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诗宋词那么厉害，别的朝代就没法比？|唐诗|宋词|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诗赋|进士

假设我们能穿越回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便走进一家音像店，从琳琅满目的货架上随便拎出几张不起眼的专辑，放到今天可能张张都是经典，甚至不乏某些人口中必须“跪着听”的杰作。但在当时基本没什么人把这些东西当回事，甚至不乏抨击之声，比如靡靡之音啦，比如庸俗低级啦，比如会带坏小孩子啦。

反正我那时耳朵里充斥着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声音。

但在仅仅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像样的新歌、好歌了，只能靠老歌打发度日。这是为啥？有人说是人才断档，有人说是江郎才尽，更有人能扯到制度、体制上去再黑一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传统的音乐产业链被互联网大潮击垮。而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搞创作、发新歌不但风险高收益还得不到保障，所以老歌手干脆躺平啃老（歌），新歌手根本没出路。这样一来哪来的新歌、好歌给我们听？

所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而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能找出来的更多。

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两个黄金时代。其一是春秋战国那个思想剧烈激荡、碰撞的大启蒙时代，再一个就是唐宋。前一个好理解，毕竟近代以前我们几乎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萌发、诞生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文章诗赋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副产品罢了。

但后一个呢？

从秦汉到南北朝足有800多年，能让我们张嘴就来的著名诗人有几个？也就三曹以及陶渊明等寥寥数人罢了。次一级的如鲍照、谢灵运以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什么的，名头可能有人听说过，但要谈及其作品，哪怕是一两首代表作，恐怕大多数人只能干瞪眼。

宋末到近代也有六七百年，比较知名的诗词大家如元朝的马致远、张养浩、元好问，明朝的陈子龙、杨慎、徐渭，清朝的袁枚，赵翼，纳兰性德等等，数量相对多了些，但大抵是托了前朝遗风的福。单论到质量，别说跟李杜苏辛这些唐宋第一流人物比，便是次一级的王白欧陆乃至再次个两三个级别的诗人词家单拉出来，没准都能把他们甩出几条街。

这么说吧，别的朝代最顶尖的诗词作品，放在唐宋也就是中等水平，想偏上都费劲。

这是为啥？都是中国人，唐人宋人的脑结构也没突变过，凭什么他们写出的诗词就没人比得上，就是比别朝的强？

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跟我们今天听不到新歌、好歌的道理一样，都是利益使然。

关于科举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激进派认为先考试、后当官这套逻辑早在汉代就已经作为一项传统被确立了下来，保守派则认为科举作为选官制度直到唐朝才开始。但普遍的观点则认为科举始创于隋，在唐得到推广，至宋获得统治地位，到明清才发展成熟，达到鼎盛。

那么问题来了，各朝的科举都考什么？

隋朝时科举初开，各方面的条件和制度都不成熟，考试科目也仅有秀才、明经和进士等几科。其中秀才、明经考的比较基础，就是考核考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理解和应用能力，简单说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够厉害就能过关。进士科就相对高端了，要考时务策和杂文，这可不是死读书就能搞定的了。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高大上的地位，并最终一统科举，让其他科连当陪衬的资格都捞不着。

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增开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但最重要的还是进士科，想要入仕后顺风顺水的往上爬，唯有进士科是捷径。

唐朝进士科在大多数时候有贴经、诗赋和时务策这三项考试内容。其中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挑出几段并用纸条贴盖其中的关键字句，然后让考生默写出来，类似今天的填空题，考验的是考生的基本素质。至于时务策就是政论文，诗赋则更好理解——考官命个题，考生就去推敲苦吟吧。

宋朝科举所设科目和考试内容则非常多变。宋初时开设的科目比较庞杂，包括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仍以进士独贵，余者被归入“诸科”，属于考上了也等于白考的鸡肋性质。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也大体沿袭了前朝的传统，还是贴经、墨义（相当于今天的简答题）、诗赋那老一套。王安石变法后把诸科统统取消或并入进士科，考试内容也全部另起炉灶的变成了经义、论和策。

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考诗赋了。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终沦为一场党争。而科举取消诗赋也成为变法派与保守派激烈争论和斗争的战场之一，其中“保诗派”的头号大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坡居士苏轼。

