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来源:《康平知青记忆》 图片来源:网络

难忘泡子沿的知青岁月

周家裔口述 王文良整理

昨夜,又一次在梦里回到我日思夜想的当年下乡的东关屯公社泡子沿大队。梦中一幕幕地回放着自己青春的记忆,那远处青青的山,那近处清清的水,那炊烟缭绕的乡村。

1968年9月15日,我们全班45名同学从沈阳市第80中学初三毕业插队到辽北最贫困县一一康平县东关屯公社泡子沿大队。这是一个景色秀美的乡村,全村100多户人家坐落在万顷碧波的三台子水库北岸,因为村子距离三台子水库仅有50多米远,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这个村子就叫泡子沿。我和全班的兄弟姐妹在这里开始了5年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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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80中学三年十班下乡泡子沿大队知青合影(1969.10.1于康平)

肩扛石头滚子去压地

站在泡子边上隔岸相望就是法库县,由于这里树少沙丘多,每年春天风沙特别大,吹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吹得土地干涸。1969年早春3月,为了搞好备耕生产,我们知青与社员一样起早贪黑在队部院里刨小山一样的冻粪堆,然后赶着牛车往4里外的地里送粪。4月中旬开始种地了,每天早晨4点多钟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时,生产队长王海洋就把我们叫醒出工。为了抗旱保墒,黄队长让我们带上4副每个1.5米长、直径1尺的木头滚子用于压垄台,然后种玉米。由于队部仅有3辆老牛车得拉种子和化肥,所以这几个每副重达六七十斤重的木头滚子就得由我和刘承俊、王善斌、牟力、陈金生等身强力壮的男生拉着绳子拽着滚子走,但因为道路凸凹不平,滚子到处乱轱辘,我们就干脆把木头滚子放在肩上扛着走,一走就是10多里地远。到地头后我们就开始压地。那时康平县农村无论春夏秋冬都吃两顿饭,春夏时节不吃早饭先下地干活,上午10点才回青年点吃早饭,下午1点下地到晚上夕阳快落山时才吃晚饭。当时社员都有家,早晨可以吃块玉米饼子充饥,我们这些知青无奈只好饿着瘪肚子下地劳动。可能那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是早晨啥也不吃,干起活来也是生龙活虎。我们用滚子压的垄台平整均匀,深浅适度,保墒性强。因为白天劳动时我们知青和社员有说有笑还不觉得累,然而一到晚间上炕睡觉时就感到腰酸腿疼。照镜子一看肩膀扛滚子时压出了一个个血泡,肩膀红肿一大片。但这些对知青又算得了什么?第二天我们都坚持继续下地劳动,直到春耕胜利结束,我们才安安稳稳睡了两天大觉。

春种秋实,这年秋天泡子沿获得了大丰收,公社派人总结了我们知青扛滚子下地的不怕苦和科学种田的经验,在公社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我们青年点的代表还做了发言。

兴修水利打头阵

1970年秋收打完场后,康平县打响了兴修水利战役。我们泡子沿大队的任务是修村里的排灌站引三台子水库水上山浇地。我们青年点抽调18名男知青组成青年突击队。深秋初冬的辽北,寒风萧瑟,冰水刺骨,我带头跳进没膝盖的水中,挥舞铁锹挖河泥。在挖水渠时没有机械取土运土,全靠锹挖人挑。每次挑土篮上堤要走60多米平路,我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四肢无力,行走艰难,但我毫不退缩,我脚上穿的鞋磨坏了又买一双新农田鞋。我脱掉秋衣秋裤大干,每天都大汗淋滴湿透衣服。

有一天,我的右胳膊被突然压断的扁担斜喳口扎伤1厘米深的大口子,鲜血直流。见此情景,民工们马上将我送到村卫生所进行消毒上药包扎,我只休息两天,第三天又带伤出工。就这样,在一个多月的兴修水利战斗中,我们青年突击队天天超额完成运土方任务,获得公社授予的“青年突击队”荣誉称号。

大年三十的忆苦饭

1969年春节临近时,康平县知青办发出了“春节不回城,留在农村闹革命”的倡议,我们积极响应。康平县十分贫困,除了基本口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副食。至于肉类,那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当地社员纯朴善良,心疼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青年点有两名同学的被褥因炕热烧着了,社员们硬是凑钱做了两套崭新的被褥送来,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

被人称为“崔劳模”的第三生产队队长崔树德(“文革”前他曾被评为县里劳模)在腊月二十八那天,给我们青年点送来10斤猪肉和20多棵大白菜。社员郭大爷还给我们挎来一土篮子地瓜和一筐黏豆包。崔队长对我们说:“虽然上边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不管咋地,过年了也得让你们小青年吃顿饺子。”于是商定,大年三十先开忆苦思甜会,然后吃饺子。

三十那天,我们几十名同学从下午一点钟就开始忙活开了。先是从社员家里要来5瓢高粱糠和10棵干白菜,回来切碎后,包出40多个苦菜团子,作为忆苦饭。然后又包出猪肉白菜馅儿饺子。下午3点半正式开会,先请“崔劳模”作了忆苦思甜报告。

