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题目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兰亭序》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兰亭序》的书写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王羲之只是《临河序》的作者，《兰亭序》是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添加了140余字而成，书者为隋代智永和尚。
《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极为心爱之物，一千多年来，从没有人否认过是王羲之的手笔。现在郭沫若居然否定了《兰亭序》的书法还不算，连《兰亭序》这篇文章都不是王羲之所作，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郭沫若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但他坚持认为《兰亭序》帖的书写者另有其人，必然会引起文化界的强烈讨论和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
郭沫若的这篇宏文分为七节，前三节分别介绍与论列王兴之和谢鲲的墓志，并由墓志而及于书法。第四节论《兰亭序》真伪，其主要根据是康生曾对王羲之书法作过仔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行书并非其所长；而且王羲之的字迹，没有脱尽隶书的笔意，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其他字帖大相径庭。
为了补充自己论据的不足，郭沫若还搬出了当时党内的文化专家陈伯达，说陈伯达也赞同这个观点。郭沫若搬出康生和陈伯达这两位当时的政要为自己撑腰，所以也赢得了一些文化界人士的附合。
当然，绝大多数书法界人士是反对郭沫若的观点的。书法家高二适当即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驳斥郭沫若，认为否定《兰亭序》，就是否定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大批人，就要重新考虑宋齐梁陈以后书法的传统。章士钊也上书毛主席，并以《晋书》上的记载为根据，指出郭沫若文章是哗众取宠，此风断不能长。
章士钊在给主席的信中，将高二适的《驳议》附在其中，请求主席发表意见。7月18日，毛泽东函复章士钊，对高文的反驳未置可否，只是表示“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但是，主席在信中还表示，赞成王羲之“不会书碑”的论点，至于《兰亭序》到底是不是王羲之所书，“尚待地下发掘证实”。
当年的8月，郭沫若又先后发表了《〈兰亭序〉和老庄思想》和《〈驳议〉的商讨》两文，对高二适进行回应，文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讥讽高二适对李世民的迷信。为什么郭沫若会这么坚决的坚持自己的论点呢？康生和陈伯达的支持固然是重要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毛主席也并不反对他的这个观点。这是长袖善舞的郭老最愿意见到的事。
毛主席看等事情，总是站在唯物主义的高度，所以想法和平常人不同。主席在8月20号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称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有了主席的回信，这场学术上的争论就上升到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阶级斗争的问题了。所以一开始反对郭沫若的人都纷纷转向，连章士钊都反悔给主席上书了。康生、陈伯达更是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康生这类人物最擅长揣摩和迎合领袖心思。所以很多反对郭沫若观点的文化界人士，都被戴上了“迷信唐太宗，迷信封建帝王“的大帽子。
郭沫若挑起这场论战的原因，在他给诗人陈明远信里说得很清楚：”《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 个重要的原则——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这便是郭沫若在文章中大量征引陈伯达和康生提供的材料，甚至直接沿用康生结论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也非常有才，但出于某些原因，太过于热衷政治，这也使他招来了很多非议。
1965年的文化战线，还是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所以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持续了半年之久。直到当年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文化界的注意力才转移到《海瑞罢官》上去，这场《兰亭序》到底是不是王羲之所作的官司，也渐渐被人淡忘，至今也很少有人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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