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将对中国实行加征６０％关税的惩罚性政策，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商业利益上的冲突，中国始终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从道理上说，这是双方谈判，你进我退的事。
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近十几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全面的变化。
首先是军力的部署，美国从西亚转向太平洋，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如果这两场针对的是中俄，那就是打赢可能发生的第三次战争了。俄乌冲突之后，北极熊的长期衰退已成定局，中国将成为美国唯一有对抗性的假想敌，而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窗口上，特朗普渴望的却是一夜之间结束俄乌冲突，显然，他是在收紧五指，做另一种准备。
如果发生了地区性冲突，谁会与中国并肩，应该没有，包括北极熊。
所以，我们在研判中美贸易关系上，已经不能看成单纯的商业利益冲突，而应该定位于价值冲突，它不必然是修昔底德陷阱，却胜似修昔底德陷阱。
从２０１２年后，中美的价值冲突首先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回归冷战的氛围，认为中国没有按美国的预想，进入ＷＴＯ后，更彻底地转向以私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相反，中国不忘初心，在努力调整公有经济即国企在经济总量上的权重，这一过程正是通过林毅夫的投资与扩大财政的方式实现的，在这十年中，国企总资产实现了年均１５％的增速，远超同期ＧＤＰ的增速，强化了战时经济的备份，这一切在美国看来，就是耶伦访华时所说的“非市场化行为”。
２０１８年后，特朗普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它表现为商业利益的冲突，但背后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与美国鼓励在华企业撤出，损失由政府承担，这是一种非常坚决的姿态，已经不顾及眼下的商业利益的损失，这就是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冲突，是回归冷战时对抗的高于商业利益的最高利益的冲突。
大国关系中，仅仅是商业利益冲突，那么，进退得失都是利益上的权衡，这好办，无非是双方共赢，你进我退，有生意人的机智就行了；如果是价值冲突，那么，当双方的价值观无法契合时，冲突就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以中国今天的强大，没有谁会主动引导向不流血的政治，
借巴斯夏之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现在不是这个情况，是美国慑于中国的发展，在限制芯片越过国界。但是，既然是价值冲突，双方的谈判就不会出现根本的转折，无限的问题，反复的摩擦。
这决定了中国要想打破束缚，唯有创新破局。
而创新需要的不是清场式遥遥领先的口号，是自由的土壤以及打造出一个平等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
美国已经准备改革了，中国会做什么？
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要跨越ＣＰＴＰＰ的门槛，不做革命性的调整，将是墨菲的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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