俗的话来讲，他放弃了对自然物的观察，回到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把概念、价值观等东西统统当成主观思想的产物。其原因，也就在于他和孔子一样，用经验直观的方式去看待“外物”，比如竹子，在直接的经验观察范围内，怎么看，也就是一个竹子，看不出什么别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若是说竹子有别的含义，也只是审美或价值评价上的意义，例如“未曾出土便有节，纵使凌云仍虚心”，这种东西其实完全取决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感受，其思维方式与孔子一脉相承。
第二个原因是孔子极端轻视体力劳动。在当时，体力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间联系最密切的一种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最容易产生对自然问题的兴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的主要原因是体力劳动获得的报酬少，远不如当官儿来得多、来得快，当官儿发财、过舒服日子的欲望斩断了他与生产实践的联系，同时也抑制住了任何对非功利事物的探索兴趣。孔子存有这种动机是明摆着的事儿，而且后来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也一直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就是眼下中国很多学习自然科学的博士、教授什么的，也以从政为目标，为了从政当官儿，宁肯放弃任何专业研究，说到底，缺少一种对知识的真正的热爱、缺少探索未知世界的快乐！追求现实的物质享乐，甚至被别人围捧侍候的心理享受，构成了中国人的主要行为动机，这种动机与孔子本人的动机如出一辙，遏制住了中国人对自然问题可能发生的惊奇，而这种惊奇正是西方科学赖以发生的基础。由于缺少这种基础，中国的思想系统内产生不了科学革命就不足为奇了。
孔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苏格拉底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自汉代以后，他受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一致性的追捧。历代帝王追封他各种称号，从“宣尼公”到“文宣王”、“至圣先师”，利用统治权力的力量将孔子塑造成具有神性的“文化之王”。孔学也在其后继学者的簇拥传递中演化成儒学，并深入民间，与民间的巫术传统结合后，起到了一种民间准宗教的作用，以致于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儒教”，孔子获得了类似“教主”的地位。一个生前落魄、四处碰壁的教书先生，死后为什么赢得后世几乎众口一词的追捧？分析起来，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孔子的思想和行为确有值得追捧、也可以追捧的地方；另一方面是那些追捧他的人怀有内在的想追捧他的个人要求。
孔子的思想与先秦其他主要文化的思想，如道家、法家、墨家等，虽然在某些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但在经验直观这种思维方式上是一样的，他们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而且是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在关注着。当然，得出的结论不同，这种不同也是孔子思想方式问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自己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就有不同的看法。拿他本人来讲，论及“道”时，像道家；论及旷放，如同庄子；论及“法”，像法家；如他对管仲那些非常手段的宽容。其实，管仲、孔子、荀子和韩非、李斯之间，有着一条非常清晰的共同的纽带，顾准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根本就没什么“外儒内法”，本来就是儒法一体的！不仅如此，还是儒释一体（儒佛一体）、儒耶（基督教）一体。外来的佛教只是在被儒家的思维方式改造后才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佛的觉悟被改造成为中国的孝与不孝之类的善恶报应后，才得以在中土发扬光大；而基督教也被改造成另一种儒教了，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教堂中都可以听到布道，这些布道内容多不是原罪与救赎，而是要孝敬公婆，修已安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事实证明，一切外来文化，都必得满足这块土地上最大多数人的心理需要才能被接受，孔子的思想正是这种心理需要的具体表现，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不过是这种集体心理需要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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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想家之所以被接受，不仅因为他有可接受的思想，还因为有想接受他的人群。
究竟什么是决定某个特定人群接受一个特定思想家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思维方式可以超越国家、民族、时代，乃至现实需要的限制，使一群人和某种思想挂起钩来。具有和这位思想家相同思维方式的人群，构成了能够接受这个思想的有效受众群体，因而形成一个“文化接受带”，并因接受了这种思想而形成一种文化认同标志，成为一种文化实体。这种文化实体与政治、血缘、地缘、语言等因素耦合后，又形成了地缘政治实体。这个“文化接受带”很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上是相互隔离的，他们间的联系仅仅是思维方式的一致性，而不是知识上的互相了解。换句话说，具有相同思维方式的人可能分布在互相隔绝的地理范围上，他们之间也不曾认识，没有过任何交流，但他们独立地以相同的思维方式思考着共同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他们忽然遭遇，发现对方想的问题和想问题的方法都与自己的一致，于是，就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不仅互相认同承认，而且还把那位思考得更为深刻成熟的人奉为共同的偶像。
