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将军于1995年写道：很早以前，我就想对自己投身革命的历程进行一次全面回顾，并把它记录下来，但由于工作忙，很难抽出充俗的时间,所以这件事只是断断续续地在进行。一九九三年，我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工作担子相对轻了一些，这样，终于在青年作家徐贵祥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部回忆录的写作。
在写回忆录的日子里，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从眼前掠过。回忆的同时，我也在思索。从我参加革命至今,60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犯过错误，有过失误，有的缺点到现在也没完全改过来。但我感到无愧和欣慰的是：我活着干，死了算，革命到底的革命初衷始终没有变,我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精神始终没有变。我总是相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能做到；别人能克服的艰难困苦，我咬咬牙也一定能克服。
靠着这两点，我在革命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半个多世纪，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几十年间,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中,有的早在战争中就已为国捐躯,有的在解放后因病先我而去。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这些战友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脑际,使我对他们更加怀念。
回忆录第一部分：难忘七天七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凌晨三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苦思良久，惨淡经营的所谓“金化攻势”展开了。美军集中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地区五圣山前沿的597.9和537.7高地北山进行规模强大的火力准备。
我阵地内，平均每秒钟落炮弹6发，终日落弹达30万余发，飞机投炸弹500余枚。597.9高地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四点半，美七师第三十一团、韩二师三十二团及第十七团一个营，共7个营的兵力，在空中和炮兵火力、坦克的支援下，分6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敌以4个营的兵力向我西方山和芝林方向前沿阵地实施牵制性进攻。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从此便开始了。
为什么叫上甘岭战役呢?这是根据地理位置为战役取的名。上甘岭是一个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如果从空中俯瞰，它正好位于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中间位置，因此，我们把这两个高地上发生的战役统称之为上甘岭战役。
我军坚守597.9高地的是一三五团九连，加上八连一个排。坚守537.7高地北山的是一三五团一连，面对的是10倍于我的进攻之敌。
此次战斗发生前，四十五师正准备攻取注字洞南山，该山阵地有守敌南韩军队一个加强营，揳入我防线之内，守敌的12毫米大口径步枪可以直接射击到五圣山主峰，的确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原计划于十月十八日夺取注字洞南山，拔掉这个钉子，因此，我们的主要炮火都已指向注字洞南山方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突然发生情况，我炮兵主力来不及调整射向，再加上敌人企图尚未彻底明了，所以，支援上甘岭战斗的，仅有15门小炮，主要还是靠步兵武器依托坑道与敌顽强战斗。
经9个小时激战，我两个连连续击退敌人7个营的30余次冲击。到下午一点，我虽然伤亡很大，弹药将尽，但除597.9高地2、7、8、11号表面阵地及537.7高地北山9号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
十九时零五分，第四十五师以一三五团二连、三连、七连和第一三四团五连，共4个连兵力，对立足未稳之敌分4路实施了反击。在坑道分队的配合下，经3个小时激战，全部恢复了阵地。
十四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战斗中，一三五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指挥，连续夺取敌人两个火力点，歼敌80余人。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残酷,我们的战士承受了极大的考验,体现了英雄本色，还涌现出了陈治国、牛保才等英雄人物。
上甘岭战斗打响后，军指挥所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它避我实而就我虚，花招多少有点让我们意外。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
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尽管时间和方向没有确定，但这场恶战迟早要发生，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对于全军部队，我们都反复做过动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打主动仗，敌变我变，不打呆板仗，不打糊涂仗。因而，部队应变的思想准备充分，突然打起来也能保持阵脚不乱，指挥畅通。一句话，我们是不怕的。
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敌人的企图和这场恶仗的背景。
这次战斗不比以往的挤兑战斗，如果仅仅是为了夺取两个制高点，敌人为什么一上来就集中那么大的火力和兵力？
