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年轻人千万不要从事人文学术研究|人文|学术|施爱东|民俗学|社会科学|论文

施爱东（照片由作者提供）

学人简介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故事学、谣言学、科学哲学。著有《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

访谈人：林栋、赵逸轩、韩宗洋、张云翔，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

本文系学人Scholar播客首期节目的部分片段整理，全文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可直接扫码收听。

过度竞争是非常糟糕且危险的状态

学人：我们往往把大学校园比作一处花园，也就是创造人与人邂逅的场所。可是在这样的花园里面，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人和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相遇可能比较稀缺：课堂上经常有老师讲授，学生漫不经心。同事们之间因为有课才来，没课不来。学术共同体相对松散，学术的俱乐部或者研究的俱乐部也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目前大学环境的一个困惑。今天这种有意思有深意的对话，有没有可能接着在大学里面再度普遍化？

施爱东：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大学里面，其实老师与老师之间，尤其是在同样一个单位体制之内，都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中；学生和老师之间又处于一种彼此都需要以礼相待的关系之中，俗话来说就是大家都要说套话的的一种关系。所以师生之间，同事之间，通常都是讲假话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之间这样的对话，在正常的学校园里面其实不大可能很多。

像我们过去还有BBS，还有很多不同的学校的师生，来自不同地域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同的去讨论一些话题。这样的环境和文化在现在已经很稀缺了。连社交平台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无论是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它都变成了一种个人表演的一个舞台，尤其是微信，你看现在很多人在微信上面，他要表演的是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自己的爱心和同情心，或是自己对某种东西的见识，其实对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很少，你看到在一个微信下面会有很多人去正常的跟你讨论一个问题，更多的是点个赞，说真厉害，或者说怎么样是吧？所以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本来应该由大学承担的师生之间的相遇和对话，包括同学之间和同事之间，也囊括不同的行业和年龄这样多元的对话，可能确实不容易再现了。

学人：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也担心当前青年学者的生存状态：如今我们很难抗拒一种感受，那就是意义的空虚感：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说，我做的研究一定是富有意义的。那么我怎么面对这种空洞的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可能不光我一个人有。

施爱东：我认为关键在于对话的对象。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是去和大师对话，甚至超越时空，和前辈先贤以及远隔重洋的学术同道进行对话。单位内部难有这种质量，尤其是现在如此内卷，大家都把对对方视成一个潜在的对手，真诚的对话很难发生。我觉得，必须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才能发生纯粹的，有思想深度的对话，而这个对话可以有它超越性的一面，不一定局限在具体的时空环境里面。

学人：其实除了您这本《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我还关注了另外两位学者，一位是项飙，许知远还邀请他做了一期相关的节目，当时非常热点，他们就谈到学术发表已经异化了，从知识分享异化成一种锦标赛的性质。还有一位学者叫李连江，他是南开的校友，他最近有一本书，名字是《学者的术与道》，也谈到青年学者处境相关的问题。阅读您这部著作，以及参考另外两位老师的观点和作品，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近期学者们都在关心学术生态和青年学者生存状态？

施爱东：其实现在的青年学者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已经充满了焦虑，也非常的内卷。而且现在能看到的，不断会有中青年学者过劳猝死，这样的一些悲剧被报导。我本人非常痛恨现在对于青年学者不断地施加压力，也施加诱惑的情况。比如说各种帽子头衔满天飞，得到一个帽子和缺少一个帽子，他们的之间的待遇就是天差地别的。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现状。这导致学者之间必须不断地发生恶性竞争，这就是典型的“二桃杀三士”。这既有政策的影响，也有学者自身焦虑的投射。因为我自己马上也就快退休了，我想有一些话可能也是不吐不快。

学人：我记得北大有位学者还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空心病。很多从校门到校门，从本科到博士一路培养起来的乖孩子们，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是迷茫的，或者看起来是清晰的，内里依然是迷茫和不确定的。而这些孩子往往学习上可能没有问题，他们可能会按部就班地走进学术的殿堂，那么这些孩子应该怎么办？

