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西传到现代文学交流，考察了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历程。
既有对中德文学交流的宏观把握，又有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微观分析。
展现了席勒、歌德、布莱希特等德语文学巨匠与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
通过丰富案例分析了中德文化在文学中的碰撞，为理解中德文学交流的双向互动提供多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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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渊，复旦大学硕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博士、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土生导师，现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德语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4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青年长江学者及德国洪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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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重点聚焦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西传、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的变迁、中国元素在德语文学中的呈现及歌德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全书结合对德国宫廷-骑士文学、巴洛克文学、启蒙文学、魏玛古典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流亡文学的研究，以案例形式分析了不同时代德语文学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再创造，尤其是席勒、歌德、德布林、克拉朋特、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不仅再现了300多年来中德文化之间充满活力的交流与互鉴，同时展现出政治、宗教、伦理、性别等多种元素对“他者”形象建构的深层影响。
1735年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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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言：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新思路
第一编 德语世界的中国形象
丝绸之国与希望之乡
——中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
异域光环下的骑士与女英雄国度
——德国巴洛克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
——纪念德国专业汉学建立一百周年（1909—2009）
德国图书市场上的中国形象
第二编 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
礼仪之争与《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典籍与文学的译介
“赵氏孤儿”故事在18世纪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改编
《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
图兰朵公主的中国之路
——席勒与中国文学关系再探讨
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
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
《老子》译介与老子形象在德国的变迁
赋魅与除魅
——德布林在《王伦三跃》中对东方宗教世界的建构
克拉朋特的中国情结与《灰阑记》
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
——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
布莱希特的《六首中国诗》与“传播真理的计谋”
布莱希特的中国榜样与《四川好人》的侨易之旅
第三编 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名哲”还是“诗伯”？
——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
歌德诗歌的复译与民国译者对新诗的探索
——徐志摩《征译诗启》背后的新旧诗之争
作为精神资源的歌德学
——文学革命和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歌德研究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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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图兰朵公主的中国之路
——席勒与中国文学关系再探讨
席勒的剧本《中国公主图兰朵》长期以来被视为西方作家所虚构的东方世界，其中的中国元素也被视为舞台上的点缀。而“中国公主”这一形象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历程以及席勒在作品“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则并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篇通过对12世纪末波斯民间故事集中的图兰朵童话、18世纪初法国东方学家的《一千零一日》、1762年意大利戏剧家哥奇的“童话剧”以及1801年席勒的“悲喜剧”等几个版本加以对比研究，指出直至席勒才真正有大量中国元素融入“中国公主”的故事。同时，席勒依据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在作品中强调女性尊严和妇女权利，使主人公图兰朵在性格发展、思想境界方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才使得作品超越前人、真正实现了“中国化”，并使童话中性格乖戾的女主人公最终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璀璨夺目的“中国公主”。
