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如何狮子大开口趁火打劫?想夺厦门为何没得逞?|俄国|八国联军|厦门市|帝国主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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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国联军之乱中，为了多向中国派兵，日本不惜损害对华“友好亲善”活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日本自称出兵中国只是为“弹匪类，救护使臣”，其实它的深谋远虑乃在于乘此机会参加国际部队（这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欧美列强并肩对中国进行征战中表现自己，显示自己的力量，树立“国威'，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强在华影响，以引起欧美各国对自已的进一步重视。

换言之，日本极力在军事上扮演欧美各国的大伙伴的角色，真正的目的是为参与在华争夺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种合作中的争夺。

这个争夺并不限于京津一带，而是波及广阔的范围。

1、日本的野心

1900年6、7、8三个月，京津以外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在发生剧烈的动荡，其间有两件事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最大。

一是6月下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与帝国主义结合，搞了一个“东南互保”；7月中旬福建地方当局如法炮制，也同各国驻福州领事搞了一个“互保协定”。

这种所谓互保，实质上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在其辖境内与列强共同维持原来的相安之局，不许发生人民反帝斗争；这是当时双方都需要的。

二是俄国在镇压东北人民，反帝斗争的名义下，从7月下旬起出动大军从多路向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发起全面进攻。这是俄国从原来借铁路等“和平征服”东三省走向军事占领东三省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于前一件事是赞赏支持的，因为那保障了它在中国中南和东南各地的既有利益；而后一件事则引起它很大的震动，造成了日俄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日本外务省想趁俄国出兵我东三省之机，与俄国搞一个“满韩势力范围协定”，以日本承认俄国经营我国东三省，换取俄国承认日本经营朝鲜；但这件事得不到俄国的响应，日本首相山县有朋也认为一时无法实现，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8月20日，即北京陷落后第6天，山县提出一个“北清事变善后”的意见书，里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关于对华“善后”处理的办法，既有与其他列强“共同”处理的问题，也有日本要“单独”处理的问题；后一类问题又分为“经营南方”和“经营北方”两项，他强烈主张“北守南进”。

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争夺的重点不应是朝鲜，而应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南方。

他说：“古谚有云：‘追二兔者，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同时驰猎于中国，当此时刻，不如先进南方之一兔，待猎得后，再追北方之一兔，犹未为晚也。”
所谓“追南方之一兔”，就是加强在中国南翼的扩张，“除福建外，可更将浙江划入我国势力范围。果如此，则将来与台湾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向中国内地开展贸易、工业之根据地，一日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箝制敌国之侵攻”。在实现这种“南方经营”之后，再“相机与俄国交涉，以完成北方经营之目的”。

这表明，日本统治者不断估量着在华争夺的全局，北方既已得手，紧接着就要在南方采取行动。

2、出兵厦门

第一个行动就是出兵厦门。

这件事在山县提出其意见书前就已开始策划。

早自1899年6月以来，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一直主张占领厦门；1900年4月，后藤亲到厦门巡游了一个月。8月12日，日海相向厦门增派军舰两艘，14日（即联军攻入北京同一天)训令原已停泊在那里的“和泉”号舰长，做好占领厦门炮台的计划和占领厦门港的准备。

同一天，日本政府电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令其在发生日本水兵登陆的情况时与舰长等一致行动。22日，经天皇批准，参谋总长大山岩训令儿玉源太郎做好准备，在“和泉”号舰长请求时，派兵协助海军占领厦门，24日，厦门的日本东本愿寺失火，那很可能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日方却说成是中国“暴徒”所为，立即以保护领事馆及外侨为名，命“和泉”号派遣陆战队一小队强行登陆，进驻日本领事馆。

第二天又由“高千穗”号续派陆战队一小队进入厦门市街。儿玉在台湾立即策应，27日派出步兵二中队乘“宫岛丸”由基隆出发开往厦门；接着又拟派步兵二中队、山炮及工兵各一中队于29日乘“台南丸”及“明石丸”前往，因形势不利而中止。

日本单独在厦门出兵，这是它向福建省扩张的一个严重步骤，不但中国反对，其他列强的反应也很强烈。28日，英、美、德驻厦门领事向上野要求日军撤回。29日，英、美军舰各一艘开到那里；英驻日临时代办就日军入侵厦门的性质和目的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

30日，英陆战队60人也在厦门登陆，做出与日军共进退的姿态。面对这种种情况，日本不能不有所顾虑。它为避免因厦门一隅之地的问题而造成对英、美关系的紧张化，迅速决定收兵。9月3日，日、英、美三国军舰舰长、驻厦门领事、以及中国官员开会，商议外国撤兵问题。7日，日、英分头将已登陆的军队一律撤回。日本趁机在中国南路扩大势力的阴谋暂时受挫。

差不多与厦门撤兵同时，又有上海出兵之举。

3、争相出兵的局面

外国军队开进上海，带头的是英国。7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此一建议：

经过一段交涉和准备，在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后，8月18日英军2200人在上海登陆，9月初增加到3000人。英国声称派军队登陆的“唯一目的”是“防守租界”，但连法国都认为当时形势根本无此需要。实际上英国是要借此机会加强在上海以及长江的势力，这就必然触发一场列强的竞争。