施爱东：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对现在政策很不满的地方，现在各个高校招青年教师的时候，他规定一个年限，过了35岁就不招了。可是，一个人从硕士开始，要读到博士毕业，其实已经30岁了。假设他又稍微延迟一两年毕业，或者说这个博士论文写的时间长一点，很可能就接近35岁。如果他又曾经在外面工作，有过一定的社会经验，他很可能就超过35岁时限了。这也就是说，逼迫所有的学生都不能有社会实践，他不能够在社会上呆过，导致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没有在社会中历练过。但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社会的学者，又如何去研究这个社会？在我们就说我们的高校的这样的一系列制度，逼着学生，逼着现在的学生去从头到尾就在高校里面死读书，一路内卷到这个地方，这些人最后他能够生产什么？

乖小孩们怎么回答到底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方，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很多孩子他不断地往前走，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思考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只是要比别人更强大，我要比别人发文章更多，我要比别人走得更快…这种过度的竞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且危险的状态，也是很令人心疼和惋惜的一个状态。

社会要进步，恰恰是需要一些不乖的孩子

学人：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内卷本身，恐惧才是第一推动力。因为我担心我下了海就上不了岸，我担心我犯了错就回不了头…容错空间是何等的小，一步走错，步步都错。前段时间我在课上给同学们讲《骆驼祥子》，祥子就是一个不停地追求一个固定目标，反复焦虑，反复纠结，反复挣扎的绝望状态，永远都是差一步，但是那辆车就是买不了。同学们都很有感触，可见本科生也都体会到了这种强大的压力。所以，乖孩子真的有没有可能承担一点对自己的责任？

施爱东：我觉得乖孩子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塑造乖孩子，然后让乖孩子沿着一个既定轨道向前的模式。处于上位者，他不断地去操控这些乖孩子。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要进步，恰恰是需要一些不乖的孩子，只有不乖的孩子才能去呐喊，才能去打破这样一种沉闷，他才会有自己的需求。对于这点，我是比较悲观的。

学人：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可能有些读者不了解我们的工作生活状态，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不是不上班，而是不坐班。换言之，我们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甚至工作地点和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就导致了青年教师常常过度暴露在工作之中。可能半夜10点来了一个微信老师，我这个论文您看怎么样？赶紧打开电脑看一看，看完之后11点再回一条微信，这是特别常见的。用东北话讲，青年教师就像“被狼撵了一样”的辛苦，都存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配机制上的问题，除了指导学生，上课和做研究之外，还要应付一些比较琐碎的事务，一共这4块。

同时也想跟施老师也展开这个基础上的对话。施老师讲要有人情世故方面的感悟力，人情的感悟力，您书中也提到了另外一种力，就是学术的想象力，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创造力的一对翅膀，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可是不管我自己也好，包括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同学也好，多数都是一个老师说什么就认认真真去做的乖小孩，也就是我很愿意在我敬爱的老师面前做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和忠诚的学术思想的贯彻者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你问我你想做什么，你想研究什么问题？其实在我读书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是非常茫然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跟乖小孩们，尤其是想带他们问的一个问题。怎样尽量的让自己从这种相对空心的状态中就挖出来。

施爱东：其实整个社会不能由一种人构成，而必须有各种不同的人。乖孩子其实是一个好的执行者，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成为大部分，但是这些人他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他是做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所以我们说的乖孩子，在学术上，他们是更适合去做应用题，更适合去做常规研究的。常规研究解决的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也就是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和阐释常见的问题。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更喜欢乖孩子，因为他能够忠实地去执行我们的“旨意”。我们教的东西，你都被他们写在答卷上面，也在他们的论文中间得到呈现，我们会很欣慰。但是对于那些反叛的孩子，长反骨的孩子，你看了可能会不舒服。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乖还是不乖都是一种天性，我们不要试图去把那些不乖的孩子，那些长反骨的孩子，非得把他们扭乖。

而相反，我们可能应该更多的去关注那些没那么乖的孩子，如何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中，他们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学术上也是这样。其实包括我在书里面也提到过，我们一个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正是因为我们团结了这样一帮人，发起了一场学术革命。所以我们民俗学得到了一次大力的推动，大踏步的推动，如果我们都是照着都是当乖孩子，都是没有这场学术革命，很可能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死掉了，真的是。走到他们这一步已经快到穷途末路了。现在我们民间文学2024年已经是重新回归到二级学科了，是刚刚教育部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好了，你想如果没有我们这一帮不乖的孩子，今天这个结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我们其实不是说要去对乖孩子说什么话，我们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和鼓励，而不是打压那些不乖的孩子，对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

