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有18户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在文件上签下了“生死状”，坚持要实行农田包产到户，后来这个壮举被载入史册，开启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大转折。
实际上在此之前，安徽无为县已领先一步试行了“包产到户”，并进行得如火如荼，这项政策和刚上任的县委副书记黄璜有关。
黄璜刚到无为县上任时，农民们的生活非常贫穷，街上到处可以见到乞丐，如何让农民们吃饱饭，不能因灾死人，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1933年，黄璜出生于江苏涟水，13岁时进入涟水茂公淮海一中上学，恰逢中国内战爆发，涟水保卫战打了3个多月，很多有志青年加入部队，他也自愿跟随部队到达山东。
年仅13岁的他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第一野战医院，负责战场救护、密码电报抄写和翻译等机要工作，经常给陈毅、粟裕等领导人抄发电报，有时一份电报要抄写五六遍。
黄璜人很机灵，在华东机要战线干得很出色，很长时间一直在机要部门工作，投身革命离开家乡后，他很多年没有回去过，那时候通信很不发达，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去参军了。
黄璜跟着军队南征北战，辗转多个地方，直至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黄璜调至安徽省委机要处任台长，后来在统战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1978年4月，黄璜调往安徽无为担任县委第二把手，协助县委书记傅昌堂同志。
傅昌堂曾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受伤后只剩一只右膀，他十分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从大队提到县委，在当地很有威信。
考虑到傅昌堂受伤行动不便，上级经过认真研究，把黄璜调往无为，就是要他多管点具体的事。这时无为由于粮食减产，灾情十分严重，很多老百姓被迫上街乞讨，上级给他下达了“重视春荒，不能因灾死人”的要求，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能彻底扭转糟糕的局面。
黄璜上任途中，和司机朱立鹏聊起了天，谈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里本是革命老区，也是鱼米之乡，奈何连年灾情成了老大难，司机感慨“没有点真本事，也不敢到无为来。”
在革命老区，有没有当过兵很重要，在无为人的心中，对当过兵的人都存有敬意，这也让黄璜的沟通工作顺利了许多。
1977年底，安徽省委试行了“借地度荒”的政策，第二年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果，黄璜从中受到启发，到县委和基层去了解情况。
很多农民又有了新的想法，想回到60年代“责任田”的模式，黄璜参加了望江“责任田”的试点后，认为这是可行的方案。
黄璜来到生产队的打谷场，和社员们聊起了天，忙碌的社员们表示，“借地度荒”的政策挺好，但不够放开，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包产到户。
如果直接包产到户，更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能保证产量，向国家交粮。
黄璜问道：“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
有个大胆的社员说：“你把资本主义给我抱，我都不知道怎么抱呢。”
听到群众们内心强烈的呼声，黄璜觉得有必要重视他们的想法，虽然这么干没有政策依据，风险也不小，但这是群众的合理要求。
无为县这么贫穷，农民们吃不饱饭，就必须要解放思想，走改革创新的路子。
于是黄璜和傅昌堂等领导商量，得到了傅昌堂的支持，首先在傅的家乡凉亭大队搞了试点。
1978年秋天，圩区和山区等地也集中搞了试点，推行得非常顺利，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很快政策一窝蜂地铺开，很多大队纷纷效仿，在全县引起了轰动，不过一些兄弟县坐不住了，有人指责黄璜“走错误路线”。
农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耕牛被累死，耕地划分问题，但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对他们的工作很支持，有时会亲自下基层加油打气，后来无为县获得了大丰收，农村改革试点工作也走在了安徽和全国的前列。
黄璜在无为县的领导能力获得了万里的肯定，在无为县呆了两年后，又被派往安徽六安，任地委副书记。
1983年，万里被派往中央任职后，安徽省委书记一职便空了下来，黄璜直接从六安地委副书记破格被任命为省委书记，这样快速晋升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黄璜上任后，仍然保留着平民的作风，反对一切争名夺利搞特权，按照惯例，省委给他安排了小花园的住宅楼，这是前几任省委书记的住所，但黄璜说什么也不同意，而是婉言谢绝了，住进了普通的平房。
安徽是农业大省，经常要下乡考察，按惯例组织上给黄璜安排警卫员和随行人员，但他并不愿意让其他人陪同，取消了这项权利。
省委书记平时出门时，会有警车护送，这是很正常的配置，但黄璜也拒绝了这项特权，认为没必要。
在他的带头下，很多干部的特权也被取消，上上下下刮起了一股廉洁办公的风潮，各部门的效率大大提高，老百姓们拍手称快。
离开安徽后，黄璜又被调往江西、宁夏等地任职，在宁夏时黄璜担任党委书记，他把破除特权的习惯也带到这里，当时很多干部有“层层陪同”的风气，有媒体透露，某县委书记下乡时有20多辆小汽车，陪同人员达100多人。
黄璜下基层时，办公厅和部门领导想跟着，被他严词拒绝，并且出行也不会跟基层领导打招呼。
很多地市的领导发现黄书记下来视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想陪陪他，黄璜严厉而认真地表示：“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需要陪。”
有时黄璜会直接到农村去，在没有干部陪同的情况下，直接跟老百姓了解情况。
有个老农表示，他的儿子去外地打工，到了年底，老板拖欠工资，本该3000元只发了2000元，儿子等在那里也不敢回来过年。
有一次，他想去当地的村委会调研，群众指了指当地的一所小学，原来村委会就建在小学里。
这是接近1000人的村子，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全村没有一个高中生，孩子们普遍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辍学了。
小学的教室和教师都不够用，有时会临时会调来幼师救场，一个女教师要负责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自然课程，教学质量也很差。
有个村里石头资源丰富，勤劳的农民开办了石渣厂，但是欠账的人太多，做生意很困难，向银行贷款周转时又要用存折和支票抵押，陷入恶性循环，希望国家能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
有个农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承包了3000亩山地想搞开发，但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银行要存折抵押，但如果真有存折就不需要贷款了。
2003年，69岁的黄璜参加了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时，已经满头白发，轮到他发言时，谈起了在农村调研见到的场景，开场白就是“我要为农民说几句话”，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下农村了解到很多农民的诉求，虽然看起来是一些小事，但关乎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民们是否能幸福的生存和生活。
黄璜饱含热泪地表示：“建议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基层，热忱关心基层，尽力帮助基层！”
在他的执政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跟农民打交道，对农村的感情很深，愿意为农民说话，所以深受百姓的爱戴和赞美。
他在安徽工作了34年，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安徽和无为县对于对他而言，一直是心之所想，情之所系的地方。
老朋友君琳评价，黄璜是一个宠辱不惊的人，他真的是一颗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他就在哪，也像一颗种子，到哪里都能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黄璜不管是执政当官还是为民，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任何特权，一直关注民生，保留着质朴执着的本色。
《江谁文史》：黄璜散记 20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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