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清晨，天津的炮火渐渐停息，战火洗礼后的城市满目疮痍。作为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此时已经失去了所有权力，被解放军押解至指挥部。帽檐压得极低的他，低头走过一片片废墟，生怕被自己的部下认出。
被押至一顶简陋的帐篷后，陈长捷看到了熟悉的面孔。解放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坐在桌后，目光如炬，静静地注视着这个昔日的对手。李天佑的第一句话，打破了帐篷内的沉寂：“你还认识我吗？”这一提问，瞬间将时间拉回到了十年前，陈长捷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陈长捷的晋升与天津警备
1945年，抗日战争告捷，陈长捷被提拔为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陈长捷再次接到上级的调令，被任命为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
到了1947年底，随着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天津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为加强对天津的控制和防御，决定指派陈长捷担任天津警备司令。
这一决策得到了傅作义的强烈支持，傅作义对陈长捷的能力和忠诚度评价极高，他认为陈长捷具备维护天津安全的能力。在正式接受天津警备司令一职前，陈长捷与傅作义有了一次深入的交流。
傅作义明确表达了对陈长捷的期望：“天津的安全，就全靠你了，长捷。”面对如此重托，陈长捷表现出坚定的态度，向傅作义作出郑重的承诺：“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天津的防御策略
陈长捷接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开始全力强化这座战略重地的防御体系。他调动部队，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试图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他下令部队逐家逐户排查，查封了许多嫌疑地点，逮捕了一批被指控为共产党情报人员或潜在协助者的人。
他要求情报部门彻底梳理可能存在的敌方潜伏线索，尽一切努力切断对手在城内的活动网络。
除了情报工作，陈长捷迅速扩大了天津的驻军规模。他向上级请求增派兵力，并在城内外重要据点部署精锐部队，同时加强对城防部队的训练。
在修建防御工事方面，陈长捷极为重视，他指挥工兵部队加固城墙，修建了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掩体。他特别注重城门和关键通道的防护，增设了多层防御网。壕沟的开挖、铁丝网的铺设以及阵地工事的修筑都被严格要求按照高标准完成。
蒋介石得知陈长捷的防御工作后，特意亲自前往天津视察。视察中，陈长捷详细汇报了天津的防御计划，并展示了修建完成的几处核心防御工事。蒋介石对天津的防御体系表示了高度肯定，他强调这是当前国民党其他守备将领需要学习的榜样。
尽管陈长捷为巩固天津倾注了大量心血，周边局势的变化却日益不利于国民党方面。东北解放军的步步逼近，天津周边已经变得风声鹤唳。解放军采用灵活的战术，不断切断天津的外围联络线，使得国民党驻军的补给变得愈发困难。
陈长捷多次向上级请求增援和物资补充，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后方的支持愈加乏力。随着解放军包围圈逐渐收紧，天津城内的防御压力急剧增加。
交通要道被封锁，城内物资储备开始出现短缺迹象。国民党高层虽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制定援救计划，但始终未能达成有效的解决方案。
东北野战军的谈判
1949年年初，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部署缜密，行动隐秘。他们将主力部队悄然推进至天津周边的关键区域，逐步压缩国民党守军的活动空间。
野战军以“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对外围据点进行了多次突袭，迅速拔掉了几处国民党设立的防御据点，进一步孤立了天津城内的守军。
在完成对天津的初步包围后，东北野战军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向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发出和平解放的呼吁。他们通过信件表明了希望减少战争破坏的立场，呼吁天津守军放下武器，以避免更多无谓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信中对天津的守军将士表达了理解，承诺若和平解放，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为天津市民争取最大限度的和平。陈长捷收到信后，并未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他召集幕僚进行了讨论，并向傅作义以及华北“剿总”请示。
