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jié）刚，小名双庆，笔名余毅等，1893年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世家，4岁入私塾、13岁入当地公立高等小学、15岁入苏州第一中学堂。
1912年之后，顾颉刚先后就读于上海神州大学、北京大学；此间，他醉心文学、戏剧、民间歌谣等，并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中的一些问题，因为他发现歌谣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流传过程中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
1920年顾颉刚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在图书馆、后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并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其时，他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并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其时，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创立了一个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派，即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其宗旨是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疑古辨伪，揭示有关中国上古史记载的真面目。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924年9月，北大《国学季刊》同仁。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其间，他发表的多篇文章均引起很大反响。尤其《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
1926年，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尤其他对于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1926年秋天，顾颉刚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与鲁迅短暂同事了一段时间，其间关系很不愉快，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段冲突对顾颉刚的影响非常深，以至于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接下来，顾颉刚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一段时间，于1929年返回北京、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在此过程中，他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
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在从事研究的同时，面对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顾颉刚不忘宣传抗日。1936年11月，顾颉刚应邀赴陕西开会，期间见到了张学良；他见张学良正在学宋史，就向他宣传“促蒋抗日”的主张。“七七事变”后，顾颉刚曾赴西北工作一段时间，在甘肃编印《老百姓》旬刊；后又任教于昆明的云南大学、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
在这个期间，他发表了八千字的雄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这篇文章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发展，是三个标志性事件之一；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在此之后，费孝通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这一概念。
日本投降后，顾颉刚除了在大中国书局兼职外，他还在复旦大学、苏州教育学院兼职。在好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盛情邀约下，顾颉刚1948年6月到兰州工作一段时间；期间，兰大流传"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
上海解放时，顾颉刚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著名学者，顾颉刚关注着新政权的一举一动；1949年6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
1950年8月，顾颉刚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1年8月，复旦大学聘顾颉刚任教；1952年1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顾颉刚为17名理事之一；1953年10月份，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颉刚赴京到任中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此去数十年，如去愿大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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