法国政府事先就声明，如果英军登陆上海，法军也将照办。果然8月30日法军970人在该地登陆。9月3日德军450人继之。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6日日海相及外相电告其在沪舰队司令远藤及代理总领事小田切，日将派海军陆战队约600人前来；9日其陆战队两中队登陆，这样，与各国联军占领北京、天津相对应，又出现了英、法、德、日四国驻军上海的局面。

不同的是在上海并没有发生任何战斗，日军只是一支较弱的力量；但它终究在那里占据了与欧洲列强大体相当的地位。

同时，俄军的铁蹄正在踏遍东北的大地：8月底攻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9月下旬攻陷吉林省城吉林，10月初进占奉天省城，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这不仅改变了山海关外的形势，也对关内的形势、对中俄关系以及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外国帝国主义用武力打败中国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处理善后。由于当时在中国有两种外国军事占领，相应地就有两种善后问题：

山海关以内是列强联合军事占领，因而是列强共同对付中国，要解决的是中外关系中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关外是俄国单独的军事占领，因而是俄国独自对付中国，要解决的是中俄两国间的局部的、地区性的问题。

这两者互相关联，而以前者尤为重要。这里所谓的列强，包括派兵来华、参与军事占领的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和虽未出兵、但在北京设有使馆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3国，共11国；它们的所谓善后问题，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过去，向中国进行报复，要索赔偿，“处分”中国；二是着眼未来，要中国做出“切实保证”，在中国重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所有这些都要以和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急于同中国签订和约，而且一时也不可能订立和约。它们在实现了第一个共同目标——占领北京之后，因彼此在华利害关系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分歧再也无法掩盖，于是勾心斗角便相继而来。

4、列强的分赃

当时德、英等国仍在继续加强侵华军事力量、加强对中国首都的军事统治以及对清朝统治者的压力，而俄国政府却于8月25日宣布将把它在北京的使馆和军队转移到天津，并挑衅性地表示希望其他七国同它采取“完全一致”的看法。这是列强步调不一的一个大暴露。

与此同时，日本出兵厦门，英、法、德、日军队登陆上海，以及俄国独占东三省等一系列事件纷至沓来，列强间各种矛盾因果交错，跌宕起伏，使它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协调彼此的利害冲突中，去寻求并建立共同宰制中国的新基础。

10月16日英德签订协定，相约在对华政策中遵守以下原则：

一、中国沿江沿海各口岸对各国国民的贸易及一切合法的经济活动都应继续保持自由开放；二、双方都不利用当前的复杂形势在中国版图内谋取任何领土利益；三、如发生其他列强利用中国的复杂情势谋取此种领土利益的情况，双方应协商采取何种步骤以保护其在华利益；四、双方将此协定通告奥、法、意、日、俄、美6国，邀请它们接受这些原则，这个协定是英德互相猜疑、互相防范、又互相勾结的产物，而且都想用来防范和约束其他列强。

它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列强相互关系的真实面貌。

日本作为列强关系体中的一员，一方面坚持同欧美各国的联合，一起处置中国；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特殊做法，以缓和对华关系。它的军队约束较严，北京城内日军占领区的秩序相对说来也较好。

9月，日本政府决定部分撤军，第五师团中除以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改编为清国驻屯队继续留驻北京、天津、大沽及其间的若干地点外，其余约一半官兵基本上于10月间陆续撤回国内；这个情况同英、德、法、意等国在攻占北京后其大军仍源源不断到达中国形成明显的对比。日本的这些做法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在保持同列强的一致性的前提下，表现出某些独特性。这种精神也贯彻在它参与制定对华和约的过程中。

帝国主义列强是在占领北京50天后才迈出制定和约的第一步的。

10月4日法国政府向有关各国提出以下6个项目作为对华和约的基础。

一、由各国驻北京使节指定首祸罪犯，予以惩罚；二、继续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三、中国向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提供赔偿；四、各国在北京建立一支永久性的使馆卫队；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各国对天津、北京之间的两三处地方实行军事占领，从而使北京至海边的道路始终保持畅通。这个建议为各国所接受。

日本进而建议：

一切将作为对华谈判基础的提议及要求，都应交有关各国驻北京代表共同审查、修改。这样，法国的6条以及其他各国提出的修订、补充等，经各国驻华公使多次开会讨论，于12月22日形成一个议和大纲，包括“惩前毖后所必须、定而不移之要款”12款，24日提交给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奕劻、李鸿章等。清政府立即表示全部接受。此后列强在华代表继续商讨细节，拟定约文，最后加给清政府，1901年9月7日11国驻华公使与奕劻、李鸿章共同签字，是为《辛丑和约》。

从法国提出议和基础的6项条件到最后签订和约，经过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往往遇事争吵，不能迅速定议。

