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760年1月的一天,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英国人在报纸上开启了他批评时政、讽刺社会的连载,上到英王铺张的登基仪式,下到街头巷尾的虚假医疗小广告,都没能逃过他的妙笔。这些文章机敏幽默,广受欢迎,带动了报纸的销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系列的连载并非以他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远涉重洋、到英国旅居的中国人的口吻,以书信的形式写就的,其中多次提到孔子的格言(经欧洲人改写版)、帝王的传说(虚实结合版),以及作为英国社会文化对立面的一个遥远而理想的东方异邦……

两年后,这些书信经过整理、增补,结集成书,这就是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有人说,它可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比肩。

什么是“世界公民”?诞生于17—18世纪“中国热”风靡一时的欧洲,这部书对东西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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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

作者:[英]奥利弗·哥尔斯密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两希文化之外的第三个源头

学者范若恩在为《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所属的《近代欧亚文学交流互鉴》丛书作序时说:

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源头。在此之外,学界近年开始日益关注西方现代文明在两希文化之外的第三个源头,即启蒙思想兴起的18世纪。正是在这一世纪中,英国桂冠诗人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咏叹道:

希腊和罗马已经使人厌倦

两国魅力不再……

今夜的诗人乘着鹰翼,

为着崭新的真理,向着光之源头翱翔

直至中国的东土,勇敢地带回

孔夫子的教诲,让英国人聆听。

回眸历史,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理性、科学、自由、民主等启蒙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之西方。然而,作为时间概念的18世纪,其空间内涵已经急剧扩张,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时期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的世界观念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段。霍格森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出现于14世纪,在17世纪晚期之前,东方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 而欧洲反而只是它的边缘。法国学者施瓦布(Raymond Schwab)在20世纪中期甚至认为,正是对东方的发现推动了西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使得欧洲与非洲、亚洲、美洲一系列他者文明相遇,加速了西方对固有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的革新和启蒙思想的形成。他者的文明,尤其是东方的文明,并非仅仅作为西方的对立面或者器物层面的风尚而存在,而是深刻地融入到西方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后者学习借鉴的对象和反思构建自我的方式。这即杜克大学已故比较文学学者阿拉瓦穆登(Srinivas Aravamudan)提出的,世界并非从东西对立中产生,而是源于多种差异性、知识、认识与趋向,“世界文学发轫于在人类的探索中被置于一起的各种语言的语言学和文化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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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译策略、社会批评,

以及作为素材的“真实的”非欧洲

范若恩这样介绍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的背景及内涵:

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如果某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作家仅凭自身作品难以推动系统变革,翻译则将变为他们使用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会选择以伪译的策略“掩护”其写作,以“免受攻击”或者“避免直接和主流诗学对抗”。具体到18世纪,当代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认为:“地理大发现已经使人们无须再从已消逝的远古中寻找模式了。在乌托邦作家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启蒙运动的先觉者,如维柯、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卢梭。他们愈来愈常借用一个‘真实的’非欧洲为素材,从事密集的颠覆性写作,以攻击当时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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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又译作戈德史密斯、戈尔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就是这样的一部跨文化作品。17—18世纪,大量中国的器物(如瓷器、漆器、织物、墙纸)和它们的欧洲仿制品掀起了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与此同时,欧洲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文化中更看到了自然、理性、道德等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精神。中国君主被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视为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被认为是道德和法律完美结合的化身。在英国,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早在17世纪末就称赞中国人在孔子教诲下,“学习并致力完善自然理性, 在一生所行中不会犯错或偏离自然理性”。将遥远的异邦理想化,其目的是引入对本国的思考甚至批评。18世纪的欧洲文学就流行以一个来自异邦的旁观者的视角,借助后者外国人的身份,深入对比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而针砭时弊,以求推动自我的革新。意大利人马拉纳的《土耳其间谍》、法国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德·阿尔让的《中国人信札》等18世纪名著均为此类代表。在英国,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57年推出了《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A Letter from Xo 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 Chi at Peking),借中国人叔和之口抨击英国政治和英国人的性格,这就直接启发了哥尔斯密创作出18世纪欧洲涉中国题材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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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采用书信体形式,借虚构旅英河南人李安济和友人、家人的通信,讽刺英国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当时英国著名的《绅士》杂志1756年1月卷刊登了一首中国乐曲的曲谱,作者化名A. B.,声称这首曲子是一位从葡萄牙辗转至伦敦的中国商人曾为其演奏的,“曲调简单,却有我国大多数乡村舞曲缺乏的勃勃生气”。这是中国音乐第一次在英国奏响。据考证,其演奏者名为林启(Loum Kiqua),曾与约翰逊博士会面。沃波尔和哥尔密斯有可能通过后者结识了这位中国商人,并将其名字转化为李安济。《世界公民》全集包括123封信件,涉及大量中国故事、寓言、语录、哲理,堪称面向18世纪读者的一部中国知识百科全书。哥尔斯密曾说:“如果一个作者弄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什么不是中国,他完全可以聊以自慰,因为很少有读者能识别这是哄骗。”他笔下的李安济口吻、 言辞夸张, 让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他塑造出一个滑稽丑陋的东方主义他者甚至东方主义骗子(带有东方色彩的骗子);但如果我们将其作品放入英国从艾迪生以来的讽刺传统中,则可看出李安济属于艾迪生、斯梯尔创造的旁观者俱乐部中如考弗莱爵士等目光独特、语言辛辣的批评者类型。哥尔斯密借这一人物,并非只是讽刺英国,更是表达了一种对于未来的世界的愿景。与李安济形影不离的是其英国好友黑衣人,他性情古怪,却在和李安济的交往中不时显露出率真善良的一面。他既是哥尔斯密的自我投射,又何尝不是作者在借外国人之眼光对国人百般讽刺之余,塑造的一个理想的英国人形象?而在小说的尾声,李安济之子和黑衣人的侄女历经患难而终成佳偶定居英国,李安济则和黑衣人周游列国,更直接表达了作者对于东西融合,创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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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 = 哲学家?