因此科举又曾一度废经复诗，但随着变法派的反扑“专经”又再度回潮。元祐四年（1089年）的时候又把进士科划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才再度回到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并一直延续下去。

元朝的蒙古人一度取消科举，后来恢复了也走的是“专经”路线。直到明清，干脆只考进士一科。不但只考经义，而且形式上还必须是八股文，谁敢标新立异敬请滚粗。

至此，科举完全成熟，达到了极盛，也保守到了极致，自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本文说诗词，结果讲了一大气科举。看似离题万里其实不然——就像如果哪天国家宣布高考不考英语了，你看还有几个人愿意学那玩意？

任何东西的兴起与流行，必然都是建立在庞大的应用基础上的。而这个基础，则一定是利益驱动型的。

诗词自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是诗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为啥？因为大争之世嘛，各国都求贤若渴，可问题是怎么分辨人才和蠢才？

随便来个人就长篇大论的讲如何富国强兵，那一个国家的国君和大臣也不用干别的了，天天光蹲那听人侃大山，这像话吗？毕竟不是谁都有孔孟那么大的名气，能让一大堆国君老老实实的排队在那听你嘚啵嘚，那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引起为上位者的注意？

当然是短小精悍、字句精炼的诗词歌赋最有优势了。考核的人随便搂上几眼，就能对作者的文字功底、学识水平以及思想维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不能用、该怎么用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

像宋玉年仅17岁就以诗才闻名，被楚国辞赋大家景差所喜，于是被推荐给楚襄王当文学侍臣。因为是天子近臣，有机会经常跟楚王唠嗑，所以很容易出人头地，21岁就当上了议政大夫，正式成为一国大佬。

当然要论强国治国乃至于权谋手段之类的本事，宋玉能被商鞅、张仪、蔺相如、申不害什么的甩出八条街去，但也不能就说他没用啊？能臣干将固然不可或缺，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官员，其实都是成就普通、才具普通，干的也是普通的平常事，但却不可或缺。

即便宋玉只会写辞作赋，也不能说人家百无一用，毕竟文字工作也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像宋朝科举改革后重经义轻诗词，导致选拔上来的官员语文功底大幅下降。朝廷颁布的各种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书的质量低劣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甚至在国际交往中闹出了笑话。最终忍无可忍的宋高宗赵构干脆在绍兴三年（1133年）开设词科，专门招募写手为官。

词科发展到后来，就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博学鸿词科。

从秦汉开始，为何诗歌的发展进入了相对的低潮？原因也很简单，大一统了嘛，所谓的贤才再也没有了东游西窜到处拜码头的机会，只剩下了给朝廷效力这一条路可走。

秦朝实行军功爵制，想出人头地要么去当兵砍人头，要么面朝黄土背朝天去修理地球。始皇帝甚至规定民间有敢口称《诗》、《书》者皆弃市，还搞个毛线的文艺创作？

汉朝的情况好得多，起码写诗不会被砍头了。不过刘家皇帝选拔人才的办法叫察举制，啥叫察举呢？就是朝廷制定出所需人才的类别和标准，然后地方官照方抓药，逮到合适的人选就送去长安接受考察，合格了就能当官，这就是察举。

而汉朝察举人才的科目，包括举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孝弟力田、明经、明法、明阴阳灾异、勇猛知兵法等一大堆。看似包罗万象、啥人都要，但其实跟后来的科举一样还是分轻重贵贱的。像岁科（定期选拔）中以孝廉为最重，特科（非定期选拔）中又以贤良方正地位最高，而甭管哪科选人，都以“德行”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哪怕某人才华高到能上天，用了他大汉朝能成仙，但就是十分缺德，那也敬请滚粗……

可问题在于演技是当官的基本素养，大家都是好演员。再缺德的混账玩意要是装出一副老实相，你该怎么分辨？所以到底是有德还是缺德，也得弄出个衡量标准。最终朝廷给出的答案也不意外——大汉以孝治天下嘛，那就比比谁孝顺，谁就不算缺德，就可以做官了。