其中关于惩罚罪犯和确定赔款两条，争论尤其激烈，日本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它的谈判代表、驻华公使先是西德二郎，自1901年1月初由原任驻俄公使小村寿太郎取代，而小村自义和团事件发生以来一贯主张在中国实行强硬政策，利用这个“良机”为日本谋取“优势”，这期间，日本两次更换政府，但其对华政策基本未变，其目标就是通过这次谈判，加强日本在华的地位。

5、《辛丑和约》签订的背后

日本完全同意法国及其他列强所提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在具体方法上，它先后提出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都为各国接受，主要有：

一、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日本认为，此卫队如由国籍不同、语言各异的各国士兵共同组成，实行起来恐有困难，不如由各国自行设置其使馆卫队。据此，《辛丑和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二、在禁止中国输入军火问题上，日本认为，对于能够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不宜一概禁止输入，因为有些器材除用于战争目的外，还可用于许多其他目的，完全禁止其输入会有害于工商贸易。据此，《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
三、在惩办首祸罪犯问题上，日本认为，要求对一些王公大臣处以死刑并非切实可行，它主张贯彻“懿亲不加刑”的原则。

据此，《辛丑和约》规定：“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等等。

此外，日本要求在和约中加一项：中国派遺使节前往日本对杉山彬被杀一事表示歉意。据此，清廷于1901年6月18日发布上谕，派户部右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致歉，《辛丑和约》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和约》中所起的作用，它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也照顾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这就是说，日本在与欧美各国一起无情地压迫、剥夺中国的同时，还注意了笼络清朝统治者，为继续搞“友好亲善”留了余地；大概正是由于这后一层原因，小村与美使柔克议一起被奕劻、李鸿章说成对中国“素有相爱之意”。

《辛丑和约》中还有一个向中国勒夺赔款的问题，为日本所高度重视。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尝尽了赔款的甜美，当然想再一次用中国人民的脂膏来滋补自己。还在战争期间，日本兵威所至，到处抢劫钱财：一攻占天津城就抢获银232600余两，随后又在各处夺取33400余两；在通州抢银129400余两；到北京，从户部及顺天府共劫银2914800余两，随后又在各处掳得359900余两；合计共367万余两，都成了日本的所谓战利品。

在议和时，日本于1901年4月10日第一个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合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共达46000余万两。后来列强将中国赔款总额确定为45000万两，并将这个数字列入《辛丑和约》（通称“庚子赔款”），各国原来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调减，1902年6月14日签订赔款最后分配额的协定，日本实得34793000余两（合48953000余日元），占中国赔款总额的7.73%。

《辛丑和约》还规定帝国主义列强在北京划定独立于中国管辖权之外的使馆区，在各使馆常驻卫队，以及在北京至海边之间的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十二处地方驻兵，因此它们除在这些地方部署一定的兵力外，再无必要将侵华大军全部留在中国。

1901年4月美、俄军首先撤出北京，7月其他各国也相继撤军。日本于这期间将清国驻屯队改编为清国驻屯军，以山根武亮少将为司令官；驻屯军以外第五师团各部自6月下旬起陆续由大沽搭船回国。7月1日，北京日军占领区的行政也移交给清政府全权委员。

使中华民族蒙受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约》成为重建中外关系的基础，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驻北京（除使馆区外）及直隶各地(除前述黄村等各点外)的外国军队一律撤尽，山海关以内清朝的统治逐渐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6、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关外却不是这样。俄军占领奉、吉、黑三省后，企图长期据为己有。初时它想同各省地方当局订约以实现这个阴谋，首先诱胁奉天将军派代表于1900年11月8日在旅顺悄悄地同它签订了一个《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按照里面的规定，该将军可回署“主政”，但一切由俄国摆布。这个章程1901年初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被揭露，清政府宣布不予承认。这时俄国又诱骗清政府派驻俄公使与它就缔结东三省撤军交地条约举行谈判，而照它所提出的约稿，它不但要继续独占东三省，而且要囊括中国北部半壁疆域内的利权。这样苛刻的条件，连清统治者也不敢接受，因而中俄谈判形成时断时续拖延持久之局。

俄国占领东三省，从一开始就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疑忌，日本、英国是疑忌最深的国家。1900年10月16日英德缔结协定，在英国一方就是有意以此防范俄国。同月29日，日本宣布加入此协定，目的在于借以约束俄国。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和中俄谈判中，俄国所提约稿内容的泄露，使俄国独霸中国东三省等地的野心暴露无遗，益发加重了日、英对俄国的不满，它们一再警告清政府不得以重大利权单独让予俄国。他们还向清政府指出，东三省的问题应归“公议”，即应纳入清政府与11国在北京谈判的范围；而俄国则坚持在俄“分议”，即由中俄两国代表在俄京单独谈判。由于清政府屈从于俄，因而从1901年初出现两个谈判平行发展的局面，一面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列强一起同清政府谈判“公约”(即《辛丑和约》)，另一面是俄国独自与清政府谈判有关东三省的“专约”，这反映了当时中外关系的复杂形势，反映了三种矛盾的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