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1906—1975）
伴随着经济学、统计学的诞生，现代社会顺从主义以一致的行为取代了千差万别的行动，将人的行为进行量化统计，忽视了真正体现日常生活与历史意义的，具备个体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人的行动，产生了现代社会平均化的弊病。
本文作者陶东风基于阿伦特的著作，厘清“行为”和“行动”两个概念，探究阿伦特在术语背后所体现的政治观与历史观。阿伦特欣赏希腊城邦公民在公共领域的竞争精神与卓越言行，但其据此总结得出的观念是否能适应现代大型社会，阿伦特似乎仍语焉不详。
行动和行为
文 | 陶东风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6期
“行为”（behavior）与“行动”（action）这两个术语在阿伦特的著作中有严格区别。如果说行动是充满自发性、偶然性和创造性的开端启新事件，犹如奇迹，那么，行为就是遵从全社会统一标准而做出的规范化反应——前者崇尚卓异而后者追求一致。在一个打压个性、排斥自由、培育顺从、崇尚标准化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性被排除，行动的能力被摧毁，因为这样的社会“要求其成员遵循无以计数的各类规则，目的是让他们守规矩，排除一切自发行动或杰出成就。这些规矩倾向于将社会成员‘标准化’”（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6页）。在社会的这种平均化要求的压力下，人们只有规规矩矩的行为而不再有开端启新的行动。这样的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破除了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同上）。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
在卢梭等作家的笔下，或者在曾风行于中国的《红与黑》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十九世纪“上流社会”要求人们遵从的各种虚伪的繁文缛节，以及卢梭、于连等人对之的反抗。这些繁文缛节要求每个人严格遵循与自己所属社会等级相应的礼仪规矩，言谈举止必须得体。卢梭和浪漫派所反抗的就是社会“将一切削平的要求”，以及社会所培育的顺从主义人格。阿伦特认为，十八世纪或现代早期（半封建社会）的所谓“平等”，是把人纳入一个社会结构中的相应等级，每个等级中的人都要有同样的合乎规范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使人“平等化”（实质是平均化）。这是“社会集体”削平一切的力量在生活方式或文化领域的体现。因此这种“平等化”的实质，是迫使同一等级内的人变得无差别，实现所谓“社会身份”的平等。到了十九世纪，“半封建社会”被阶级社会替代，但社会的这种“平等化”原则依然延续下来。到了所谓“大众社会”（现代晚期），“大众平等”潮流把整齐划一的要求推到了顶峰：十八、十九世纪的阶层—阶级划分/等级也被摧毁，大众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实现了平均化，全体社会成员被平等化原则一网打尽。“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6页）。
换言之，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的平等以顺从主义、整齐划一为基础，行为取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而在古希腊，平等只是意味着城邦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与公民平等同时存在且同样重要的，是公民间的相互争胜，通过自己卓尔不群的言行告诉别人“我是谁”。“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同所有其他的人区别开来，必须通过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证明自己是最出类拔萃的。”（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6页）他们的行动充满了竞争和求异精神，其争胜的空间就是公共领域。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这个表现自己卓越之言行的机会，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人们才愿意分担像审判、辩护等处理城邦公共事务的责任。换言之，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是在公共领域表现自己的卓越和与众不同。
争强好胜尤其流行于古希腊时期的贵族阶层中。依据奥博的研究，贵族是一种与阶级不同的身份。阶级主要依财富划分，而贵族作为一种身份主要与一个人的出身、行为方式，特别是道德品行及美德紧密相关，而且道德品行和美德的重要性更超过出身。贵族固然离不开出身，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必须像个贵族。贵族气质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强好胜的竞争精神，“在贵族的价值准则中，竞争力是一个核心的统摄性原则。希腊贵族在公开场合和私人场合频繁而积极地相互竞争。目标是个人的优胜和普遍的赞誉；潜在的和实际的对手包括所有可能的同类，也就是其他所有声称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304页）。希腊贵族的竞争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宴饮时的泼酒游戏（最简单的方法是将酒泼到铜碗里，以声音响亮而又不外溅者胜），到城邦公共政策，不一而足。而且他们在竞争的时候非常讲究“门当户对”：专门与身份相当的同类，战胜同为贵族的适当对手，这样的胜利才能令人引以为傲。
汉娜·阿伦特
现代社会顺从主义的行为原则是和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统计学（经济学的工具）一起出现的。顺从主义假设人们只有千篇一律的行为，而没有千差万别的行动。千篇一律的行为是以揭示所谓“规律”自诩的现代科学研究的最佳对象（仿佛社会也是像自然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现代科学甚至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统计和预测的，因此有所谓“行为科学”“行为心理学”等。对行动就不能进行这样的“科学”研究。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同时出现的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7页）。统计学的假定是：人的行为——不仅经济行为，其他行为也一样——是整齐划一的，只有这样才能进行量化统计。统计学只关注规则化、一致化、例行化的人及其行为，个别的、差异化的“行动”和“事件”则被贬为无关紧要、可以忽略的——当然也是无法统计的——“例外”“波动”。这样，统计学中的人无异于无差别的生物。由于阿伦特认为作为行动和事件的政治实践就是此类非规则的“例外”“偏差”和“波动”，所以，在阿伦特看来，经济学和统计学不能揭示行动（政治）的特征、意义和价值。
此外，统计学着眼于长时段和大数目的人类行为、群体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可以预测和控制的平均化行为，而行动的特征恰恰是它的个体性、突发性、偶然性、不可重复性，日常生活和历史的意义正是通过那些罕见的、不可预测的、照亮它们的行动和事件（比如革命），才能得到呈现。“把大数量和长时段总结出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淹没了它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因与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成了无望的事业。”（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7页）这段话深刻而集中地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政治是每个个体在公共领域展示自己卓异性的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行动；而历史则是对这些精彩的行动瞬间的记录——这个意义上的历史是古希腊的历史，不同于现代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前者并非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科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规律”，而是记录每个人的独特行动——所谓his story（“他的故事”）。与包括统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相反，阿伦特认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或记录的恰恰不是长时期的定律和规则，而是人的无法预测的、非规则的“行动”“事件”。很显然，与我们今天的分类相反，阿伦特没有像今天的学科分类那样把政治学归入所谓“社会科学”范畴。
联邦德国1988—1989发行“德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系列邮票：汉娜·阿伦特
很显然，阿伦特所钟情的这种政治观，历史观有突出的精英主义倾向，最适合这个政治和历史观，也是阿伦特最欣赏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希腊城邦，它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在我们已知政治体中，它是最个人主义的，也是最少整齐划一的。统计学的大数目依赖决定了它最适合于人数庞大的大型社会，阿伦特对后者充满微词：“大量的人的麇集，就会几乎无法抗拒地朝着专制主义发展，不管是一人统治的专制主义还是多人统治的专制主义。”（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27页）似乎哪里人越多，哪里的人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模式化行为不符的种种表现，斥之为离经叛道。对大型社会的厌弃其实恰恰说明阿伦特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在现代世界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几乎都是人口麇集的大型共同体。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古希腊的政治体模式以及阿伦特据此总结并高度欣赏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已经不适合现代世界？或者现代大型社会应该重新被分解为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小社会？有这个可能吗？阿伦特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似乎显得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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