于是乎在汉晋等朝，想当官的人人争做孝子。但孝子太多，让察举者察不过来，那咋办？好办，孝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就得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二十四孝》中大多数的典故，尤其是那些脑洞大开，让人不知该称之为奇葩还是蠢行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哭竹生笋什么的，大多发生在这个时期。

没办法，不孝得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你凭啥去当官？

既然搞行为艺术是当官发财的捷径，谁还有心思去吟诗作赋？因为没好处嘛。就像司马相如，身为汉赋四大家之首，号称赋圣辞宗，就因为汉景帝刘启对文学不感兴趣，所以四处求官而不可得。好不容易等到刘彻这个发烧友上台了，司马相如终于如愿得官，但终其一生也仅被当作个私臣或弄臣而不得重用。

为啥？因为大家觉得这厮比较缺德嘛——谁让你老兄有过勾搭小寡妇私奔的黑历史呢？

后来因为察举制被弄成了任人唯亲、私相授受，所以在东汉顺帝时推行了阳嘉新制。这项改革措施简单说就是人才被察举出来后，还得考试，合格了才能当官。那么考啥呢？“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还是跟诗词歌赋没啥关系，司马相如们还得继续憋着。

魏晋南北朝就更完蛋了，因为察举制的终极升级版——九品中正制又被整出来了。这玩意其实还是察举，只不过察的是出身门第，干脆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这下子就算把行为艺术玩出花来都出头无门了，更何况那帮写诗作赋的酸丁？

就算谁能写得把李杜苏辛远远的甩出八条街，也请远远的滚粗。

但到了唐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士族门阀盛极而衰了，又被杨李两家皇帝往死里整，九品中正制也玩不下去了，现在流行考科举。

但科举考啥呢？可能有人习惯性地张口就来，考儒学呗。不过这在别朝是个标准答案，偏偏唐朝行不通。为啥？因为唐人对儒学并不怎么感冒，也就是嘴上说着温良恭俭让，实际骨子里全是暴凶傲奢争……别的不说，你看有资格蹲在孔庙里边陪祖师爷吃冷猪肉的历代贤良硕儒高达156人，结果泱泱大唐就入选了可怜的两人（韩愈和陆贽），就知道大唐和儒家彼此有多不待见了。

所以唐朝科举的进士科，就考个最基础的贴经跟儒学有关，还是为了淘汰浑水摸鱼的东郭先生用的。剩下一个时务策，其实也没人当回事。

道理很简单。就像在今天的高考作文命题出个“怎么打赢跟美国的贸易战”的题目，谁认为能让无数国内相关领域精英都挠头的问题，会被还未走出象牙塔的稚嫩学生解决？同理，要是李世民让进士科的考生解答“怎么把颉利可汗抓到太极宫给朕跳舞”或是“如何让崔李范卢王那些士族混账统统死翘”，还不如直接去找李靖或长孙无忌……

王安石变法时把科举考试中的诗赋改成策论，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就是让那些毫无从政经验的考生讨论军国大事，得到的答案要么幼稚可笑，要么理想化得毫无可操作性可言，要么就是陈词滥调得令人想吐，真是没法看啊……

因此时务策这玩意，考官就是随便看看，只要没写成大逆不道或是太招人讨厌，一般都是给个差不多的分数就算拉倒。那么怎么确定一个考生是取中还是黜落？主要就是看诗赋。

如今经常看到有人嘲讽以诗赋取士的一个老梗，就是作协ZX懂什么治国？

这句话放在今天可能适用，但在唐朝却不一定。人家的“作协ZX”还真就能治国。

一部《全唐诗》，共收录了有唐一朝2200位诗人的48900首诗歌。其中的诗作者可不止我们熟悉的李杜白王，还囊括了像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这样的皇帝，像王珪、魏徵、虞世南、上官仪这样的名臣，甚至连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这样公认的奸佞也被囊括其内。

别以为上述这些大人物是凭权势官威才得以入选，人家靠的可是实实在在的文华。比如贞观大帝李世民的这首《赐萧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难得的佳作：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全唐诗·卷一》）

而且被《全唐诗》收录进来的诗人中虽然不乏渔夫樵人、僧道伶工之类的平民，但其中的大多数，尤其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诗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过当官的经历。

