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孙立人在政治部主任换成蒋坚忍后，拒绝召见。张佛千劝说：“蒋坚忍的背景非同寻常，这样干对你没有好处。”
孙立人在以“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的头衔，前往台湾编练新军时，除了带去了不少原税警总团、新一军的旧部外，还向“行政院”点名让张佛千给他当政治部主任。
张佛千是孙立人的安徽庐江老乡，相交多年的好友。本来，报人出身的张佛千，已被“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委派去泰国办报，在领取经费将要出发时，受到了孙立人的邀请。
张佛千去见吴铁城打探口风，吴铁城说：“你去台湾，既能给孙立人帮忙，还能混个少将主任的头衔，何乐而不为，泰国我另派人去。”
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手上掌握好几万编练新军的孙立人，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起来，被老蒋指定兼任防卫司令。
孙立人见撤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武器多，有将官头衔的人如过江之鲫，很是郁闷，对张佛千发牢骚说：“兵败如山倒，我训练新兵再辛苦，也就至多练上几个师，什么都改变不了。”
张佛千说：“这话你私底下可以对我说，但千万不能让老蒋、小蒋听见。”
1951年，孙立人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担任“陆军总司令”兼防卫司令，四年前，他还只是新一军的军长，这个升迁速度，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很难找到第二例。有“天子第一门生”之称，指挥过几十万大军的胡宗南，这时也还是“中将加上将衔”。
然而，看似荣宠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孙立人不是黄埔将领，也非江浙人，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求学，税警总团、印度兰姆迦的练兵经历，让他和老蒋的嫡系将领很难有共同语言，彼此有天然的排斥感。
老蒋内心对孙立人是猜忌的，对他的重用是特别时期的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掌握孙立人的情况，老蒋不定期的，以听取汇报的名义，将孙立人的亲信召来问询。
孙立人到台湾后，职务多次变动，但始终以张佛千为政治部主任。张佛千被视为孙立人的左膀右臂，常被老蒋召来问话。
老蒋曾以质问的语气问张佛千：“你长期办报，怎么突然干起了政工？你和孙立人是什么关系？”
张佛千将他和孙立人的交情，一五一十告知老蒋，并替孙立人说了不少好话。
老蒋并不放心，后来将张佛千调去“设计委员会”担任有名无实的委员，让蒋坚忍接任“陆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这样重大的人事调整，孙立人这个司令事前一无所知，他非常生气，在蒋坚忍到任后，拒不接见，也不给安排车子、房子，将人晾了十几天。
蒋坚忍除了有黄埔四期生的身份外，还是老蒋的堂侄，标准的“蒋家嫡系”。司令部的几个处长，担心冷淡了蒋坚忍，会引起麻烦，但若热情接待，又怕孙立人发火，无奈之下央求张佛千去做工作。
张佛千去见孙立人，说蒋坚忍的背景不一样，千万不能如此对待。
孙立人愤愤的说：‘“我管他是谁，政治部主任我就认你。”
张佛千说：“你太意气用事了，不能干什么都是军人作风这一套。”
在张佛千的苦苦劝说下，孙立人这才勉强接纳蒋坚忍，但这么一闹，传到老蒋耳中，使他对孙立人更为不满。
蒋经国在老蒋的扶持下，很快就晋升上将，掌控情报、政工大权。孙立人对此颇有微词，曾当众讥讽说：“竟然有未打一仗的上将。”
张佛千见孙立人在公、私场合，常表达对蒋经国的不满，劝说：“你不能老说蒋经国的坏话，今后应该在公众场合说一说好话。这样一来，就可表明你是对事不对人。”
孙立人听后不置可否，张佛千急得跺脚，后来又劝了几次，但毫无效果。
1953年，黄杰从越南来到台湾，孙立人的军事生涯迎来了重大危机。
黄杰当税警总团长时，孙立人是他手下的六个团长之一。在淞沪会战中，孙立人因战功升任支队长，不久后在防守苏州河之战中被炸成重伤，被宋子文派人送去香港救治。
伤愈的孙立人想归队，却发现税警总团撤销，残部被编为“中央军”。孙立人本想投奔已改任军长的黄杰，但遭到冷遇，之后在宋子文的支持下，以税警总团旧部为班底，重整队伍。
有了这番过往，孙立人和黄杰的关系，可想而知。
黄杰是在1949年12月，带着残部逃到越南后被法军缴械软禁。经过二年多的交涉，黄杰带着滞留越南的三万多残军、眷属，船运到了台湾。
蒋氏父子在黄杰到后，将其晋升为二级上将，之后让他取代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兼防守司令，孙立人则被改任为“上将参军长”。
张佛千见状，辞去了在“陆军司令部”的所有兼职，在向孙立人告别时，孙立人叹气说：“我当不当这个司令无所谓，只是把你没有安排好，对不起朋友。”
孙立人当了参军长后，每次开会，面对黄杰、袁守谦、周至柔这帮得势的清一色黄埔将领的侃侃而谈，总是沉默不语。孙立人的家人回忆，每次他开会回来，心情都是很不好。
1955年8月，孙立人遭到软禁，这一关就是三十三年。当张佛千在孙立人获取自由后去看望时，指着一个盆景说：“这盆，你养了好久？”
孙立人说：“我关了多久，就养了多久，我的半生，就埋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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