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里的灯光
文/张刚
村里出了个大学生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在村里炸响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村里走出了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后来也是村里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博士生，有关他读书的故事一直到现在仍然时不时地流传。
刚上小学的我，星期天跟着妈妈去地里干活时，她指着村西一户人家的一座高房对我说：“就是他们家的谁谁，考上了大学，他就在这个高房里读书，灯盏能点到天亮。”
后来妈妈带着我去村里一户人家串门时，站在村口高土台上，又一次指着这个高房说：“人家谁谁就是从这个高房里考出来的大学生，好好念书，你也给咱考个大学。”
西北农村所谓的高房，是一种非常简易的二层小房，一般都建在四合院的某个角上，下层堆放杂物，上面一层则是卧室。那个年代建筑材料有限，都是土坯子垒起来的，安全起见不能修的太大，卧室里盘一眼炕，就基本没多少空地了，但这个简易的二层小房子，是殷实家境的象征，对孩子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
这是我们生产队里唯一的一座高房——而且是出了大学生的高房，自然成为村里人仰望的坐标。自从妈妈领着我，从远处指着高房说这里的灯盏点到天亮，这个读书的印象就深深地烙在脑海里了。油灯一盏，微光划破村里的暗夜，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中的场景，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人家已经上大学了，完成了油灯下苦读的使命。一灯如豆发奋夜读，在妈妈三番五次羡慕的叮咛声中，这个想象中的场景，却比见到的更加真切。
高房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的父亲，是村小学的老师，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慈眉善目，但是对学生管教非常严格，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打板子是免不了的。听母亲说，这位老先生，当年是自己挑着一担吃喝，步行六七十里山路去县城读书，如此辛苦攻读多少年，通过考学当上了老师。他走在路上，人们都以崇敬的目光看着，甚至还要再叮嘱他：把我们家的娃娃好好管一管，要不听话不学习，就打，使劲打！
站在绕村而过的马路边，可以俯瞰村子全貌，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处高房。下地回家，便远远地眺望着它，甚至想象房间里学习的场景，那一定是认真、专注、穷尽时间、孜孜钻研的背影。高房里的那盏灯光，我从没见到过，我想母亲恐怕也没有见到过，但是，一束油灯点到天亮的场景，在每个父辈心中都点亮着。
高房四面都有小小的窗户，纸糊的窗棂，油灯淡黄温暖的光束，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漆黑乡野熠熠发亮，这不正是如沉沉暗夜指引海上航船的灯塔吗？
高房里走出的大学生，后来又在村里响起一声声惊雷：考取研究生、博士生了……有一年春节回家，我在村口碰到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棉衣，笑眯眯的，微胖的，脸圆圆的，看上去并没有丢掉朴实的农家人模样，一点儿架子也没有。
这让我很纳闷，怎么这么高身份的人，从高房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怎么没有一点儿架子呢？从心底就对他多了亲近和好感，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拜。
庄稼人对知识的崇敬和仰望，这一束光对一代代学童的吸引，正是我缠着父亲修一座高房的正当理由，可家里没有那么好的椽檩，也没有那个财力。父亲说，你考上大学了，买来好檩椽我就给你修一座。父亲一直这样说：你考上大学了，我给你买……看到别人穿上运动鞋了，我向父亲要，他说你考上大学了就给你买一双……
终于有一次是例外，我要上县城去读书了，向父亲要一辆自行车，他终于下定决心，将耕地的一头毛驴卖了，换回一辆28式大自行车来，从此就用这自行车驮面粉土豆，骑60里路去县城住校上学。
在读书的路上，我其实也走了很多弯路，少不更事，也有调皮逃学的时候，让父母一度伤心，父母盼望的自己家里走出一个大学生的梦想差点儿要破灭了，真不知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然而父母很少有抱怨，隐忍坚韧，大约是他们的坚守支撑着这点奢望吧。
关于读书考取大学，邻县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会宁，以“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的“三苦精神”而闻名全国，现在学费渐涨，又加了一苦：“亲戚苦帮”，这不仅仅是会宁县的光荣传统，其实也是大西北乡村、不发达地区人们共同的现实写照。等走完考学之路再回望，那又是什么苦呢？其实是甜啊，这才是生活真正的香甜，就如在地里干活累了的时候，远远地眺望这座高房，甚至是凝视着它，想象着自己早点干完农活回到书本前，正如暗夜行船，灯塔是希望和动力的源泉。
回到家乡，欣喜地看到，这座高房还在。现在看上去不再像童年记忆里那样巍峨高大，但是它的气质还在，气场还在。母亲当年带着我站立的、远远指着高房叮嘱好好念书的那个土台子也还在，风雨侵蚀但仍然是旧时模样，回乡在那里伫立，仍然向高房投上崇敬、感激的目光。
回到故乡，远远眺望、凝视这间高房——这座滋润、激励了整村人的精神灯塔。
【作者简介】张刚（男），甘肃通渭鸡川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山东齐鲁晚报高级记者，现供职于山东管理学院。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曾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当选为十九大党代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底层行走》《乡书何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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