也就是说如果唐朝有作协，那么这个协会的大多数会员同时也是朝廷官员，怎么会不懂治国？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孟浩然了。这位恐怕只有王维可与之齐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确实一生未曾入过仕途。但他也是在四处投递诗赋、干谒公卿名士以求晋身达18年之久仍然未果后，才心灰意懒隐居山水的。事实上这位孟山人才是整个大唐求官求得最惨的，李白起码还混到了个从八品的左拾遗呢，要跟老孟比起来还得偷着乐去。

起码唐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要是诗写得好，官当得起码不会太差。

为啥？这要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知识体系说起。

教育成为全民普及且普惠的一种产品，还得从新中国成立说起，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点时间连微不足道都算不上。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教育都是一种昂贵且极其稀缺的珍贵资源。有多贵？据有关史料记载，全篇不过两万多字，在我们看来只是本薄薄的小册子的《论语》，在唐时长安的售价折合成今天的物价，大致相当于五千元人民币。

就问在今天要是五千块才能买到一本教科书，那还有多少人能上得起学？

更要命的是，就算谁爹妈砸锅卖铁给孩子买回本《论语》，还是屁用不顶。因为要想过科举，光有教科书只是最基本的，关键的还在“教辅书”。因为考试要考的可不是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边说过啥，而是相关的条例、章句以及传诂，这涉及到的可能又是几十乃至上百本书。更关键的是，这些“教辅书”就算你想买，也没处买去。

因为这些最宝贵的知识，都被士族门阀所垄断，绝不会印刷得到处都是然后满大街去卖。别说五千块一本了，你就是出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人家都不卖，而是传之为“家学”——只有本族子弟或依附门下的走狗才有资格学。

所以整个贞观年间，出身寒门还能爬上高位的唯有马周一人，还是托了与李世民风云际会的机缘，就是这个道理。占据人口九成九的普通人家有的是人才，但根本没有成为人才的机会。

所以在那个年头能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的，大多数都是士族门阀的人。

而隋杨唐李最上心也是最能让他们精神抖擞的，就是斗士族——成天从朝廷里往外清世家子弟还来不及呢，再在科举里考人家最擅长的儒学，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所以考啥也不考儒学，那就只能考诗赋了。

而且在那个没有科学或者说科学不被重视的时代，考诗赋确实比考经义合理。

朝廷科举取士，可不是直接选拔宰相、尚书之类的朱紫高官。唐朝的进士取中后，绝大多数都是授九品官，顶多八品，干的都是最基层和最基本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那些能通贴经、墨义的就能干，甚至可以说只要是能识文断字的都做得差不了，为啥非得让进士干？

因为在宋朝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信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话。所以进士作为宰相的种子，必须下基层锻炼，而且必须表现优异，对地方政务极为熟稔了才有可能被调回中央，从此步入升官的快车道。

像宋明等朝那样优秀的进士直接扔进翰林院，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结果培养出来的重臣只会纸上谈兵和清谈误国。

但基层锻炼只能保障进士的下限，那么上限的深浅该怎么测量？答案之一就是诗赋。

在那个只有文科的时代，要考察一个人的智慧、反应、格局、文字功底以及思维的开阔度等方面的能力，有什么是比让他限时限题作首诗或赋更有效的办法呢？

那么诗赋考出来的和经义策论考出来的宰相，到底哪个更靠谱？

唐朝的进士都考诗赋，明清的全考经义策论，没啥可比性，不过宋朝就不一样了。北宋的宰相除了徽钦二帝驾下那帮废物和奸佞外，所有的宰相都是考诗赋考出来的；而几乎全部的南宋宰相，统统都是“专经”。

偏偏还有无数人成天嚷嚷“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孰强孰弱，还用说吗？

科举必考，积分权重还最高，自然让读书人趋之若鹜。而诗赋的作用，还不止于此。

比如唐朝虽有科举，但并没有多重要，因为还有举荐、门荫等多种途径可以入仕。这也导致了中唐一朝289年里当上宰相级高官的524人（次）中，通过科举入仕的还不足一半。更关键的是，唐朝科举虽然理论上年年搞（共开科268次），但录取人数跟后来的宋元明清等朝比起来少得可怜——录取最多的一次是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共录取56人；最少的一次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才录取了12个；而年均录取数，也只有27人。