那么,什么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的译者王巧红在脚注和译后记中这样解释其概念和由来:

在18世纪,“哲人”(philosopher)的概念与“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类似。

“世界公民”常常用来表示一种思想开放和中立的态度。“世界公民”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和中世纪的诗人但丁等对此均有表述。它有多重内涵,通常指一个人不赞同源于国籍的传统地理划分。17世纪后期英国政论家坦普尔爵士在任荷兰大使时称,荷兰联邦的各国人民相互往来影响,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1751年, 法国作家蒙布罗恩出版了一本自传性的作品《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Le Cosmopolite ou le Citoyen du Monde),叙述他旅游的动机时表述要做一个“世界公民”, 因为“宇宙是一本书, 但你只看了自己的国家时, 你只读了书的第一页”。他声称自己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所有国家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居住地。”1766 年,约翰·兰霍恩在《友谊和想象的流露》(The Effusions of Friendship and Fancy)中使用了“世界公民”:“我们不是世界公民吗?我们不都是普世君主的臣民吗?宇宙不是我们的家吗?不是每个人都是兄弟吗?贫穷者和不自由者是一种仅限于特定国家、社会的慈善行为。”

《世界公民》出版后第七年,1769年, 一名叫作奇官(Chitqua)的中国人来到伦敦。他和《世界公民》中的中国人李安济有很多相似处:来自广州,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来到英国,在英国住了三年,受到英国各个阶层的欢迎。历史学家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考证了奇官留下的两件作品。哥尔斯密的好友珀西(Thomas Percy)叙述了自己1770年和奇官进餐的情形。哥尔斯密在《世界公民》中似乎预见到一位中国人来到英国,也表明英国已经为与中国的一次实质接触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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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

作者:[英]奥利弗·哥尔斯密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奥利弗·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代表作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剧作《屈身求爱》,诗歌《荒村》《旅行者》等。

译者简介:

王巧红,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目前主攻奥利弗·哥尔斯密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 18 世纪的英语书信体小说,作者虚构了旅英华人李安济致友人的信件,借此讽喻英国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全书共有书信 123 封,大量涉及中国的故事、寓言、语录、哲理,堪称面向 18 世纪外国读者的一部中国知识百科全书。

中国人李安济曾在广州居住,会讲英语,在欧洲商人的推荐下游历至伦敦。在这里,他广受欢迎,和英国朋友一起游历伦敦各地,和各阶层的人交谈,将见闻印象写信寄给北京礼部大臣冯煌。李安济离开中国后,他的儿子兴波来欧洲寻父,在途中被俘为奴,后设法逃走并解救一名女奴,父子二人的通信充满戏剧性的变故和道德说教。最终父子二人在伦敦团聚,兴波与他解救的女奴泽丽斯在伦敦完婚定居,李安济则与他的英国朋友继续游历世界。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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