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建诚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深耕多年，建树丰厚，长期致力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大众普及。
本文用两个例子，解说欧洲宗教史上的教会竞争策略：（1)为什么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2)为什么教会有赎罪券？
高耸入云的教堂
欧洲几乎每个大地方，都会看到悠久的教堂，简单说五个重要的。一是巴黎圣母院，终年访客不断，其实它的高度与面积只能算中等。年轻时我上过屋顶逛一圈，对中世纪的设计与建筑能力大为叹服。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就是以此为背景，更让游客深感非来不可。可惜201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其标志性的屋顶与尖塔。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
赖建诚 著
格致出版社
2024年11月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德国莱茵河畔高耸入云的科隆大教堂（图9.1），两座尖塔高达157米。二战期间科隆被夷为平地，但盟军在轰炸时完全没损伤教堂，因为这是重要文化遗产，炸下去会结下民族深仇。走进这个哥特式教堂的内部，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它实在盖得既雄伟又艺术。
图9.1高耸入云的科隆大教堂
资料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第三个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黛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储的婚礼就在这里，教堂高约111米。我记得我是隆冬时去的，有个管理员提醒我这个不懂礼貌的访客，进教堂后要脱帽。
第四个是罗马的梵蒂冈教堂（圣伯多禄大教堂），参观后才了解什么叫做教廷。我参观过两次，这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雄伟、最丰富、最权威的教堂。有叹为观止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天花板上的壁画，让人有天使正在升空的感觉。教堂顶端的圆屋顶，有一幅金碧辉煌的马赛克镶嵌细工图画，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在中段的宽广阳台有12尊圣像，各自约有两层楼高，不知建筑时是如何搬上去的。教堂内的电梯宽大，有保养很好的木板，给教会的领袖当座椅。附设的雕刻馆、美术、图书馆，都丰富到让人望洋兴叹。建造梵蒂冈教堂的总经费，以现代的币值和施工技术，300亿欧元甚至3000亿欧元也盖不起来（艺术品要算在内）。
第五个印象深刻的，是法国香槟地区的兰斯大教堂，13世纪兴建，有许多漂亮的石雕作品。大门的圆形彩色窗上头，写了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拉丁字：“Deo Optimo Maximo”（献给至善至伟的上帝）。
盖教堂的技术困难很多，其中一项肉眼看不到难度又很高的，是空间音响的设计。在没扩音器的时代，如何让讲道者的声音传遍教堂，又没回音干扰，要做好非常不容易，有些教堂就很以声响的杰出效果为荣。
回到主题：为什么在欧洲几乎每座城市都有雄伟的教堂，有些还要盖好几个世纪？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为例，盖了不知几百年，至今还有一边（我记得是右边）的大柱子顶端尚未完成。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盖得这么大？先看看表9.1。
表9.1欧洲各城市大教堂面积与高度
资料来源：Bercea、 Ekelund和Tollison (2005)；作者整理的其他资料。
建造超大教堂，占有当地资源
布里吉塔·贝尔查、罗伯特·埃可隆和罗伯特·托利森（Brighita Bercea,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Tollison, 2005）合写了一篇短文，说明欧洲各地用几百年的时间，花费这么大的人力与财力，来盖超大型的教堂，符合经济学的竞争策略。他们从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各地竞相建筑大教堂的动机。故事的主轴很简单，摘述如下。
中世纪的经济尚未起飞，以封建领主庄园为重心，每年剩余累积的部分不多。当时最能掌控经济、影响政治的是宗教界，教会拥有城市土地、农庄、捐献，这是其他团体无法比拟的资源。为了维护教会的特权，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几百年的时间，建筑超大型教堂，把该地区的剩余资源大幅投入教堂。这有两点好处：（1)经济资源与劳动市场都在教会的掌控下，教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实力稳居第一；（2)其他宗教若想进入此地区，很不容易得到资源盖自己的大教堂，自动形成进入障碍。
