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于中国贵州，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
正德元年（1506），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因上疏批评明武宗闭目塞听，要求赦免老臣，流放弄权的宦官而被捕入狱， 被廷杖后贬至贵州龙场驿（今贵阳修文）任驿丞。此一行路途遥远、山高水长，却因经历劫难生死之后在龙场悟“知行合一”之道，发展出了“阳明心学”，奠定了王阳明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结下了他与贵州的不解之缘。
大儒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说，王阳明经历了“五溺”，即：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王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王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从正统儒家思想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立志做圣贤”的无望转向佛老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所以，对“生”和“死”的思考，才是真正促进王阳明悟“知行合一”之道的根源。在流放贵州途中，王阳明被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王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当时贵州条件恶劣、道路艰险。地处偏远的龙场，更是险恶。初到龙场，无处居住，自己搭建草棚。水土不服，随从病倒，王阳明斫薪取水，煮粥侍候。他们开荒种粮种菜，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面对恶劣的环境和人生的大起大落，王阳明本人经受着考验。在《瘗旅文》中，他详述了一位去边远地区任职的小吏目，不幸死在赶路途中。吏目死了，其公子与仆人也死了。王阳明带着仆人为这三人收尸、埋葬、祭奠，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被贬谪、放逐，情不能已。文章感情深切，感同身受， 也是王阳明抒发流亡异域的凄苦哀伤之情的写照。凡此种种，他去体会、去参透，超脱生死念头。他说：
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王阳明不断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为了超脱生死，他“乃为石墩……日夜端居默澄，以求静一……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意思是：一天夜里，他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云开雾散，豁然开朗，不觉手舞足蹈！他终于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这表明王阳明身处危困之际，念兹在兹的仍是“学为圣贤”，这一根本性的宗旨，为王阳明带来了巨大且持续的心灵动力，是王阳明哲学突破的动源。格物致知是为圣作贤的工夫基础，这一点没有错，但不像程朱所说，天理存在于外在的事物当中，求天理需要在事事物物上去格；相反，天理就在人人本来就有的天性当中，求天理就只应不断发明自己从天那里得来的理，而无需向外追寻。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错了！
这样，王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工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他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在龙场期间，王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王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原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王阳明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阳明学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陈荣捷先生才这样评价王阳明及其著作：
有明王学展播全国，支配国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为我国哲学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讼数百载，火尚未阑。东渡而异地开花，于明治维新，给大生力。此强健思想之源泉，乃《传习录》也。
王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王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明德与亲民。他首先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王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王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 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
我想，贵州对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的重视，正是贵州人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和身体力行。
贵阳孔学堂作为贵州十二年来的文化地标，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阳明学年鉴》从2016 年出版以来，一直坚持每年出版一本，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已经是第八本，即使在三年严重的疫情期间也未曾间断，是很值得敬佩的。这正是孔学堂学者学习王阳明“立志勤学”“读书做圣贤”的真实写照。编撰《年鉴》是很辛苦的，能坚持近十年，更是难能可贵，希望贵阳孔学堂再接再厉，继续“在事上磨”，将每一年有关阳明文化研究的精华呈现出来，与全世界的阳明文化爱好者共享。善莫大焉！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研究学习阳明文化的过程当中，自觉转化运用，创新、创造、借鉴王阳明的修心之道，“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在事上磨”出适应当代社会的人生之道，发挥孔子“仁爱”、孟子的“仁民爱物”、王阳明“真诚恻怛”之思想，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
是为序！
郭齐勇2024年8月1日
文章转自：“贵阳孔学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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