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受了委屈，难免会伤心难过，急于申辩自己是无辜的。其实大可不必，不妨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在抗战时期，毛主席有一次和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说起了有些人“受委屈”的事，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对，他不对。那你就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这边，有了真理，你就会感到有无穷的力量，不需要委屈。第二种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就是你自己的问题，这还有什么好委屈的？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那你就更不必感到委屈了，因为你既有真理，又有错误，就更要坦然面对了。”
看完这些话，是不是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其实，这就是毛主席对待一切委屈、不公、冤枉甚至栽赃、陷害的态度，坦然面对，不急不躁，只要坚信真理在自己这边，就可以化解一切委屈。
毛主席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革命早期，经常遭到打压、排挤，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让他非常苦闷，在1956年毛主席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
这二十次打击，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撒手不干了，但是，毛主席却没有放弃，而是以极大的胸怀把这些委屈都承受了下来，一次次地重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带领大家走下去。
毛主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胸怀呢？就是因为他坚信真理在自己这边，别人现在不理解自己，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而已，等到他们发现了这个道理，就会重新请自己出山。
其实，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胸怀，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真理、正义在自己手里，得罪了不少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就是从41岁，也就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毛主席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改变性格的话，就会始终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中国革命也将永无出头之日，因此，毛主席就开始沉下心来，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李德、博古不切实际的瞎指挥，最终让红军走出了泥潭。
贺子珍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这就是毛主席对待“委屈”的态度，如果是自己错了，就积极改正，以利再战；如果自己是对的，那就坚持真理，说服别人；而如果自己和别人都有对有错，那就心平气和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当然，坚持真理还是最主要的，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抛弃真理。
比如在1957年，中央要让吴冷西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担心自己胜任不了，毛主席就鼓励他说：“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又举了屈原和司马迁的例子，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对大家说：“现在为许多遭受挫折的同志平了反，要出来工作，是不是就必须安排到平职或是更高的职位上去工作？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然后，毛主席还背诵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就是毛主席的过人之处，不管是受了委屈也好，受到批判也好，都不要自暴自弃，而是要把它当作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只要坚持真理，就什么都不用怕！
后来，周扬也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就不配谈革命。”
（参考资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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