天主教会就是用这种“过剩产能”（excess capacity）的手法，盖了一座座比实际需要还大很多的教堂，阻挡其他宗教的进入与竞争。换言之，先抢光对手的可能生存空间，让自己独自壮大，然后又以这么雄伟的教堂（犹如孔雀的漂亮大型尾扇）来炫耀：一方面吸取更多的资源（磁吸效应），第一方面吓阻潜在的竞争威胁者（威慑效应）。
教会抢夺资源的常见手法，是以政治和宗教力量占据有最具价值的土地，然后在各种市集与交易场所课税。接着要求商人捐献报效，用这些钱来盖教堂，或开展军事活动（宗教战争）。教会是宗教团体，但对资源却是精明的垄断者。商人若想要发展大生意或承包工程，教会是他们必须攀结的机构。
教堂更是多重功能的聚会所：是政治、宗教的中心；是民间生（受洗）死（葬仪）的必经场所；也是利益交换、磋商、贿赂、纠纷仲裁、节庆活动的中心。反过来说，中世纪的经济尚未起飞，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如果不兴建超大型的教堂，地方经济怎会繁荣？劳动市场怎会活络？政治与工商业的协调、磋商、调解，又由谁来做？
简言之，中世纪教堂之所以要盖这么大这么久，原因很简单：教会先掌控地方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然后用过剩产能的手法，以几世纪的时间盖超大型教堂，产生一种“孔雀开屏效应”（grandeur effect）。这么做有三项好处：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地盘；二方面向潜在的竞争者与威胁者炫耀，阻挡他们进入；三方面通过这种大型公共建设，繁荣地方经济，活络就业市场。
炼狱观念的产生
第二个教会竞争策略的例子是赎罪券（图9.2），其核心手法是提出一种新教义：炼狱说。炼狱（purgatory）是天主教用来描述信徒死后灵魂暂时受罚的地方（或状态），是天主教教条之一。“炼狱”的拉丁文“ purgare”的意思是洗涤。炼狱的对象是已确定永远得救的人；炼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灵魂净化后便可进天国得享福乐。
图9.2 撒旦在散发赎罪券
注：由艺术家Janíček Zmilelý z Písku绘制。
资料来源：1490—1510年间出版的捷克语《耶拿法典》（Jenský kodex）手稿。
炼狱的观念在中世纪出现，成为天主教会的悔罪学说，让信徒的忏悔可以从生前延伸到死后。如何忏悔？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出售赦免机会（indulgence），信徒可以用金钱赎罪（redemption），来减赎所犯的恶过。天主教会从12世纪起逐渐滥用这项学说，导致后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反抗，引发16世纪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
以下要谈的不是“炼狱”这个观念，也不是它在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之内的不同见解，而是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新教义。罗伯特·埃可隆、罗贝尔·埃贝尔和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Ekelund, Robert Hé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1992）提出一种诠释，认为这是因为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在宗教市场上遇到新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与威胁，不得不推出新产品（炼狱说、赎罪说）来巩固地盘。
主要的论点是：只要教徒能通过购买赎罪券来减轻罪恶感，教会就可以让涤除罪恶的成本降低；信徒只要花钱，就不会把罪恶带入地狱，可加速进入天堂。换句话说，炼狱与金钱赎罪这种新教义，可以降低进入天堂的门槛。在宗教市场上，这是很有创意的新产品：一可以吸引更多信徒；二可以使教会增加许多收入；三可以减少其他教派与异教学说的威胁。
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创新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地区的宗教市场，大致由基督徒、异教徒、犹太教徒主导；其他的宗教规模较小，威胁性不大。这段期间，天主教逐渐成为最主要势力。到了11世纪，新宗教逐渐兴起，单是在欧洲就有19种宗教；12世纪时数目更明显增加。对付这些异教的主要手法有两种：要么说服他们屈服加入，要么用强硬手段逼服，采取软硬兼施的双面手法。第三种强化主控权的方式，就是在教义上提出新学说，而炼狱是新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观念。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敌对的宗教团体抢走了相当多的信徒与收入，这是天主教会维持市场占有率的应变措施。
