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当漫步在延安东路上，犹如翻开厚厚的“都市记忆”。
上海这座城市，地标建筑，是城市的明信片。每当漫步在延安东路上，如翻开厚厚的“都市记忆”。这条路上，那些披着历史痕迹、无与伦比的建筑，刻录着我们和它们一起走过的履痕。
1962年初春，我随父母去苏北老家，接回留在当地奶奶家的妹妹和弟弟，返程时途经上海，住在了远东饭店。
那时我7岁多，妹妹5岁多，弟弟才1岁多，父母拖家带口去“大世界”游玩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和妹妹尤其亢奋，吵吵着去了还要去，妈妈就让爸爸独自带我们姐妹俩再去玩个痛快。
父亲几次带我们小姐妹去“大世界”玩耍，看电影、看杂技、看魔术……我们最爱看的是“哈哈镜”，看一次不够，看两次不够……总缠着爸爸要再看。见到哈哈镜里一会儿变高、一会儿变矮，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的自己，小姐妹俩就哈哈大笑不止，笑得前仰后合，挪不动步子。嗳，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大世界”的哈哈镜给了我们多少欢乐！
写到这儿，想起《新民晚报》（2013年6月30日）“上海闲话”栏目中，有一篇用上海话写的大世界《哈哈镜》，很有趣，故摘取片段转载如下。
“……还呒没进门，就听到里向笑声勿断。原来门厅里向个12面哈哈镜，已经拿游客花得七颠八倒。讲起来也算是‘妖’，一个个人，勿关侬是小朋友、老老头，哪怕侬是身胚结棍个大模子，辣拉哈哈镜面前侪变成了面团团；哈哈镜就像一个技艺高超个大师傅。像捏面团一样，拿照镜子个人弄得来，一歇歇是凸肚挺胸，像只癞蛤蟆；一歇歇拔长身体，像根长豇豆；一歇歇五官分开，只看见眼睛寻勿着耳朵；一歇歇眼睛鼻头轧拉一筑堆，只有两只耳朵又大又宽，像猪八戒蒲扇耳朵辣招风……照哈哈镜个人，侪摒勿牢，笑得来弯下仔个腰；有个人捧牢肚皮，伸出一只手点牢一道去个朋友，要想讲啥，偏偏只是笑，闲话讲勿出……”
这段话写“哈哈镜”写得活灵活现，写出了我们儿时亲历的观感。
市百一店门口的哈哈镜。2016年12月28日，拍摄修葺一新的百年大世界重新开门试营业。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每次回到饭店，我和妹妹就跑到大衣橱前，对着衣橱上的大镜子照来照去，做各种鬼脸，希望找到在“大世界”哈哈镜的那种感觉。那天玩捉迷藏，妹妹躲在大衣橱斜对面、爸爸那件挂在衣架上的军呢大衣里面，不肯出来。我发现了她，去拽她。两个孩子拉拉扯扯，不小心拉倒了衣架，衣架冲着衣橱砸去，打碎了大衣镜。我和妹妹知道闯祸了，吓得不敢动，一下子老实了。
爸爸带我们去向饭店管理员认错、道歉，赔偿损失费。整整一天，我们姐妹俩沮丧极了。直到第二天妈妈带我们去南京东路“一百”买玩具，才忘了前一天的事，心情好起来，欢蹦乱跳地跟着妈妈，跑前跑后。
“市百一店”位于南京东路和西藏中路东北角，离延安东路不远。在童年的记忆中，那时，南京东路，除了国际饭店使我感到顶天立地，就是“市百一店”高大无比。走进这座百货大楼，“花花世界”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勾着我们小姐妹“贪婪”的双眸。
在楼上的玩具柜前，妈妈对我和妹妹说：每人可以挑选一件自己喜爱的玩具。我和妹妹足足围着柜台走了几圈，趴在玻璃柜前，两眼不眨地盯着各种玩具，样样都喜欢，举棋不定。妈妈又说：“上海的好东西很多，但我们不能都买回家。你们只能各选一样。”最后，我和妹妹都选中了“新疆姑娘”。那个大娃娃梳着许多小辫子，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小马夹，脚上套着白袜子和红皮鞋，头戴小方帽，帽上镶嵌着“珠宝”。娃娃身上的所有穿戴都能脱卸，非常可爱好玩。就像如今的小女孩喜欢“芭比娃娃”，我也想要这个娃娃，但被妈妈劝阻了：“留给妹妹吧。你上学了，应该买个能动脑筋、对学习有用的玩具。”在妈妈的帮助下我挑选了一套拼装玩具——用配套的小扳手和螺钉螺帽，可以把红红绿绿的各种铁条、铁片组装成汽车、坦克、轮船、房子等，由一个漂亮的大盒子装满“建筑材料”的智力玩具。就这样，我们带着各自的玩具，离开了大上海。
这两件玩具一直伴随我们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此再没给我们买过其他像样的玩具。有趣的是，无论是小人书，还是科普读物，直至后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妈妈总是买上海出版的读物，她几乎只认“上海制造”，我们也就成了“上海牌”粉丝。
在我后来的成长岁月中，我再也没有去过“大世界”。尽管我年轻时经常出差或转车来过上海，乃至后来正式调动到上海工作，我也没有再去“大世界”玩过，总是来去匆匆，没有停留。但我一直记得“大世界”那个高高的塔楼建筑，只要路过那里，就会想起儿时父母带我们来游玩的情景。
