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主动对美日示好？
当下不少人看问题、处理事情容易倾向偏激，偏激的表现就是，看待任何问题、处理任何事情，非常狭隘地从所谓的“面子”出发，认为面子大过天，谁不给我面子，谁就是我的敌人。而完全不考虑这件事情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完全不去想，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有不少人至今仍然认为，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主动对美日示好有点儿屈辱外交的味道。当时，新中国主动对美日示好真的有屈辱外交的味道吗？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上世纪50年代，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国家内政外交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情况，再来详细考察一番吧！
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八大召开期间，中共中央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和酝酿后，在党的八大上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慎重的新的结论，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时代已经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已经从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本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而这个现实也是党中央制定外交政策和方针的大前提和大环境。中央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党中央的基本战略规划就是，要使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通过制定和执行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规划，在外交上，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新的规定，一切都为了适应发展战略的需要。
因此，在党的八大上，党中央对外交政策作出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对世界政治形势和中国国际环境作出新的判断，二是提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针。在第一方面，党的八大指出，世界局势不能不趋于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这种缓和与和平的大趋势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有利的因素明显增加，如，中苏关系密切、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发展，民族独立运动广泛发展，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加剧，等等。这些外部因素都对中国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非常有利。
在党的八大上，中央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八项方针：巩固和加强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同愿意与中国建交并发展经济文化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及推行战争政策。
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和严格反对大国主义等。周恩来总理还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政策，为中国的建设服务。
彭德怀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解放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国的建设安全。他还特别说明，解放军转入建设的部队与复员转业官兵相加达到500万人，军费开支由1951年占国家预算的48%，下降到19.98%。并提出，军队建设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
综上所述，党的八大提出的外交方针就是，要通过争取持久和平为中心的外交努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在党的八大上，党中央提出的外交方针是符合当时国内外的具体形势的，也具有客观条件。
国内，经过五年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也基本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到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而且，从1956年初，中央开始在经济工作中提出“反冒进”，提倡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国际，党的八大召开前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对缓和，而且总的趋势在不断改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和地位上升，中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其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中国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党的关系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亚非会议结束后，埃及、叙利亚等一批亚非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中国作为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一员，在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中的影响显著扩大。而且，中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迹象。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中国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在东亚面临中苏的紧密同盟，美国必须对华实行遏制政策，通过对中国施压，达到促使中苏分裂或者直接颠覆中国政府的目的。但朝鲜停战后，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和。
中国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主动打破中美之间的僵局，多次表示，愿意采取措施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以利于亚洲的稳定与和平。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协助办理美在华被押人员问题。中国了解到美方意愿后，立即作出反应。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美方进行直接商谈。经英方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接触，讨论美方提出的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回国和中方提出的美国扣留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等问题。日内瓦会议结束，中方多次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
这个条件就是，美国从中国周围撤出军事力量，尤其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军事力量。但美国当局仍然坚持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特别是继续干涉中国统一台湾。朝鲜停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同台湾的军事关系，甚至在1953年8月，还与台湾举行首次海空军联合演习。
9月，美国又与台湾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在台北成立了一个“协调参谋部”。并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继续拉拢一些国家，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集团。在美国这一系列的怂恿下，台湾当局加强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空骚扰，导致台海地区出现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并发动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爆发。美国声称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派遣6艘军舰侵入浙江沿海的大陈岛一带海面，还出动军用飞机到大陈岛上空活动。但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夺取了大陈岛外围的江山岛。
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宣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联合国或任何外国干涉。随后，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及其外围的渔山列岛和披山列岛等岛屿。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阶段性任务后，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军事行动。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3天后，美国政府作出回应，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
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在此期间先后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出面斡旋促成中美会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这些国家代表时，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看法。在英国的斡旋下，中美于7月中旬确定，将原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8月1日，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为给会谈创造良好开端，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方将按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美方代表对此表示感谢。随后，双方代表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和其他存在争执的实际问题达成有关协议，至此，中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新中国建立之初，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推行对中国敌视的政策。但日本民间却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互利关系，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决定通过民间外交，逐步加强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1952年6月1日，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正式开启中日民间交往。之后3年内，相继签订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协助35000多名在华日侨归国，还将关押在中国的1017名日本战犯宽大释放，并对另外45名战犯从宽判处有期徒刑。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中国争取大幅度改善周边环境是当时国家战略中最为迫切的任务，这样才能为大搞建设创造条件。从1952年开始，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资本主义阵营中，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几乎都反对战争，都是可以争取的。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认识在当时意义巨大，表明当时中国的外交关系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认识大大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努力下，中国政府才能抓住时机，主动对美日做出示好的外交行为，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政府主动对美日示好的外交行为不是屈辱的，而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局势的新情况，为争取中国的更大利益，而主动化敌为友的正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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