而每次进京赶考的考生通常多达两三千人，也就意味着99%将惨遭淘汰。而在其中占比极低的士族子弟，仗着基础扎实（家学渊源嘛）、关系过硬，又要理所当然的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录取名额（唐朝宰相中，出身士族的占比高达65.8%）。那么出身差点的或是干脆寒门出身的，岂不意味着永无出头之日了？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诗赋就是他们撬开拦路石的一件最有力的武器。

经常看到有资料介绍说武则天首创了科举试卷糊名防作弊的措施，其实这事跟我们理解的还是有点出入的。女皇陛下只是要求在确定进士工作分配的吏部释褐试中必须糊名，而决定考生能不能中进士的礼部试，则既不誊录也不糊名。而把考生当贼防、建立起完善的反作弊措施，那已经是宋朝以后的事了。

也就是说，唐朝的科举是可以作弊的。不但可以作弊，还是公开的作弊，甚至在官方都是鼓励作弊的。而在当时最通用的一种作弊手段，就叫“行卷”。

啥叫行卷？唐朝的科举规定，主考官不能“一卷定终身”，万一哪个考生发挥失常，岂不让朝廷痛失英才？所以考官在确定考试名次时，除了以考卷为主要依据，还得参考该考生以前作品的水平和声望。不仅如此，那些在政坛、文坛上有影响有地位或者与考官关系密切者，还可以公然向其推荐人才，甚至能决定录取名次，称之为“通榜”。

所以说唐朝的科举，其实在考前就有了结果，考试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基本上考官得到任命以后，再跟重臣、士族商量、交易一下，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不是很不公平？肯定是，但又不完全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斗争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士族门阀几乎垄断了朝廷所有重要的职位，经常把皇帝搞成光杆司令。后来隋杨唐李发了狠要斗士族，双方斗争最激烈的，就是在人事这一块，才搞出了个科举。

杨坚李世民们搞科举，最根本的目的可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打破士族门阀对朝廷官员的全面控制，给庶族寒门的人才打通上升通道。不过前文说过，士族门阀掌握着当时最顶级的教育资源，所以人家会怕考试？当李世民“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后不久，就发现这帮新晋进士不是姓崔就是姓卢、姓郑，不知道会不会尴尬到用脚在太极宫抠出个三室一厅？

事实上在整个贞观年间，出身寒门又能晋身高位的仅有马周一人，还不是科举考出来的。

这样一来，科举搞起来还有毛用？所以李家皇帝后来干脆公开作弊，考试前就先把“势力范围”划分清楚，总比被士族门阀将进士全包圆了要强吧？

可世家子弟大家都熟，出身寒门的大家都不怎么认识，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才实学？所以每到科举将开时，各方势力都会大开文会、诗会吸引考生参加，从中遴选自己所需的人才。同时还鼓励考生将自己平日写下的诗文编辑成卷，呈献给考官和有能力决定录取名次的人，并对其中的佼佼者予以推荐。

这种行为后来形成潮流，被呈上的文集、诗集就被称为“行卷”，与科举考试中的试卷相对应。考官批卷时往往是一手试卷一手行卷，两手都够硬的，自然就成了进士。

就算录取名额有限没取中的，行卷的作用仍不可小觑。像诗圣杜甫虽然屡试不第，但他呈上的包括150首诗的行卷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才有了向李隆基献《三大礼赋》而得官的资格。

而在进入仕途后，诗赋仍是官员改变前途命运的大杀器。

比如著名的边塞诗派，又被叫做高岑诗派。为啥？因为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成就最高，谁都比不了，那他俩为啥都跑边塞写诗去了？

话说这两位都早早高中进士，但始终混不出头，后来干脆一咬牙一跺脚，跑到边疆军队里赚军功去了。而跟他俩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王维、王之涣、王昌龄、崔颢、王翰等一大票诗人，共同打造了唐诗中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即边塞诗派。