如此规模，分明是大举进攻的架势。可是，如果说是大举进攻，为什么突破口不选择在平康口子，那里地势平坦，遮蔽物稀少，易攻难守，尤其易于机械化部队向纵深突贯。
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是枪对枪刀对刀，而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
经过十四日一天的激战，从敌人投入的兵力及后续力量上看，战斗规模始终有增无减。敌人的企图逐步明朗，它不把进攻矛头放在易攻难守、易于发挥机械和装甲威力的平康平原地区，偏偏打我五圣山前沿，是钻了我们的空子。我们抓住它的规律，而它这次偏偏不按规律来。
当时，政委谷景生同志正在国内，我同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等同志简短商量了一下，迅速做出决定：
一、立即向兵团、志司报告，调整第四十五师部署，停止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集中兵力、火力于五圣山方向，也就是上甘岭方向。
二、各级指挥所前移。第四十五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第一三三团指挥所前移至上所里北山。
三、调整战斗部署。由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负责指挥
597.9高地战斗；由一三三团团长孙家贵负责指挥537.7高地北山战斗；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在师指挥所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师炮兵群由第四十五师副师长唐万成及军炮兵室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
四、加强后勤保障。除原先定额储备的弹药以外，一线连队，每连配备手榴弹8000枚，全军给养储备3个月，迅速向坑道补充食物和水。
敌人拉开了大打一场的架势，我们则迅速做好了长打的准备。因为谷政委不在部队，十四日夜间，我又同车主任研究了干部配备问题，并由车主任向兵团请示，让我军正在兵团学哲学的师、团政委们先回来，打完仗再到兵团补课。我们的基层干部是三套班子，一套在阵地上，一套在师团保存，一套在军里培训，随时可以补充。我们这样做，也体现了打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和决心。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基层干部伤亡大。一定程度上讲，打仗也是打干部。
我们的政治部办了一个《战场》报，专职记者只有宣传科二三人，但通讯员全军都是，能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而且效率极快,当天有英雄事迹和战斗经验,当天就能写成文章刻印见报。小小的《战场》报对部队作战益处很大。
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参考消息》，稿源主要来自收音机，有国内重大新闻，也有敌台重大新闻。十五军的《参考消息》也有短、平、快，几条大标题，重点新闻，一目了然，国内外大事马上知道。了解国际间的政治气候，对分析战场形势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就是从自己的《参考消息》上知道了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消息，知道了上甘岭战斗是发生于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同一天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有助于我们判断敌人此次战斗的动机、本钱下的大小、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等等。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敌我形成拉锯式的反复争夺。
白天，敌人使用大量兵力，大集群冲击，占领我表面阵地；夜间，我反击部队在坑道分队的配合下，进行反击夺回阵地。
由于我反击部队要从几千米以外接敌，遭敌火力拦阻，途中伤亡过大，致使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后力量不足，或反击成功后无力坚守，因而表面阵地多次得而复失。
为缩短接敌距离，减少伤亡，十八日我军暂停反击。利用夜暗将5个连的兵力秘密潜入坑道和待机位置，准备于次日反击。
上甘岭战斗打响后，为了加强五圣山方向的火力，志司给我们配属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这种炮是苏联造的，在当时是新式武器，一按电钮，19枚炮弹像一条火龙流泻出去，半边天都是红的。“喀秋莎”本来是苏联的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军第一次使用这种多管火箭炮，给德国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人民出于一种喜爱心理，给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喀秋莎。
“喀秋莎”是在机动车上发射的，主要打面积目标，发射时炮位一片明光，阵地极易暴露。友军中就有“喀秋莎”营被敌飞机炸毁的事。我们对这个宝贝蛋，格外小心。平常藏在山洞里，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让接近。确定要打，才悄悄选择阵地,计算好目标诸元,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时间一到,派出警戒，炮车直奔阵地，停车便打，打完就撤。所以在整个40多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我们的“喀秋莎”前后发射10次，毫毛无损。
