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伪时期牡丹江的神秘军警宪特|东宁|伪满|关东军|日伪|牡丹江市

（文/陈达）九一八事变后，野心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明确指出将苏联的“滨海省纳入帝国版图，与“满洲帝国”接壤的地区也应纳入其势力范围”。伪满政权在1937年成立了牡丹江“国防省”，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的“北进”（对苏进攻）备战。

伪满军都

日本关东军以武力侵占了牡丹江后，便逐年向牡丹江增派军队，在边境地区修筑起密集的要塞阵地，妄图把牡丹江打造成向苏进攻的桥头堡。

最初，盘踞在牡丹江日军是松木守备队，它们驻扎在市火车南站南侧（今文化广场台阶处），后由黑田重德中将所率领的部队换防，继而又由安井藤治中将的第二师团驻牡。

驻牡的还有伪满军第六军管区，其司令部位于天晴街道北，即陆军七十八集团军医院现址。历任司令官包括伪满陆军上将王殿忠、上将王静修、中将张益三、伪治安部军政司长美琦大平、伪江上军中将李文龙、伪军混成旅少将贾华杰等。

日本大本营为实施“北进”战略方针，侵略者强令劳工在东宁、绥芬河等边境地区修筑要塞堡垒，并逐年增加牡丹江地区的兵力，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牡丹江的日本驻军已发展到了最高峰。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其战略方针由“北进”转为“南下”，太平洋战争成为了其关注的焦点。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日军遭到惨败后，便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并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关东军大量地抽调到太平洋战场。

我国东北地区关东军所辖部队的作战能力遭受到急剧削弱，为防止苏军从背后发起突袭，迫使日本关东军在国内紧急扩充兵员的同时，还积极调整了军事体系。

于1942年7月在牡丹江市新设立了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地址在现市爱民区文化街99号的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任命曾在攻陷新加坡作战中以勇敢著称的山下奉文中将为司令官。1944年9月26日，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喜多诚一中将接替山下奉文出任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1945年3月9日喜多诚一晋升为大将。

1945年5月初，法西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苏联强化了东方的戒备，日本大本营感到日苏战争已迫在眉睫，遂再次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发出了《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开始备战。

按照军令要求，第五军指挥部也从密山迁至掖河（铁岭河），由清水规矩中将指挥，下辖第126师团和第135师团。

牡丹江市还驻扎有吉卫中将指挥的防空卫师团、飞行团(两个飞行联队及补给材料厂)、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停车场司令部、一个野战铁道支部。这些部队以牡丹江为中心，控制着西至哈尔滨、东至虎头、绥芬河、东宁，南至敦化，北至勃利等广大地区。

旧时，牡丹江因日军多兵种、超大规模的驻军，被誉为满洲第一“军都”。

暴力统治

在关东军的指挥下，与欺压中国人相配套的警、宪、特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并通过制造“无人区”、强制归屯并户、大规模围剿和所谓的“治安整肃”等残忍手段，镇压抗日民众和组织，迫使中国人民成为“顺民”。

牡丹江省警务厅设在省公署（桥北东晓云街与中华路交叉口，原牡丹江铁路医院住院部址，现更名为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历任厅长为大园长喜、山菅正诚等。

牡丹江市警察厅（后改为警务处）位于光华街道南，东方宾馆对面，原市公安局址，厅长先后为财部直能和小川国广。

牡丹江地方警察学校位于天桥北新华路与康佳街交叉口东南角的陶瓷厂旧址（现址为东方锦绣家园），校长由省警务厅长山菅正诚兼任。

牡丹江铁路警护团、警护旅驻扎在西三条路东、园明街址。

日本宪兵队最初设在掖河（铁岭河），后迁至光华街道南、东四条路西的奋强小学校现址。下辖牡丹江、宁安、穆棱、绥阳、东宁、东安（密山）、佳木斯等7个分队和掖河、东京城、海林3个分遣队。

伪满军第六宪兵团位于东二、三条路之间（紫云街），今爱民街道南的旧址，团长为金济春，下辖延吉宪兵分团。

日本关东军军事代表团分团（即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牡丹江支部）位于牡丹江市虹云桥北路东，市文化局招待所原址，在2016年的虹云桥改造工程中拆除。

伪满铁岭河监狱位于现阳明区铁岭河镇，具体位置在牡丹江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和牡丹江市保安培训学校的院内。东满部总省成立后，铁岭河监狱被命名为东满总省第三模范监狱。监狱关押的犯人主要是所谓的“经济犯”和“政治犯”，大多是东北抗日武装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是日军镇压牡丹江抗日军民的重要工具和罪恶见证。

牡丹江思想矫正辅导院是在日伪政权实施《思想矫正辅导院令》后建立的，其院址位于东三四条路、福民街与清福街之间，即今天的东安区清福小学校址。该机构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每年都会在市内人群密集区域抓捕被他们视为“浮浪”的闲散无业人员，并将这些被捕者送往东宁、绥芬河、绥阳、虎头等地进行强制劳动。每次抓捕行动抓到的人数高达三至五百。仅在1943年，牡丹江市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抓捕，涉及人数超过三千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