炼狱的观念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应用，就是要让信徒所犯的罪恶提早消除，让他们的灵魂洗涤干净进入天堂。这种观念类似商业法里的破产法，容许商人依法宣告破产后，在商场东山再起。炼狱和破产法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下，降低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成本。这种提供新希望的机会，就是一大商机。
具体的做法是：教会告诉信徒说，犯了罪就要赎罪，可以在生前赎，也可以死后赎。赎罪的代价视罪过的严重性，基本上成正比。杀人罪没办法赎减；如果没那么严重，可用在世时的功德（奉献）减赎。如果信徒在未赎罪前过世，亲友家人也可以帮他死后赎罪。教会接受金钱作为赎罪的支付方式。这种新办法广受欢迎，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太多人需要这种新办法减轻罪恶感，或得到教会的宽恕。
信徒相信上帝有一本功过簿（spiritual accounting system），至于是用哪种方式偿赎（用功德、用服事、用金钱），上帝都可以接受；金钱甚至比功德更有效。炼狱的观念出现前，弥补罪过的方法只有一种：用等量的功德来平衡功过。炼狱观念出现后，功德可以用金钱衡量；宽恕也依罪过的大小而有不同价码。富人犯罪过时，不必辛苦累积同额的功德，掏钱可以了事，代价大幅降低。
这种新赎罪方式，不就等于鼓励犯罪？除罪的成本已经降低，支付的方式也方便了，有钱人做些从前不敢做的事也无所谓，只要他们付得起。教会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对某些罪过（例如造口业伤人），却不易订出赎罪的标准价格，只能依良心程度和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中世纪的宗教市场竞争激烈，各自推出低价方案（较容易被上天拯救）来吸引信徒。这等于是在教义市场展开竞争，各种宗教推出新教义吸引信徒；炼狱的观念，就是面临强大市场压力时推出的新教义。这种教义在《圣经》内找不到根据，希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都不认同这种见解。伴随炼狱而出现的，还有两项新观念：赦免与告解。
教皇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上任的第一年（1187年），要求主教募款供十字军东征。他授权主教依信徒的人品与献金数量，赦免他们的罪过。到了12世纪，为了支应十字军东征，出售赦免已成为系统化的做法。我们无法估算教会从赎罪和赦免获取多少金额，但知道教皇和地区性的教会如何分配金额：教皇通常分得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有时可分到三分之二。大地区的主教有样学样，和辖区教会分享赦免和赎罪的利益，造成教会的地方与中央互抢财源。
这种新产品推出后，有哪些影响与利弊？教会出售的是无形产品，推出新产品的目的，是要巩固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及信徒的品牌效忠度。地方教会熟知教区内信徒的状况（正如厂商对消费者很了解）：教会知道哪些人有钱，哪些人犯过哪些错，哪些人良心不安，哪些人会来教会告解自己做过不可告人的事。
如果厂商（教会）的信息完整，又能提供垄断性的商品（教义），通常就能实施有效的差别取价：对富人收取高价格；对小康者收取中价位；对小市民收取低价。梵蒂冈的数据显示：除了上、中、下三种价格，苏格兰地区还有五种差别价格，在某些地方还出现过七种差别价格。
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时，就把炼狱的观念当成反对的核心议题，其他较小的教派也跟着附和。基督新教宣称信徒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不必通过中间人（教士）传达上帝的旨意。基督新教走的路线，是要信徒直接向上帝忏悔，要信徒保有较高的自觉性，透过自励自勉自修，来获取上帝的慈怜。
路德派的新教义，也是在提供廉价的新宗教产品，让信徒用很低廉的成本和上帝直接沟通，逐渐抢走天主教地盘。天主教在12世纪推出的新产品（炼狱与宽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曾经发挥功效，累积了可观的财富。5个世纪后，基督新教用更新的教义，大幅提高市场占有率。
参考文献
Bercea, Brighita,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Tollison, 2005， “Cathedral Building as an EntryDeterring Device”, Kyklos, 58(4):45365.
Ekelund, Robert, Robert Hé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1992, “The Economics of Sin and Redemption: Purgatory as a MarketPull Innov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115.
“Purgatory”,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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