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展览“生命迹象: 艺术家与身体”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呈现该馆的20世纪藏品,包括弗里达·卡罗、路易丝·布尔乔亚、圣戈·南古地等人的作品,以展现艺术家对于身体形态的展示,以及对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探讨。然而,在评论家特拉维斯·迪耶(Travis Diehl)看来,这一想探讨有关身份认同的展览似乎停留在了艺术史上,缺乏触及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影响下的艺术表达。

任何一场关于“身体”的展览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展览“生命迹象: 艺术家与身体”是对目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的65 位现代和当代艺术家的研究与展现,其论题比标题所暗示的更为具体:20世纪的艺术家们利用抽象主义来探索身体的可变性,并挑战身份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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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罗《Fulang-Chang and I》

兰卡·塔特索尔(Lanka Tattersall)是馆内的素描和版画部策展人,他认为这一展览填补了艺术史上的空白,尤其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讲述的现代艺术故事。大约在20世纪中叶,是以杰克逊·波洛克和马克·罗斯科等男子艺术家为代表的抽象自我表达,而这次的“生命迹象”展则延伸至了跨种族、跨国际的女性和跨性别艺术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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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洛纳·辛普森(Lorna Simpson)无题作品,创作于1992年。

这里有博物馆新近购入的作品,如1997年去世的委内瑞拉艺术家特克拉·托法诺(Tecla Tofano)的恐怖的古怪人体陶瓷作品:一个女人与一本名为《Historia del Hombre》的书合二为一,或是一个长满牙齿肿块的鹅卵石)。艺术家林达·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在这里展示的是经典的凝胶色乳胶“浇筑”作品,这几乎是对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的致敬。此外,还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作品,例如日本影像艺术家出光真子(Mako Idemitsu)的作品《Inner Man》,展现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裸体男人在一个身着淡色和服的女人的镜头前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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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Blatt》,1969年

这是一场低调的展览,暗含着批判性的思考。毕竟,21世纪许多最棘手的问题,如移民、变性人的权利、大规模监禁等,都与“身体”这一概念密不可分:身体从何而来?一个人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体?哪些身体是被禁锢的?正因如此,展览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将故事停留在 20 世纪,没有考虑到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给“身体”这一主题带来的复杂性。展览“生命迹象”想及时探讨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但却感觉停留在了艺术史上。

出光真子(Mako Idemitsu)作品《Inner Man》

展览注重色彩和线条等基本要素。许多作品都以扭动的有机形状为特色,有时还赋予眼睛或乳头以人体解剖学的含义。其中一些艺术家以架上绘画的方式来表现人体。德克萨斯艺术家福雷斯特·贝斯(Forrest Bess)于1957年创作的一幅无标题画作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幅画作中,一根黑黄相间的手指探入了炙热的灰砂纸领域。贝斯的画作基于他对雌雄同体的想象,他通过一系列方式实现了这一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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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贝斯(Forrest Bess),《无题》,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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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汉默(Barbara Hammer)《触摸同步》(Sync Touch),1981年

当这些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展开成各种无形的设计时,与“身体”的联系将变得脆弱,有时,则是令人兴奋。李·洛萨诺(Lee Lozano)愤怒地描绘工具,比如1963年渲染的一把组装错误的管扳手。为什么这样的画面会让人联想到人体形态?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寻找新的形状。在一些概念性较强的作品中,展览的论题更加鲜明。何塞·莱昂尼尔森(José Leonilson)于1991年创作的《34 with Scars》,是用黑线粗略缝合的白色纺织品,仿佛是战场上的外科医生缝合的。这源于这位巴西艺术家的 H.I.V.诊断。加拿大艺术家杰基·温瑟(Jackie Winsor)于1977至1978年的作品《Burnt Piece》是一个用水泥和木头做成的烧焦的条纹立方体,让人联想到没有相似之处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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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布尔乔亚《No. 5 of 14 from the installation set À l’Infini.》

我们可能会说,虚拟身份和另类自我的含义无法通过20世纪的作品来进行全面呈现,但这些概念的前身却早已存在。如1976年林恩·赫什曼·利森(Lynn Hershman Leeson)的《罗伯塔构造图 #2”》(Roberta's Construction Chart #2)是一份与她在20世纪7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的面部改造计划。此外,还有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查尔斯·盖恩斯(Charles Gaines)和玛丽·凯利(Mary Kelly)对人体特征所采取的系统化方法。1978 年,盖恩斯对照片中的肖像进行了手动像素化处理,将其分解成网格,然后叠加到其他人的肖像上,制作出一种通用的平均脸型。回到当下,这一类似的技术已经成为面部识别软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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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赫什曼·利森(Lynn Hershman Leeson),《罗伯塔构造图 #2”》(Roberta's Construction Chart #2),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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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Birth (Gunpowder Works)》 1981年

展览中只有一件作品是在2000年之后创作的,那就是玛蒂娜·西姆斯(Martine Syms)于2016年创作的照片拼贴壁画 《误吻》(Misdirected Kiss)。她认为网络生活和“身体”图像塑造了青春和黑人等抽象概念。36岁的她也是此次展览中最年轻的艺术家,比其他参展艺术家年轻了20岁。在走出展厅的道路上,墙纸上排列着文字截图和黑人女性的数码肖像,包括泰拉·班克斯(Tyra Banks)和艺术家的双人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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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尾声,玛蒂娜·西姆斯(Martine Syms)创作的《 误吻》(Misdirected Kiss),2016年

MoMA今年购入的西姆斯作品证明了策展人对“生命迹象”这样的展览的重要性的认识:互联网的影响、虚拟现实与物理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是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就根据流下的数据建立和处理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该展览突出了强调离散个体表达的艺术在我们的网络身份危机面前是多么的力不从心。

展览将展至2月22日。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特拉维斯·迪耶(Travis Diehl)系《纽约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