德国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于1759年11月10日，在短短46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在戏剧、美学、诗歌、史学等方面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强盗》《阴谋与爱情》《欢乐颂》等作品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被频繁引用，而且至今脍炙人口。而在席勒所塑造的众多戏剧人物中，也包括一位光彩夺目的中国女性形象，这就是他于1801年在《中国公主图兰朵》中塑造的那位智慧过人、渴望真爱的中国公主。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普契尼版《图兰朵》“重返”紫禁城所引发的热潮，学术界对“中国公主”形象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历程也产生了愈来愈浓的兴趣：席勒何以会对一位中国公主发生兴趣？他仅仅是为了迎合观众对东方世界的好奇，还是有更深层的社会思潮在推动着他？中国公主的魅力究竟何在？她又来自何方？本文将以18、19世纪东西方文学间的互动为出发点，结合对席勒创作道路的考察来就这一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加以探讨。
一、《图兰朵》的中国之路
在西方文学家所塑造的众多东方女性形象中，图兰朵无疑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一个。无论是她在用谜语与男性较量中所显示的智慧，还是她对真挚爱情的渴望、对男女平等的追求，都使她散发出超凡的魅力，从而吸引了哥奇、席勒、普契尼等一代又一代文学家、音乐家对这个古老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使她不断绽放出诱人魅力。然而，《图兰朵》起初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斯童话。所谓“图兰朵”实际上是由Turan和dot两个词组合而成，Turan是一个地名，现在指的是中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地区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的图兰盆地。在菲尔多西（Firdaussis, 940—1020）耗费43年创作的史诗《列王记》中，伊朗上古时期国王费里东在年老时三分天下，把中亚草原和中国（指中国西北部草原）分给了二儿子图尔（Tur），图尔的封地就被称为“图兰（Turan）”，后来也被用来概称中亚地区。dot是dokht的简写，意为女儿、姑娘，国王的女儿（shahdokht）即公主，在特指场合下只用dokht也可指公主。因此，“图兰朵”的本意是“图兰的女儿”或“图兰的公主”。
图兰朵故事的雏形大致起源于波斯诗人尼扎米（Iljas ben Jussuf Nizami, 约1141—1209）的故事集《七宝宫》（1196）中。全书以7位公主给萨珊王朝的国君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Ⅴ，420—438在位）讲故事为主线，结构与《十日谈》相近。根据后世流传下来的版本，其中与图兰朵最为接近的“谜语公主”的故事是“一位俄罗斯公主于星期二在红色的火星宫中讲述的”，也有版本称是一位斯拉夫公主在“第四天，火星日”所讲述。故事这样开始：“在俄罗斯的一座城市里曾经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个女儿，美丽聪慧，她的名字叫图兰朵……”故事的全部情节都发生在俄罗斯和中亚，与中国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中国人出现。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在北京上演后，国内有学者认为故事背景可能是蒙古金帐汗国土崩瓦解、分裂成若干小汗国的时代，说图兰朵是大元公主也未尝不可。
到了17世纪下半叶，《图兰朵的谜语故事》引起了法国东方学家克罗伊克斯（Francois Petis de la Croix, 1653—1713）的兴趣，他将其改写后收录于巴黎出版的五卷本波斯故事集中。这一故事集以老奶妈给被爱情和婚姻烦扰的克什米尔公主讲故事为主线，并仿效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命名为《一千零一日》（1710—1712）。时值欧洲的“中国风”时代，欧洲人在文化上顶礼膜拜正处于康乾盛世的中国，将中国瓷器、饮茶、园林、装饰风格都视为时尚，乘坐中国轿子一度在部分德国城市成为贵族才享有的特权，巴黎甚至还出现过冒充中国公主来出名的闹剧。而《一千零一日》的法国编者也同样在这股风气中嗅到了商机，于是将《图兰朵》中的俄罗斯公主重新包装，使之成为北京的“中国公主”，并定名为《卡拉夫王子和中国公主的故事》。但此时的故事情节与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版本还有很大差别。这一故事首先讲述了王子卡拉夫和他的父母因为战乱逃离故国，路上不幸又遇上强盗，被抢得精光，王子不得不靠乞讨和为人做苦工维生。后来他听说美丽的中国公主用谜语来招亲并被公主的肖像所吸引，这才来到北京。后面的情节是大家所熟悉的：卡拉夫解开了谜语，但是出于对公主的怜惜，他不惜再冒一次生命危险让公主来猜他的名字，公主得到了王子的名字，但却为王子所征服，最后自愿与他结为夫妇。后来，卡拉夫王子还在中国的帮助下夺回了自己的国家。
在意大利，《图兰朵》的故事引起了威尼斯剧作家卡洛·哥奇（Carlo Gozzi,1720—1806）的注意。当时，哥奇为了对抗以“新喜剧”而闻名的革新派剧作家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决心复兴威尼斯狂欢节上的传统艺术剧（commedia dell arte，或称即兴喜剧）。为此，他从1761年起在四年内写出了10部童话剧，通过改编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异国故事来吸引观众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图兰朵》便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部。哥奇于1762年将《一千零一日》中的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图兰朵，一部中国悲喜童话》，在情节上也做出了重大改动。其中，故事
按照当时流行的“三一律”被浓缩到了24小时之内，卡拉夫到达北京之前漫长的流浪生活全部被删去，只在人物对话中被简单提及。卡拉夫原本是为求婚而来到北京，在哥奇笔下被改编为流浪到北京后才一下被公主的画像所吸引。此外，为了迎合威尼斯观众，哥奇在剧中加入了大量意大利元素，例如他让威尼斯艺术剧中的固定角色潘塔隆以首相身份、特鲁法尔丁以总管太监身份出现在中国宫廷，并将第三个谜语改为“亚得里亚的雄狮”（威尼斯城的标志）。此时的图兰朵虽然名义上已成为一位 “中国公主”，但是除去作为舞台背景的北京城外，全剧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中国的东西。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将中国元素引入《图兰朵》的欧洲人是德国文豪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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