接受苏格拉底思想的人并不是他同时代的同邦同胞，雅典人对这位自封为“神赐给城邦的礼物”的思想家并不欢迎，除了少数追随者外，大多数人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所以才投票判处他死刑。少数希腊人（包括雅典人）接受了他的思想，并使其可以传承下去。自从亚里士多德给予他以阉割式的肤浅理解后，希腊人和希腊化时代能接触到他思想的环地中海地区的各色人等，似乎并没有产生更强烈的共鸣，罗马人更是没当回事。真正接受他思想并发掘出其内在潜力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人，特别是科学革命以后的欧洲人，包括意大利人、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等等，其主体是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尔曼人，也就是说苏格拉底的真正受众是千年以后的欧洲人。
孔子的真正受众也不是他同时代的母邦同胞鲁国人，而是被秦统一后的六国子民，那也是距他死后五百年的事。从当时的观点看，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此后，既有融入同一个政治实体的鲜卑人、蒙古人、满清人先后接受他的思想，也有共同政治实体之外的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接受他的思想，以儒学为象征物的文化实体成为一种跨国存在。这些人之所以能接受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因为具有共同的祖国、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历史，主要是因为有相同的思维方式。能接受苏格拉底思想的人一定是相信事物均有其本质的“相”的人，而接受孔子思想的人则肯定是不理解何为“相”，只感悟到孔子“恕”道力量的人。
不过，相同的思维方式只是提供了一个人群接受某种思想的原因，还没形成接受的事实。受众与思想家之间必须发生接触，发生知识上的了解与认知，才能结合起来。这是思想家思想得以传播的中介环节，这个环节就是传承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最早是这些思想家的学生或朋友，或者是出于一种思想上的领悟与感动，又或者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维持着这种学说在知识形态上的传递，以后代代相传。这种传递过程可能很漫长，如苏格拉底思想被真正重新记起是大约两千年以后，在此前，他的学说只在一个狭小的知识分子范围内被人知道。孔子的思想也一样，只是在汉武帝和董仲舒之后，才获得巨大影响的。在传承过程中，这些中介环节很可能按自己的理解对思想原创者的思想有所修改、变动，但总的来说，在知识形态上，基本将其原创者的东西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不过，他们毕竟只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只能做知识上的传承，而不是社会性的扩大。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思想真正泛滥成潮，还有待全社会人群的介入。
让他们真正具有今天这种地位的，是他们各自的有效受众全体接受的结果，这群受众包括各个阶级地位的人。苏格拉底的思想的传承赖于基督教兴盛期创造出的教士阶层，这些人在修道院里以同一种方式的苦思冥想终于孵化出了近代科学。国王们看到科学创造出了有助于他们争霸天下的物质力量后，便将这种知识引向更为辽阔的世俗世界。于是，掌握这种知识的人远离了最初的蒙昧的僧侣集团，成为独立的欧洲近代知识分子，他们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大学和研究院，以及后来生产和商业领域扩张后出现的知识专家集团。
孔子的思想也依赖于读书人群体的整合与扩大。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扩大的行政管理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进入官府的机会，更多的读书人在其未仕阶段，读到终身汲汲于官门以求俸禄的孔子的言论，真是太有同感了，更何况这些言论本身就包含有官场上最为实用的官腔官话。那些自马上得天下的草莽帝王们，在周围读书人的反复劝说中，发现孔子这套思想居然是一种可以快速构建和平秩序的技术手段，于是，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以那种强悍的草莽气魄，将其强制性地推广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发生学的过程看，是先有了这种政治秩序之后，才去寻找孔子思想这件外衣的。不过，当孔子思想被打造成儒学乃至儒教后，这件外衣有了形式上独立的意义，以至于后人常认为是儒家思想塑造出现实政治秩序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不论哪朝哪代，最初的天下都是得自马上的厮杀，流血满地，建立起政治秩序后，才拉出战战兢兢的儒生们，用哆哆嗦嗦的诵书声平息战场上的金铁交鸣，逐渐以书香清洗血腥，但又总清洗不净，因为从思维方式上看，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东西。
有些人常把儒学在中国官方化看作是统治者单方面的事情，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善良的误解。其实，中国的一般民众未尝不想当权势者，他们和那些“想做权势者的人”有着共同的理想，绝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都会要自己的子女读书，初看起来，读书是重视文化的好传统，但仔细分析他们要子女读书的目的，却发现，在古代就是考科举，当大官，出人头地，做“人上人”；在今天就是找个好工作，具体说，或是到政府当干部，或是到外企拿高薪，其实也就是当大官，挣大钱，总之还是摆脱下层老百姓地位，做所谓“人上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这就是我们的民众，与权势者们和孔夫子们有着共同思维方式的民众。正是这种民众和权势者的共同联手，才造就了孔夫子地位的。进一步说，权势者也是从大众中产生的，是共同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共同创造了大家共同认可的统治方式。近代以前中国改朝换代多少次了，但政治统治方式从来没有变过，足以说明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与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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