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之际,中革军委给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发去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并且对行进路线和地域都做了规划,

彼时,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于是到了8月7日,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执行了军委命令,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

直到这时红六团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起到先遣队的作用,目的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此外,当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时,寻淮洲率领的红七军团也开始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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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之前,正当“福建事变”爆发时,毛主席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寻求机会决战,可以迫使敌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决策权,于是这个良策就此搁浅。

那么如今看来,就算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也不复存在,不过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

可是遗憾的是,由于决策者中途头脑发热又变了卦,导致一盘好棋给下的乱七八糟。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没过几天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让其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要知道,当时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那可是“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绝对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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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观红七军团,经过连续消耗后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可以战斗,再加上武器装备不够,所以打了福州城一个晚上都没有拿下。

无奈之下,红七军团只好向闽东转移,然而在奔波的路上却暴露了实力。很快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对红七军团展开围追堵截,形势显得岌岌可危。

当时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不过当时叶飞有人没枪,而红七团有枪没人,于是双方协商一番,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方志敏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

按说当时如苏区挺不错,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曾洪易不同意。

就这样,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又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可是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不得不就地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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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时“皖南暴动”已经失败,那么再建立皖南苏区也有点不现实,如果中央军委能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但可惜的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军事的是24岁的博古,不仅缺乏军事经验,而且做决策也非常机械古板。

9月30日,当红七军团千辛万苦到达皖赣边时,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当时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提出建议,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再等待时机。

然而军委那边却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就这样,红七军团进入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并且与该区的红十军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是刘畴西,寻淮洲担任师长。

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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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红十军团被迫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而彼时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的旅王耀武正紧追不放,于是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然而,在部署细节方案中,军团长刘畴西与寻淮洲和粟裕都产生异议。

其实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时间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而且他当时以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所以非常盲目自信,决定打一场硬碰硬的阵地战。

结果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不幸牺牲,而红十团也处于危险境地。

最终,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为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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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知道,就在红十军团转移时,突然遭遇一个保安团。如果说这时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结果直接把歼灭战搞成了消耗战。

要知道,方志敏搞政治可以,但军事方面欠缺,再加上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为未来的方向做决定,当时粟裕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而方志敏和刘畴西则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最终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其实方志敏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然而问题是,彼时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有敌人的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要想打大兵团战难上加难。

就这样,当部队在路上与一个个拦路虎交战的时候,方志敏和刘畴西突然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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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也被捕入狱。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由于当时方志敏烈士属于秘密杀害,所以很少有人能知道他的遗体准确位置。

20多年过去了,昔日刑场的烈士,何处葬英魂?

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寻找方志敏遗骨的决定。很快,江西省成立了以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等领导组成的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并且向社会发出通告,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

由于方志敏临刑时还带着脚镣,所以调查小组认为他的遗体遗骨肯定有铁镣相伴,然而人们在挖掘的尸骨中却一直没有发现铁镣的踪影,可以说这个线索始终难以寻觅。

直到1957年春,一个重大发现突然传出来,就在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之际,工人在挖地基时发现了一堆骨殖,并伴有一副脚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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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调查小组那里,专家和有关人员赶紧奔赴现场进行勘察,并且将一份加急电报发给了当年兼任看守所所长的凌凤梧先生。

当年凌凤梧与方志敏经常接触,他被这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所感动和慑服。当方志敏提出改换沉重铁镣以减轻痛苦时,凌便想方设法给他换上了一副最轻小的脚镣。

后来方志敏牺牲后,凌凤梧还按烈士生前的规劝,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很快,凌风梧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昌,随即与方志纯等省委领导驱车直奔下沙窝实地勘察。

“就是这副脚镣,就是啊……”面对着深埋地下达22年之久的骨殖,凌风梧忍悲含泪地审视着,他轻轻的用手指抹去一些剥落的锈屑,内心在颤抖……

当时调查小组从下沙窝方志敏就义处小心翼收集了共计79块残缺不全的骨骸,随即送到了江西省公安厅的法医工作室进行鉴别。结果发现只有九块骨骸确实是方志敏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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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确保鉴定无误,张伟纳又把遗骨带到上海,交送当时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请求再次予以审定,最终专家们反复切磋,化验分析,结果证明张伟纳的鉴定是正确的。

方志敏在世人眼里,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做事果断、雷厉风行。但他又是一位深情而又至情至性的丈夫和5个子女可敬的父亲。

方志敏妻子始终没有改嫁,一直陪伴在方母身边,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享年68岁。

而他的几个孩子中,除了长子方松因在1950年病逝外,其他也都各个成为栋梁之材,想必方志敏烈士也会含笑九泉。

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方志敏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