学人：对，所以因为我看完蛋先生的著作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其实很多人会把所谓的学术山头，或者说学术上有一些青年学者他们走的比较近，有些比较疏远，视为一种不那么纯粹的学者的行为。但是是不是在施老师这边，其实这是一个学术要进步的必然的分化，或者说也应该鼓励大家去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去进行这样的，我觉得是一种不乖小孩的抗争，或者说是去自己开宗立派。

施爱东：未必每一个人都有开宗立派的这样的才华，但是不同的真正能够开宗立派的可能是极少数，但是首先你得鼓励和允许别人去开山立派，“掌门”不能够说这个谁能够我就指定你可以，而其他人就不可以。每个学派都可能有十个八个这样的想开山立派的弟子，甚至里面还有丁春秋等等都有。开山立派也是在不同的竞争之间不断地胜出的，其实就是一个适者生存，就是一个进化论。应该承认的是，一些人就是从中胜出了，他真的会有新的思想。如果大家都是很淡然，没有圈子，没有门派，什么都没有，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写自己的东西，最后就没有好的局面了。

学人：学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隔阂，包括在论坛会议。不是一个理论的学者，很难互相理解对方的研究，最后导致讨论流于泛泛，就算是同一个流派学派出来的学者，能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又不免被诟病成闭门造车，自说自话，那么在这种无法完全理解对方研究的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声音大的就是学术主流”？对于初入学术圈的研究生而言，又如何在阅读学习写作中平衡这种学派师门传统以及主流学术关注的两端的平衡？

施爱东：其实学派之间也是存在着竞争的，也并不是说声音大的一派就能够占据主流。当然了，因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学术生态，比如存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如果说有些人当了系主任甚至院长，他就有更多的学生，他也可能会声音更大。但是这些东西迟早也会被淘汰，只要在学理上站不住，无论他当时发出的声音再大，基本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这几年声音比较大的人，等到他退休不当院长了，学生也不可能一辈子只读自己老师的书，自然而然，他们肯定还要去读别的书。下一代学者很也会接受其他学派的理论，所以“叛出师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所以，短时间内确实存在声量的聚合效应，但是长期看来，学者还是会转移到在理论上更自洽，在逻辑上更可靠的学理学派上去。学派竞争，最终还是以理论和逻辑来立足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还是有些悲观的：有很多的学者可能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但是他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他可能发不了权威期刊，也没有带多少学生，也不在什么清华北大这样的最高端的学术平台上，声音很微弱。那么虽然他的东西很好，但是若干年之后，他的研究还是会被别人吸纳了之后重新开宗立派，但是他本人却被埋没了。所以学术有的时候也很残酷，并不是说做出了很好的成果，就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学术地位。

学会舍弃是很难，却也是人生最必须的一项

学人：施老师其实在《蛋先生》这本书里边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讲学派，门派、流派、圈子对圈子展现了人文社科学术工作者的生态。社会学和人类学同样也有一种情况，研究者对一个社会生态的研究，很多时候会被其中的人反接受，会影响到这个研究，反而会影响到这个圈子里的人，或者成为社会生态里面的新叙事里边的一部分。您有什么期待吗？

施爱东：可能性不大。事实上要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靠着一本书或者说是一番言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比如我写我们自己老家的赌博的风气，我的同学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大家会讨论一番，会说说笑笑，完了之后放下我的文章，他们放下我的书，他们又去赌博去了。我当然是希望《蛋先生》指出了这些东西以后，能够渐渐形成一种力量，能够对社会有所改观，但事实上不大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我这本书写出来是一个劝退文，但事实上不是，我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其实写给极少数人看的，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影响到极少数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少数人是哪少数人呢？

看完第一章和第二章，你还依然对学术能够有兴趣，那么好，我从第三章开始就会跟大家讨论，学术问题应该学术作为一种“术”，应该怎么来去进行。当你从事一个课题的时候，这个课题的边界如何去划分，如何去界定？诸如此类的。