虽说汉唐读书人一手捧卷摇头晃脑一手拿刀嘎嘎乱杀是常态，但真要扔进战争这个血肉磨坊里去打几个滚，估计也没几个能囫囵着爬出来的。那这帮家伙还争相恐后的去送死，而且还大受欢迎？以至于开元天宝年间哪个封疆大吏到边关任职，若没随身带走几个著名诗人，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看看岑参的经历，答案就有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岑参在封常清的邀请下加入其幕府，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不久后封常清率军于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大破吐蕃，凯旋归来后岑参立即献上组诗，即著名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该组诗流传到长安、洛阳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其中的第六首，更是脍炙人口、传唱一时：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
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

更重要的是，封常清因此诗名声大噪，成为市井乡里妇孺皆知的一代良将。而像哥舒翰、高仙芝等人的名头那么大，当然大部分是靠自己的本事打出来的，但仍然不能否认他们身边的“御用文人”的炒作之功。

要知道岑参虽然贵为天宝三年（744年）科举的榜眼，但也仅授了个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从八品小官，也不知道要在宦海挣扎浮沉多少年才有出头之日。结果两次出塞后靠一笔好诗名声大振，归京后就一路升官，最后做到了正四品的嘉州刺史。

所以会写诗，尤其是写一首好诗，在唐朝简直就是官场助推器。所以但凡是个读书人，就没有不学诗、不写诗的。有了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搞出个诗坛的黄金时代有啥可奇怪的？

但唐朝掀起的这股诗潮，从晚唐五代开始就被猛踩了一脚刹车。

原因有二。其一是世道乱了，手里拿刀的武夫成了社会的主宰和特权阶级。只有成为武夫，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保障以及较高的地位，哪怕读书读成了状元在刀子面前啥也不是，自然不再受到追捧；其二是士族门阀被黄巢和朱温联手杀光了，自隋唐以来300多年人们习以为常的那套人才培养系统瘫痪了，科举可以公然作弊由各方势力瓜分人才的基础也不存在了，想行卷都不知道往哪儿投递了，再写诗还有啥用？

没了利益，仅凭热爱，是撑不起一座诗坛的。

北宋立国后开始重视文官的培养，科举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王安石变法前的一百多年里，科举仍以诗赋论高低，可我们看看这一时期北宋涌现出来的著名诗人，比如晏殊、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等——单以诗论，比起李杜白王等第一流的唐朝诗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为啥？要论才华，苏欧王范未见得比李杜白王逊色。之所以诗没人家写得好，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家的心思不在这上边。

唐朝第一流的诗人，虽然基本都能当上官，但要么是上不得台面的小官小吏，要么像白居易、元稹、贺知章那样当上了高官却成天摸鱼，要么像韩愈、张九龄那样“有心杀贼”，但在显职高位上没蹲几天就被踢走。所以人家都有大把的时间写诗，而且悲愤出诗人嘛，唐朝的诗人在官场上混得大多是一肚子气，所以就吐槽出精品喽。

但宋朝不一样。宋朝第一流的诗人，当上宰相都是寻常事，像苏轼那样从脑瓜顶到脚后跟就没一个地方适合当官的，也做过礼部尚书。宋朝的高官，待遇好到能把其他朝代的同行甩出八条街去，每天吃好喝好的自然也悲愤不到哪儿去。再一个贵人事忙嘛，不说范仲淹、王安石什么的成天张罗变法、跟反对派死磕，就连成天瞎扯淡的苏轼都修过苏堤、赈过灾、抗过洪，自然没那么多闲工夫吟诗作对。

其实唐朝也一样。唐朝的重要职位大多被士族门阀垄断，那些姓崔李郑卢的真要写起诗来未必就比那些第一流的诗人差多少，但人家真没那个闲心，也没那个必要。

再一个，就是社会风气的影响。

宋朝的社会非常畸形。一方面是不限制土地兼并，统治者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导致其生活极其悲惨，赋役之沉重、受剥削之残酷、生计之贫苦，在历朝历代中都算得上首屈一指。哪怕是在宋朝的极盛期如宋仁宗赵祯当政期间，也有无数农民失地破产，不得不去当强盗和造反，让欧阳修都哀叹“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