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安事变应该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部下扣押，这对于自诩军事强人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
虽然事后证明这只是一场单纯的爱国行动，但罪魁祸首张学良却始终没能逃过牢狱之灾，甚至在他刑期满后仍旧不曾被释放。
一、
1936年对于蒋介石绝对是难忘的。
就在他踌躇满志、践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意图消灭国内所有反对派的时候，变故出现了。
作为剿共主力的东北军停止了进攻——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当时应该是愤怒的。
作为一个独裁者，他的土地上是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的存在。
于是，他狠狠地训斥了东北军的实际掌控者张学良——要么听命中央继续剿共，要么调走整编。
他没给张学良太多选择。
鉴于部下东北军中无数激进的抗日请求，张学良深知继续剿共是无法执行的。
可接受整编，同样不可接受。
一旦被整编，势必是自上而下的大清洗，东北军怎么可能还是张家的军队？
毕竟这等先例不是没有，曾经拥兵自重的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都在整编里纷纷下野，或流亡，或赋闲。
何况，蒋介石一向视独立的东北军为洪水猛兽，一心想着打造中央军清一色的美梦。
张学良逡巡不决。
然而军令如山，尤其蒋介石三番五次严令东北军执行剿共方针，甚至亲自飞往西安指挥。
如此一来，张学良被逼到了墙角。
何去何从？
有那么一瞬间，很后悔为了华北蝇头小利丢掉了东北大本营。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同样失意的杨虎城。
似乎事情有点不同了。
二、
杨虎城，时任17路军总司令和陕西省主席。
其作为出身西北军系的将领，在剿共战斗中同样是蒋介石眼中的炮灰。
相同的经历，让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不愿意在剿共里空费实力，如果有可能他们更希望在抗日战争一决高下。
可惜，两人几次劝谏无疾而终。
蒋介石的命令愈发严厉。
“劝谏”“哭谏”都不成，难道就坐以待毙么？
不，二人心中那个原本不敢触及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升了起来。
“兵谏”！
对，他们是军头。
如果总裁不答应，就用枪让他同意！
“兵谏”，绝不能再在内战的漩涡里空耗！
兵谏的念头起来就再也无法抑制。
于是，二人几乎一拍即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进行兵谏，于华清池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
三、
西安事变虽然石破天惊，不过在中共、宋美龄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和美苏的积极协调下，各方终究选择妥协。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随着蒋介石乘机离开西安而告终。
而这对于张学良来说却仅仅是开始。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解决中曾提出，自己允诺不剿共，但张杨二人必须认错的条件，同时也感慨自己领袖形象在这场事变中可能一落千丈。
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为了认错，也为了帮助蒋介石挽回西安事变中的形象，张学良毅然跟随蒋回到了南京接受惩罚。
“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给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他以为爱国无罪，
他以为用真诚就可以获得蒋的谅解;
可惜，政治容不得天真。
他不曾想到，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
等待他的将是这是近半个世纪的囚徒生涯。
四、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刚下飞机便被软禁于宋子文的公馆等待审判。
1936年12月31日，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张学良，以正纲纪。
这几乎是不需要审判就可以知道结果的审判，毕竟所有的行动都是蒋介石意志的提现。
以辛亥元老李烈钧任审判长，鹿钟麟、朱培德为审判官的军事法庭仅用一个小时、几乎是走了个过场，便下发了判决——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5年。
随后蒋还假惺惺的提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此后便是奉化、黄山、郴州、贵州等十数个地方的软禁、颠沛流离。
五、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0年刑期将满，可他却始终没有等到蒋介石的赦免通知。
赵四小姐鼓励他:“汉卿，你该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现在是释放你的时候了。要不这样，我们给委员长送件礼物去，他一定会明白你的用意的。”
近十年的所谓“忏悔”生涯里，他早已坐吃山空，身无长物。仅剩的一把心爱的手枪还有一块金表。
送手枪是肯定不合适的。
于是，他把金表转交看守希望交给蒋介石。
他以为自由已经触手可及。
可惜，很快戴笠就带来了蒋介石的回复——一个礼品盒。
张学良颤抖着打开盒子，只看到一本泛黄的1936年的老日历还有一双绣花鞋。
十年一个轮回，蒋介石还是没有忘记西安事变，即使抗战胜利，即使十年期满。
对张学良的囚禁仍将继续，又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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