国民党高层普遍认为天津不能轻易放弃，同时寄希望于北京方面能够派出援军，解救天津守军于危局之中。在多方压力之下，陈长捷起草了一封回信，表面上以礼貌的措辞回应了对方的提议，但信中态度模棱两可。
他强调武器对军人的重要性，表示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同时表示如果对方真有和平谈判的意图，可以派代表进一步商讨。这封信回避了对核心问题的直接答复，也试图通过延长时间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解放军收到回信后，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认为陈长捷并无真正投降的意图。鉴于天津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东北野战军决定继续推进作战计划。
他们向天津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明确要求城内部队在1949年1月8日之前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接管，并警告如果拒绝，将立即发起总攻。随着最后通牒的下达，天津的局势更加紧张。
解放军在城外围的军事行动愈发频繁，对天津的封锁更加严密，防御工事也被逐步突破。陈长捷一方面继续在城内调兵遣将，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则频繁向傅作义和南京方面请求支援。然而，援军迟迟未至，补给线几乎完全被切断，天津守军的处境愈发孤立无援。
天津的失守与陈长捷的投降
1949年1月14日清晨，解放军在最后通牒失效后，正式对天津发起总攻。密集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城内倾泻，整个城市笼罩在浓烟和爆炸的轰鸣声中。解放军上千门火炮精准轰击了天津的防御工事和城内重要的军事据点。
国民党守军的前沿阵地在火力覆盖下迅速瓦解，许多哨所和工事被直接摧毁，守军阵脚大乱，难以有效还击。陈长捷与其部下退守至指挥部地下室，通过无线电和电话指挥部队作战。他不断向各个防区传达命令，要求加强防守，同时协调城内残余部队试图组织反击。
然而，解放军的进攻极为迅猛，火炮压制的同时，步兵已迅速推进，逐一攻破守军设立的防线。外围据点的守军相继被击溃，城内的战斗愈发激烈。下午时分，解放军的火力进一步向城中心集中，大量炮弹精准落在陈长捷的地下指挥部周边区域。
猛烈的震动使得地下室内的设施受损，通讯设备多次中断，指挥链逐渐失去作用。陈长捷通过仍然运作的线路试图联络华北“剿总”，寻求增援和指示。参谋长李世杰回应他，劝说再坚持几天，表示援军很快会到达。
然而，解放军的攻势持续加强，防御阵地被逐一攻破，增援部队迟迟不见踪影。战斗持续到14日深夜，城内已是一片混乱。
解放军部队在各条街道展开巷战，逐步推进至城中心区域。守军在步步退缩中抵抗力逐渐减弱，许多士兵在混乱中失去指挥，选择自行撤退或放下武器投降。
陈长捷的部下多次请求撤离，但由于华北“剿总”的指示仍是坚守，陈长捷拒绝了撤退的建议，坚持留守指挥部。到了1月15日清晨，解放军已攻入陈长捷地下指挥部所在区域，外围守军几乎全部被歼灭或俘虏。
解放军步兵在火力掩护下，迅速突破最后的防线，接近地下室入口。地面上的火力交锋逐渐减弱，战斗的枪声在地下指挥部周围愈发清晰。上午9时左右，解放军突入地下室，守军在狭小空间内无法有效抵抗。
陈长捷意识到继续抵抗已无意义，带领剩余的随从举手示意投降。他命令部下停止战斗，并通过留守的通讯设备通知城内其他守军解除武装。
陈长捷的最后时刻
投降后的陈长捷在解放军的押送下，被带离了地下指挥部。他刻意低调，将帽檐压得更低，尽量避免与其他人对视，试图掩盖自己的身份。在被押送的过程中，他与一群随行的国民党军官一同被安排到了一处临时关押点。
不久之后，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官陆续到场，开始对各级俘虏进行身份核实和分级审查。陈长捷作为天津守军的最高指挥官，被单独安排与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进行面谈。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等候在其中。
李天佑见到陈长捷后，语气平静，开门见山地询问：“你还认识我吗？”。两人曾在1938年有过交集。当时，李天佑是八路军343旅的代理旅长，而陈长捷则是国民党61军的一名高级军官。
那一年，八路军试图联合国民党部队共同对抗日军，李天佑曾主动与陈长捷所在的部队联系，希望通过协作加强抗战力量。李天佑曾派人送过一封信，邀请陈长捷到343旅驻地一叙，商讨合作的具体方案。
但当时的陈长捷不仅没有接受邀请，还以八路军的地位不够为由，直接拒绝了接触的可能性。大放厥词说，李天佑是什么人，不认识。陈长捷没有作出回应。之后他被解送至一处集中的关押地点，与国民党军的其他高级指挥官汇合。
参考资料：[1]刘震,吴信泉.天津方式 陈长捷顽抗被歼[J].神州,2009(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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