十月十九日十七时三十分,我“喀秋莎”火箭炮营一次齐射后，103门山、野、榴炮即行拦阻射击。早已于十八日夜运动至坑道和待机位置的4个连加上坑道的两个连，分兵两路，同时向占领我597.9高地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就在这次战斗中，在我突击队打下597.9高地4号、5号阵地后，由于○号阵地上敌人集团火力点的疯狂射击，突击队受阻于阵地前，几次爆破未能奏效。第一三五团二营营部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于战场上被任命为六连六班长，带领战士肖登良、吴三洋二人，执行爆破任务。连续炸掉敌人几个地堡后，吴三洋中弹牺牲，黄继光、肖登良身负重伤。黄继光拖着伤体，匍匐爬行，勇猛扑向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突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使突击队顺利夺回了敌人占领的阵地。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不朽功勋，志愿军首长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我军收复阵地后，敌人十分恼火，下了更大的赌注同我决战。十月二十日五时，美七师十七团、二十二团和韩二师十七团各以一个营的兵力,在30余架飞机和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双方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40余次。由于我伤亡过大,弹药供应不上,除597.9高地的0、4、5、6号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又被敌人占领。
从十四日至二十日，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进行了7昼夜的争夺，战斗空前激烈。在此期间，敌人共投入7个团、17个营的兵力，我投入3个团、21个连的兵力，进行了夜以继日的反复争夺，我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歼敌7000余人。第四十五师参战连队大部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连续7个昼夜，我在道德洞没有睡过一秒钟，守在电话机旁，神经高度紧张。一会儿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一会儿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
四十五师崔建功师长在德山岘师指挥所里更是热油烧心，七天七夜没离开作战室，出了坑道刚放松一下，就差点晕厥过去，上厕所都要人搀扶。我们两人通话，嗓子全是哑的。
他的作战科长宋新安，在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时，痛哭失声。
前面的情况我也知道，敌人的炮火把两个山头犁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伤亡那么大，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今天已长眠九泉了，想起来实在让人心碎。但是，作为一军之长，又是身处战斗严峻时刻，我不能被感情之潮淹没理智。越是困难的时候，决心越是要硬，仗打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
我对崔师长说：“告诉机关的同志，十五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崔建功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同志，打仗一向谨慎稳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成立太行军区，他就在独一旅担任领导职务。对于他独当一面的能力,我是放心的。但是上甘岭战斗事关全局，不仅牵动整个朝鲜战场形势，而且举世瞩目。因此,我的话说得就很严肃。
崔建功沙哑着嗓子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老崔的话说得我心里热辣辣的，我又对他说：“阵地不能丢，伤亡也要减下来。在西方山方向虽然没大打，但不能动，那个口子不能松。现在就靠你和张显扬师顶住，我已经向军机关和直属队发出号召，婆娘娃娃一起上。请转告部队，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上甘岭战役过去40多年了，现在回忆起来，每个过程都十分清晰。在第一阶段坚守阵地与反复争夺的战斗中，我的日记始终没断。那几天里，我的日记差不多用掉半本。每天都有新的战况，每天都有新的事情，我也每天都有新的感觉。
前沿坑道的电话一直通到军指挥所，使我们对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只要有空，我就把内心感受记下来，记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析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总结的过程。那些人和事，那些突如其来的敌情，全在头脑里翻滚过滤，帮助我理清思路，正确判断。在战斗最激烈时，有线电话线被炸断，电台震坏，我们和前沿坑道的联系一度中断，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我坚信，我们的战士一定能够守住坑道。坚守在坑道内各自为战的同志们也坚信，首长一定在千方百计支援我们。
就凭着上下之间这种亲密的了解和高度的信任，坑道分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退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上甘岭战斗，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
在上甘岭战斗发生期间，整个朝鲜战场其他地方的战斗大大减少了。兵团和志司首长从一开始就对上甘岭方向给予极大关注。志司首长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给予指示。
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同志更是同我保持热线联系，及时调兵遣将，为我们补充了大量新兵，并组织增援炮兵，补充弹药给养，组织兄弟部队以攻势行动，在其他方向上打击并牵制敌人，减轻上甘岭的压力。（未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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