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一些居心叵测者的煽风点火下，一场波及全国，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动乱就此拉开了序幕。在那场浩劫中，学校关门，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学可上，许多的革命先辈遭受无妄之灾，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重庆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就属于最早受到冲击的一拨人。在动荡开始后，党委派遣的工作组陆续进驻高校，重庆大学也不例外。在工作组到来没多久，就将郑思群监禁审查。
郑思群之前虽然是军队干部，但在建国后，就被党中央派遣到重庆大学担任校长，转战教育岗位，按说与政治牵扯不上关系。但因为郑思群在苏联专家回国时按照传统礼节赠送了一册风景照作为纪念，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工作组因此给郑思群扣上了“三反”，“叛徒”，“特务”等帽子。并且在7月30日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宣读郑思群的“罪名”。这无疑是在践踏郑思群的尊严，作为一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郑思群生性刚烈，宁折不弯。所以当郑思群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弥天大罪却百口莫辩时，选择了自我了断。
根据郑思群被监禁的招待所所长张永胜回忆，8月2日的凌晨，夜不能寐的郑思群向看守申请在走廊散步，二人闲聊了几句，他还给了郑思群一支烟。不过因为看守的催促，郑思群很快就返回了屋里。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后，就听到屋里传出了异常响动，等看守冲进去一看，发现郑思群用剃须刀划破了喉咙。接到报警后，公安机关来到现场进行了勘察，确定了郑思群是自杀。
当时郑思群虽然被送去了医院，但由于伤势过重，医生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由于郑思群是自杀，工作组宣布永远开除他的党籍。也因为此事的影响，工作组撤出了重庆大学。1979年3月15日，重庆大学为郑思群同志补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包括聂帅在内的中央领导和地方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了这场追悼大会，清北等高校以及一些政府机关或来信悼念，或送来花圈。尽管距离郑思群离世已经12年，但他生前的同事无不怀念这位宁为玉碎的共产党人，无数师生泪洒当场。
郑思群1912年出生于广州海丰，北伐军正是从那里出发，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了中华大，因此在广州从不缺乏革命志士与革命思想。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人可以毫不避讳的宣讲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了在海丰读书的郑思群，他积极参加我党组织的各项活动。1926年，14岁的郑思群加入了共青团。因为表现优异，一年后又顺利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然而，郑思群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抓捕共产党人，郑思群在广州的处境十分危险。经过综合考虑，郑思群最终决定先东渡日本学习，再谋求以后的发展。在日本读书期间，郑思群也积极领导学生进行反帝斗争。然而因为郑思群的行为触犯了日本的核心利益，所以在1929年被驱逐出境。
回到家乡后，郑思群被汕头友联中学聘请为教师，他利用工作之便在师生之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校领导为了学校安全，只能将其解聘。郑思群随后通过改名换姓再次东渡日本，九一八事件后回国。郑思群回国后受党组织安排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因为身份暴露，1932年至1933年期间被两次逮捕入狱，在党组织和家人的努力下被保释。
出狱后为了暂避风头，郑思群再次赴日，考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系，从事马克思的研究。在七七事变后，郑思群毅然选择回国参加抗日战争。郑思群最初被党中央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特工科长，之后又被调任为115师334旅宣传科长。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郑思群一直活跃在抗日前线，还曾在1942年为了掩护党政机关身受重伤。
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思群跟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参加了许多战役。在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郑思群又奉命转战大西南。西南解放后，郑思群就一直留在当地工作，先后担任代理地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副校长兼副政委等职务。
1951年担任民革命大学总校教育长的郑思群领导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2年高校调整后，郑思群又被任命为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重庆大学工作期间，郑思群一直兢兢业业，考虑到国家困难主动要求降低工资待遇。尽管如此，却仍未能逃掉那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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