蛋其实绝大多数读我这本书的人都只读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三章开始没有八卦了，他们就不读了，这些人恰恰不是我的诉求对象，真正能够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的人极少，而这一部分，如果我能够影响他们中间的一少部分人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之少。但如果，我能够影响到少数，真正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我就觉得非常心满意足；但想整个的在结构上去改变社会，或者说让社会有所触动，这个是不可能的。

学人：对，所以施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我们常见的主流叙事之外的一些底层的故事，主流的趋势可能说研究做得好就一定没有问题，酒香不怕巷子深，找材料要竭泽而渔，可能都是这些很很正确，没有问题的话，可是真正的故事或许更复杂一些，层次更多一些。说回读您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我是读了一章就没放下，一开始还真没奔着八卦去，而是看到了八卦后面的真实。因为这个东西很少在别的场合，甚至在私下的交谈中都接触不到的东西被你写到了书中，而且他写的有理有据的让人用一种更有深度的眼光去理解自己的学术生存。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迷人，同时也让我觉得很温暖的地方。我们应该有一个抓手，有一个工具，有一个像学术研究范式的东西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学术生存，只不过目前这样的抓手和工具这样的书太少了，这是我觉得读了之后很受感动的一点。一方面讲真话，一方面很温暖，而且当然真话和温暖都有一定的节制，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分寸到底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受用的地方，谢谢施老师。

施爱东：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很多的读者就会觉得，施老师说话这么大的胆子，他感觉好像一个人跟在战斗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最早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者说最早发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大家看到的第一章，很多内容是我们朋友之间聊天都聊到的。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有贡献话题，我只不过是一帮人的嘴替。我是替大家去说了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说这些见识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共识。

纵观学术的发展，从建立有科学制度以来已经几百年了，这几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是因为人本身是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是没办法克服的。《蛋先生》的第二章之后就在写这些弱点是什么。同样，我们自己的内心，也要明白我们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是要那顶帽子，还是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学术？

比如说我就说我自己，我不惜公开表扬一下我自己，比如说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我的每个月的月收入是超过五千块钱，我当时的时候从中山大学来到社科院的时候，我的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七百块钱，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但是我心里面明白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我想要钱，如果我只是想追求有一个好的生活，广州的生活比北京好多了。广州显然是一个更温暖更适合生活的地方，北京根本就不是。首先我放弃了这一点，如果我只是追求金钱的话，我可以在公开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我其实在硕士期间，我就已经在一个广告公司去做总经理助理，我的每个月的收入也是超过五千块钱的。

假设我不是追求学术，我是追求说赚更多的钱，我当时这个老板是已经跟我说了，可以分给我们股份，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级干部，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们俩共同在这个公司打工，我们的工资远远超过了当时广州的很多的政府工作人员，但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广告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职务，我们愿意去做一个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在中山大学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高工资的青年教师，我又放弃了，又愿意到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拿低的收入，那么来到这里之后，我收入减了三分之二，然后我的资历也是垫底的，因为我的来到社科院的时候，我的同龄人他们很多人都已经评上研究员了，而我来的时候我连副研究员都还不是。所以我就说一个人你要自己要心里明白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东西显然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大部分人在乎的东西，所以我敢说无欲则刚。

学人：所以施老师我觉得您这本书首先就像您刚才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一样，首先提出来一个词可能大家相对陌生，但通过这本书熟悉了，并且开始有了这个自我觉察的意识，那就是学术生存，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它其实是一种更具有总体性意味的东西，让我们全面地审视自己人生的一个东西。其次就是像您刚才拿自己举例子来说的，这些一个学者总要有所取舍，其实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所取舍，即便乖孩子们不擅长做取舍，但是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人生课题。

施爱东：学会舍弃是很难，但是是人生中间最必须的一项。这个品德我觉得一定要学会舍弃，包括我们远的不说做人做学问，就算是我们写一篇文章，都特别要懂得舍弃，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不断的就是说有新的想法，有新的材料，不断的往一篇文章里面会堆砌，就会把一个文章写得无比的冗长。但是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在一个话题之外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给舍弃掉，这样的话一篇文章才能够把最重要的信息和最重要的观点给凸显出来。我自己在书里面提到了“减法原则”，就是说人生如何去做减法，尤其是像我比如说到了40岁，等于我慢慢的道理对于我来说是叫做越来越清晰，这个原则对于我来说越来越清晰。