直到我结婚、生孩子以后，女儿长到快4岁时，我和孩子的爸爸一起带着女儿专程到“大世界”游玩了一整天。有趣的是，女儿最喜爱的游乐项目也是“哈哈镜”；她长大后，记忆中“大世界”最有趣、最好玩的东西仍是“哈哈镜”，还有就是“大世界”建筑的独特造型，永远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如果说位于延安东路和西藏路口上的“大世界”建筑，是我儿时记忆中的上海标志地，那么，“上海音乐厅”的建筑就是我青年时的一座记忆里程碑。
少时的夜晚，全家坐在军队大院的露天操场上观影，曾是文工团员的妈妈那样聚精会神，那样陶醉。受母亲影响，“上海之春”成了我们全家的喜爱。那时，家在东南沿海，远离上海，从电影中看到“上海之春”的演出，犹如走进神圣的音乐殿堂。音乐，如风，如云，如流星划过夜空，在我少时的心中播下美妙的种子。
1975年底我结束了4年大学生活，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工作。1977年5月下旬，上级让我和两位上海籍的“老同志”来上海办事。我说，我小时候来上海玩过“大世界”，他们说，这不够，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进过上海音乐厅和大光明电影院，不能算是真正来过上海。于是，工作之余，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他们带我去了延安东路的上海音乐厅。终于，我在上海走进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殿堂。
上海音乐厅位于延安东路523号，建于1930年，原名“南京大戏院”，1930年3月26日开业。1950年更名为“北京电影院”，1959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厅”。上海音乐厅作为全国第一座音乐厅，自1959年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上海音乐活动的中心之一，历届“上海之春”音乐节和国际广播音乐节多以此为中心场所。
去音乐厅的前一天，其中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你去买双新皮鞋吧，明天去音乐厅，我们最好穿皮鞋进去。”从学校毕业后，我还穿着方口带绊儿的黑绒布鞋，那天在两位老同志的鼓动和陪同下，上街买了一双圆口带绊儿的黑皮鞋，这是我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双皮鞋。第二天，我喜滋滋地穿着新皮鞋，和两位老同志一起走进了上海音乐厅。我生平第一次坐在音乐厅里聆听西洋乐曲的演奏。对于西洋音乐，当时我最熟悉的就是《多瑙河圆舞曲》，后来让我记住了《英雄交响曲》《电闪雷鸣波尔卡》等乐曲名，让我感受到正在复苏的上海艺术春天。
第二年春天，我被正式调到上海工作，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90年代我做外事工作，有了许多机会陪同外宾出席音乐招待会。我曾在上海大剧院聆听过陈燮阳先生指挥的交响乐，想起了少时坐在露天操场上观看《上海之春》纪录片的情景，想起了1977年春天第一次走进上海音乐厅的情景。此后许多年间，我去过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每到一地，拜访音乐家的故居，参观著名的音乐厅，驻足欣赏，流连忘返。
在此，应补充的是：2002年上海音乐厅为了配合市政建设，需要向东南方向移动，于9月1日开始歇业。为了保护上海这座著名建筑，工程决策部门决定以整体平移方式迁移音乐厅这个庞然大物。这一消息传开后，引起上海广大市民的极大关注。2003年4月15日上午10时，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正式开始，经过日日夜夜的工作，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在同年6月17日，上海音乐厅向东南方向平移了66.46米，抬高了3.38米。抵达新址后，上海音乐厅重新进行了修缮扩建，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几十年过去了，2007年我参加了由“上海市民节”“上海音乐节”联合举办的“2017音乐中的真善美”征文活动，我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散文投稿，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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