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时期，鲁迅开始对儿童读物的现状表现出高度关注，并且在儿童读物该怎么写上发表过许多看法，呼吁真正适合儿童的读物出现。做一种假设，如果鲁迅的生命没有就此终结，他在上海时期从观念走向实践的转变会否导致他变成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呢？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乘坐太古公司的轮船到达上海，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不足十年的时光。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
鲁迅定居上海后，在上海翻译和校阅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29年，许广平据日本林房雄翻的译本重译了海尔蜜尼亚·至尔·妙伦的《小彼得》，鲁迅校改许广平译本于1929年9月完成。同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署许霞译。1930年鲁迅又翻译了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发表于《自然界》月刊第五卷第九、十期，后收入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并被列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之一，作为儿童科普读物向中学生介绍中医药文化。1935年1月，鲁迅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于1928年发表的中篇童话《表》。（其实《表》是一篇小说，但当时“童话”的定义并不清晰，所以鲁迅说它是童话。）而鲁迅翻译时所据的是爱因斯坦女士的德译本，1930年在柏林出版。22幅插画也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是孚克。鲁迅的中译版首先作为“特载”刊登于《译文》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6日），1935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作为“译文丛书”（插图本）之一出版单行本。《表》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彼蒂加的街头流浪儿，在进入教养院后逐渐成长为一个好孩子，并最终归还他曾经偷的一块金表的故事。鲁迅的译作《表》出版后非常畅销——上海生活书店首次出版后连出6版。1943年9月7日，甘肃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呈报上级部门审查:“拟予就地取缔，或送王勉之先生审查。”王勉之审查后给出意见:“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甘处审查认为‘纯为苏联作宣传’，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复查此书，各国均有译本，用作儿童课外读物，足臻其教育价值，拟请指复甘处，本书应予放行，不必检扣。当否，乞核。”因此，《表》这一书籍免遭查禁。
1935年8月，鲁迅据日本高桥晚成的译本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出版。其中，前九篇曾陆续发表于《译文》月刊第1卷第2至第4期及第2卷第2期（1934年10-12月及1935年4月）。1935年9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编契诃夫小说八篇讫，定名《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鲁迅编选自己所翻译的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8篇，并作《前记》《译者后记》。这本译文集由三闲书屋1935年印造，联华书局1936年发行。1936年3月，鲁迅在复刊的《译文》月刊新1卷第1期发表了《〈远方〉按语》（鲁迅撰写，署名编者）和《远方》译文（曹靖华翻译，鲁迅校阅）。《远方》是苏联作家盖达尔所作中篇小说，插画者是叶尔穆拉耶夫，内容主要反映苏联“乡村的改革中的纠葛，尤其是儿童的心情:好奇，向上，但间或不免有点怀旧。法捷耶夫曾誉为“少年读物的名篇”。
鲁迅定居上海后，写了一些谈论儿童文学的文章。1931年，中国童话界发生论战，4月1日，鲁迅在给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写的“校后记”中给出看法：“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一篇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的。”1931年4、5月间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之约，鲁迅为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指出当时统治阶级“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 Mu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
1933年8月18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指出教科书在近三十年变来变去，“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从学校里就教育出一些矛盾冲突的人，而且读的都是一些老古董，人也教出了老古董。1933年9月2日，鲁迅以旅隼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新秋杂识》，他指出人的塑造都是从儿童开始的，当时“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鲁迅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应该是：“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几乎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儿童文学的评论，但鲁迅已经开始对此提出意见了。
1933年9月15日，鲁迅在《申报月刊》发表杂文《上海的儿童》，通过对中外儿童完全不同的姿态，评判了中国旧时教育中的放纵和打骂两种方式，认为要么培养出“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要么培养出“一个奴才，一个傀儡，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并在文末指出：“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
1934年7月1日，北平《文学季刊》第3期上发表署名“唐佚”的《〈看图识字〉》的短文，是鲁迅关于儿童读物的一篇重要文章。鲁迅到市上给孩子买来一本《看图识字》，发现这本儿童读物，“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他很不满意，于是对儿童读物提出了直率尖锐的批评。在这篇短文里，鲁迅指出了《看图识字》这样的儿童读物编辑出版非常不严肃，插图不美观，也缺乏生活常识，而且忽视了“小学生”“小朋友”这样的读者对象，甚至，有些儿童读物连文字也不符合要求。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先进入孩子的世界，认识到孩子和成人是不同的：“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并指出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认为作家应当向孩子学习语言：“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参加一些儿童文学活动，鲁迅在上海定居时，还有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通信。如在上海期间，鲁迅与赵家璧多次通信。1933年3月10日，致赵家璧的信中提到：“中国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翻整顿。”1935年5月22日，鲁迅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谈到文学书籍插图的重要，尤其是儿童读物。1936年4月2日、15日，在给颜黎民（据许广平回忆，应该是一名小学教员）的信中谈到儿童阅读问题。他提到“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据看见过的说起来，看了无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
鲁迅在上海定居时，也购买了不少儿童书籍。读《鲁迅日记》，发现每到年终，他总有一篇书账的记载，从他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在沪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这大概和他唯一的孩子在上海出生有直接关系，孩子的成长促成他对儿童读物的格外关注，也关注儿童玩具、儿童绘画等。当然，鲁迅对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关注非常早，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就高呼过“救救孩子”。在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更是提出了“以幼者为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可以说贯穿鲁迅的一生，但上海定居时期，这一观念真正成熟并走向实践。
鲁迅一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创作，但在去世前几天，他仍关心中国的儿童文学出版。1936年9月27日，鲁迅在《申报》上看到的《儿童专刊》中的谬论，在病中依旧写下了《立此存照（七）》。在鲁迅去世后的第二天，这篇文章在黎烈文办的杂志《中流》上发表。在上海时期，鲁迅已经开始对儿童读物的现状表现出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并且在儿童读物该怎么写上发表过许多看法，呼吁真正适合儿童的读物出现。有理由相信，如果鲁迅的生命没有就此终结，他在上海时期从观念走向实践的转变也许会导致他同时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张杏莲，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谭旭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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