我从本科就开始在广州，而且我原来学理科，后来学文科，然后我又在留在母校，所以的话我有太多的朋友，我有太多的学生，我有太多的这样的社会关系，然后还有我要继承我老师的关系，所以我的大量的精力被牵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间。所以我离开广州，其实我要舍弃的是所有的这些社会关系。

我到了北京之后，我不仅是叫做换来一个学术平台，事实上我整个的对自己的朋友圈进行了一个大洗牌。我曾经的那些学生，除了极个别的学生之外，大部分的学生我都完全不联系了。很多的过去的朋友，因为我离开广州了，而且是去到一个无权无势的单位，他们也没有必要再找我了。所以的话我舍弃掉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节省出来的是什么？是时间。做学术研究，我们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我们都知道学术是用时间堆出来的，时间决定了我们的学术成果，所以的话你如果没有时间去做学术的话，你就出不了好成果。所以我这个离开广州，其实也是一次对自己人生的重新洗牌。

学人：那么施老师在后记里面非常自谦的就把自己比作“蛋先生”而且没有以卵击石，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热情的肺腑之言。认清学术的真相以后，看起来您还是热爱他。

施爱东：因为民俗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的学问，所以的话民俗学其实你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间，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一种生活状态。但其实我是不推崇一般贫穷人家的孩子也去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为什么不适合？是因为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足以支撑你们去做这件事情。一个经济条件好的一个青年人，他可以很纯粹的去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我要去广告公司打工，我要去赚钱去供我弟弟，比如说他要读个研究生，或者上个本科，我自己要去赚钱买房子，就要耗散出出大量的时间。这个和那些经济条件好的这些朋友是没办法比的。

年轻的时候，我不觉得时间有多么的宝贵，等到像我现在快退休了，就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极为宝贵，我不想浪费这些时间，可是有什么办法？为了家庭，为了金钱，就得去做一些这样耗散的事情。我是得到了40岁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再去转行去做别的东西，我这一辈子也注定做不出什么很好的成绩来，我还不如在原有的轨道上往前走，如果说我寻找生活的乐趣，其实也是苦中作乐，总比总比苦中作苦要好一些。

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也去劝一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如果你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够好的话，千万不要去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这句话是真诚的。个人志向的选择，其实不完全是他对哪个学科感兴趣的问题，还有他如何认识自己的现实处境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人情世故的感受力的一个方面。

学人：那么说回人情的感受力，施老师，其实我们在学术界的象牙塔里面工作也都知道，学术的江湖一点都不单纯，这里边也充满了人情世故，哪句话说的合不合适，今天这事办的到不到位，可能都是大家考量的对象。

施爱东：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重要。假如说我是一个没有师长，也没有父母去教我如何高情商的生存的时候，我把《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这本书一二章看完，我仍然有兴趣去学第三章，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他的人情世故也好，还是他对学术的掌握程度也好，我觉得是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另外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去聊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元素的原因，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学术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但首先保证生存。其实写作这本书，我也是为了回答“如何生存”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民俗学者，组织民俗学会，经常会到各个高校去做讲座，去和学生交流。结果突然就会发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就说比如说某一些高校的学生，跟他们一起交流，你说到这些前沿学术，说到很多人情世故，等等等等，他们都一脸茫然。就是说，你看他的表情，作为老师，我们看学生看表情，通常就知道他在我们提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是完全无措的：不知道，不了解，也没学过。所以，我经常就会想他们的老师是怎么当的。

然后我就想，我能不能越过他们的老师，直接通过文字的形式，超越时空去跟他们进行对话，把这些他们应该学的知识，他们老师又没有教的知识，能不能我去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我的有的经验和教训，至少是我认为是对的事，教给他们。当然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部分，但是总有一个人首先得发出这个声音。这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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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01:19大学校园里的“对话”稀缺现象

05:01“对话”对于青年学者的意义

10:46青年学者的迷茫与空心病

13:48“乖孩子”只能维持世界正常的运转，“不乖的孩子”才能改变世界。

27:53学术圈生态与学派门流

31:03书籍对学术圈及读者的期望影响

34:06学术研究与学派间的竞争

37:22对《蛋先生》的真实感受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