“崔劳模”字字血、声声泪地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在旧社会,随父母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悲惨遭遇。他们一家人逃荒路上正赶上过年,从三十到初三,只讨着一顿饭,同学们边吃苦菜团子,边听“崔劳模”的忆苦报告,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忆苦后,“崔劳模”又讲述了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感受。5点多钟,饺子开始下锅,我们和“崔劳模”还有两位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吃了这顿“年夜饭”。

从初一到初二,我们这些知青走街串户,到军烈属和贫下中农家去拜年,送去我们从城里带来的毛主席像章。从正月初三开始,我们便和社员一起到生产队挥锹舞镐,刨粪干活。

五名同学当上民办教师

在泡子沿的5年中,我们青年点先后有王喜俊、刘淑德、刘玉敏、黄敏、刘承俊5名同学当上了民办教师,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9年冬天,因村里小学校缺教师,经贫下中农推荐,大队领导审批,我们青年点王喜俊同学第一个当上了民办教师,学校离我们青年点有4里远,操场不大,四周无墙,6间教室是矮趴趴的黄黏土筑成的土草房,大风一刮房盖就随时被掀开。来校后,王喜俊接替三年级班主任工作。这个班原有36名学生,因家庭贫困等原因,将近有三分之一学生辍学。王喜俊每天天不亮就从青年点来到学校劈劈柴、端煤,给孩子们生着炉子;见有桌椅板凳缺腿掉底,她都给修好。白天她教语文、算术,中午休息时间还经常给学生理发,晚上还到辍学的孩子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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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俊

有一天晚上喜俊到离学校4里远的小城子生产队家访,回来时已是深夜九点半钟。在走到林带时,迎面窜出来一只竖着耳朵、眼冒蓝光的大灰狼。在万分危急情况下,恰巧住校老贫农刘大爷带领何景生等3名学生来接王喜俊,见人一多那只灰狼就自己溜走了。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班的学生跟这个知青姐姐有了感情,原来不打算念书的孩子也都能够很快重返课堂。喜俊在教书育人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所以全班36名学生在1972年)(当时5年制)小学毕业后全都考上初中,喜俊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其他4名知青教师也多次获得公社先进教师称号,其中刘承俊于1973年从青年点考入东北工学院。

泡子里荡起快乐双桨

我们全班同学从1962年9月至1968年9月一直在一起念了4年初中,从小在一起互相了解,团结互助、下乡后又全班在一个青年点,相处和睦,团结友爱。劳动之余同学还为“五保户”、军烈属挑水、干零活儿。同学王喜俊、王淑琴为抢救社员生命献过血,有的知青还救过落水儿童。乡亲们夸奖说:“六八届知青特别懂事仁意,为咱农民做了很多好事,他们都是好青年”。

在5年的知青岁月中,我们有劳有逸。业余时间经常为大队和生产队写板报,给社员演一些小节目。特别是到夏天,在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休息中间,我们知青经常到泡子里去游泳,三台子水库有几条小船经常到泡子水面上巡逻,主要是不让社员下水捞鱼。我们和船上的人员混得很熟。在他们下船休息时,我们就跨上小船荡起双浆,在水库里快乐地划行。那淡绿色的水平如明镜,微风轻拂,荡起层层涟漪,阳光上水面上闪着无数的星点,波光粼粼,晶莹夺目。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红湖水浪打浪》歌曲,心潮起伏,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在那里留下了我们串串笑声,水里摄下了我们青春的身影。

返城后,从我们青年点的同学中,走出了高级工程师,高级医师,高级技师,革命军人,金属研究所教授,省级节能“炕神仙”、大厂的党委办公室主任。5年的知青生涯,锤炼我们思想、意志和信心。从农民那里学到了真诚、朴实、勤劳,善良的美德,让我们终身受益。

重返泡子沿

2012年10月10日,我们青年点的同学又回到阔别38年的第二故乡泡子沿,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泡子沿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乐和自豪。

阔别38年,这里一切都变了,盐碱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老黄牛换成了“铁牛”,通往村里的3公里乡土道变成宽敞光滑的柏油路;过去大风一刮房盖就被掀开的小学校,如今矗立起一幢造型新颖的三层教学楼;90年代初国家投资在泡子边上建起了煤矿,为这动迁的几十户农民在村头盖起了一趟趟整齐漂亮的红砖瓦房。我们回泡子沿那天要不是村委会派车去迎接,我们这帮“小青年”还真找不到“家”了。

站在村西头排灌站顶上向下眺望,只见由泡子里引出的一条清清的水渠,犹如一条洁白飘带从村前绕过,一排排屏风似的参天绿树围绕村庄,映衬着泡子沿秀丽的面容。景美人更美。过去农民生活很难,现在都有了致富门路。他们利用水源充沛的优势,搞起了河蚌育珠,养鱼养鸭,编织蒲垫子。前两年泡子沿还被县里种子公司定为良种繁育基地,农民一年人均收入达五千多元。

这次回泡子沿村,我们连住了两天,所见到的熟人,人人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家谈论着,欢笑着,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党的富民政策,使农民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

作者:1968年9月下乡到康平县东关屯公社泡子沿大队

退休前为沈阳市电业局高级工程师

本文选自《康平知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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