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地观看了财经作家吴晓波和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的跨年演讲会，之所以没有连贯地从头看到尾，这是由于“跨年效应”产生了干扰和妨碍作用，联欢会和演讲会同时登场，看得人“眼花缭乱”。在资本方和赞助商的支持和节目团队的策划下，两位传媒和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举办了内容丰富、生动而精彩的知识类“脱口秀”。
多家卫视的联欢会节目场面宏大，惊艳纷呈，电视观众在联欢会和演讲会的节目频道之间“换来换去”，出现了“选择性疑难”。吴晓波的年终秀错开了2024年的最后一天，达到了“错位竞争”的效果。罗振宇的年终秀成了唯一的“口播”类节目，反而利用了跨年效应中的“联欢会效应”，吴晓波和罗振宇都巧妙地运用了脱口秀晚会的唯一性或独有性，确实有“棋高一筹”的精心考量和操作。
网络和电视上的多位主持界、知识界和商界的精英人物都具备了吴和罗的“嘴上功夫”，但要达到吴和罗的演讲场景和演讲气氛，节目团队的策划和实操必不可少。像经济学家任泽平等知名人物在举办一次类似的知识脱口秀时需要得到赞助商的支持，不然付不起电视和文体、文娱、文旅中心的“场地费”。像顶流商人马老师在公司年会等场合发表演讲时不需要资本方的支持，但他没有必要把一次演讲变成一场跨年晚会的脱口秀。
罗振宇跨年节目的动作大，投入多，找来了阿里1688和比亚迪等大赞助商的资助，吴晓波节目的动作小，投入少，找到了燃气用具品牌卡萨帝和建材品牌皇派门窗等赞助商的支持。利益是为了交換的，利益中的价值交换或价值中的利益交换遵从新经济哲学的等效用原理。
为了尽可能地哄托“广告效应”的气氛，吴瘦和罗胖费尽气力地介绍了各家赞助商的经营理念和“品牌效应”，既宣扬了各家厂商的产品、研发和制造能力，又契合了节目主题，生动而具体地讲解了案例故事，在视听类节目中，这部分内容是观众和网友最想了解的“干货”，吴晓波和罗振宇为此访问了很多先进工厂，访谈了多位企业领军人物。
尽管从资本方和赞助商“逼格”可以大致判断吴晓波和罗振宇年终秀的规格和气派，吴晓波的语播节目倾向于做精做专，主要集中于经济学说与实践、产业和商业的话题，罗振宇的语播节目倾向于做宽做广，除了经济类、产业和商业的话题，还有人文和历史等综合性话题，吴瘦的年终盛宴比吴胖的聚焦度高，精耕细作，吴胖的年终盛宴比吴瘦的覆盖面广，探讨了传媒人感兴趣的商业和人生话题。
虽然不谈哲学，不谈请客送礼和负面的社会新闻，把中国人喜欢的“皆大欢喜”气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状态，没有半点涉及躺平、内卷、人情债和权力腐败的现实性话题，从头到尾都是奇想妙想的创意和创见，但得承认吴瘦和罗胖以及他们的团队十分优秀，非常能打。
两位知识界和传媒界的达人堪称“传媒界的哲学家”或“知识界的哲学家”，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家，主要的原因不是抽象思维的缺失，而是他们在发散性思维、案例式讲述的“全民训练营”中没有寻求抽象而系统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每一个哲学流派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概念和定义、理论架构和专有词汇，就像新哲学的“广效论”或广义效应论所展示的那样。
虽然罗振宇堪称“时间的朋友”节目制作的大导演，有一流的自导自演的节目水准，传播的力度和广度超过了吴晓波“时间的定力”，但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演唱会效应”和“演讲会效应”同时发力，电视和网络观众的节目选择不要太多，在替代性过程中产生了“稀释效应”，在稀释性过程中产生了“替代效应”，这是近几年吴罗年终秀节目收视率下降的一大原因。
吴晓波的年终秀压缩了节目的内容和时长，传播效率略为领先于罗振宇的年终秀，避免了罗振宇节目的长篇大论。从开场到结尾持续3、4个小时，观众和网友容易陷入疲劳和疲倦的收视状态，传播效应随之呈现下滑或递减。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一门课在一天内最多上两节课，超过两节课的授课属于无效讲课，超过两节课的时间属于垃圾时间。
吴晓波在年终演说中没有提及罗振宇等知识大V，罗振宇在年终演说中没有提及吴晓波等知识大V，吴瘦罗胖在年终演说中都没有提及2024的风云人物刀郎，不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而是文化精英人士的“有意为之”。吴罗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年终专稿”免不了马老师在人生意气风发阶段所惯用的思“享”套路，其一是“未来已来”，吴在时间中预见，预见创造性的技术和产品，罗在时间中期待，期待未来的好消息和约束性城墙的“开门”。
其二是迎接和拥抱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能，正在或将会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吴和罗都没有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谈及人工智能的“二律背反”属性，其实人工智能也有“机器人性的弱点”，大模型对机器人思维和语言的训练存在形形色色的盲区。
比如：有些网媒平台的机器人不能区分经济和财经，经济学和经济哲学，时不时以缺乏财经资质为由拒载以经济学和经济哲学为主题的图文；平台机器人只在乎传播效应，不在乎人文价值的“新质文化力”等，至于影星麦当娜通过人工智能的拼接与教皇合影，显然是她利用了人工智能在“所向无敌”的应用中产生的“漏洞”。假如举办一场阿里马老师、西湖大学施一公和育英教育集团本人的“三人圆桌会”，那么这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在于这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恶搞或骗局。
其三是挖掘数据的价值。各家大公司和大平台掌握了海量的大数据，从这些大数据的统计学分析中可以寻得商机和创业的机会。吴晓波说到红星美凯龙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家装设计师团队，罗振宇说到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设计师团队有5000人之多，两家公司的大数据反映了家装市场和电动车市场旺盛的客户需求。
马老师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数据是一种资源”，数据资源论或资源数据论在实物和数据资源之间建立了等效关系，两类资源遵循新经济哲学的等价性原理。吴和罗“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说起数据安全问题，而数据安全隐患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时常出现的“漏洞”，像抖音、微信、滴滴出行、支付宝和1688、拼多多、京东商场、货拉拉和运满满等大信息平台都存在海量的用户和供需信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时代，数据安全性成了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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