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27日，原国民党中将余程万，在香港家中遭遇匪徒抢劫，中枪身亡，行凶者是普通劫匪还是国民党的特务伪装，至今说法不一。
在民国时期的军界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占据了重要地位。1902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余程万，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曾就读于番禺师范学校和广东铁路专门学校，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
这样的教育背景让他在进入黄埔军校后，最初选择了从事党务政治工作。直到1931年，已经29岁的余程万才正式转入军旅，担任军队教官，开始了他的从军生涯。
在军队中，余程万的晋升并不算快。他的同期同学大多已是旅长、师长级别时，他还只是一个团长，在当时的＂杂牌军＂第四十九师任职。
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余程万逐渐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淞沪、武汉、南昌、高安、上高、长沙、浙赣等重要会战中，他指挥部队频频重创日军，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上高会战期间，担任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的余程万，率部在下陂桥阵地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展开激战。他指挥部队成功阻击了日军的进攻，为整个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为这次战役的出色表现，五十七师被授予了＂虎贲师＂的荣誉称号。在军中还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虽是余程万的上级，但因为是黄埔三期生，在私下场合仍然尊称余程万为学长。
1943年的常德会战，是余程万军事生涯的最高光时刻。面对近四万日军的进攻，他仅凭八千余人的兵力，在武器装备和火力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常德城内展开了顽强抵抗。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十五天。在最后的时刻，余程万身边只剩下三百多名将士，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当援军迟迟未至时，余程万带领剩余的五、六十名官兵突出重围。在成功突围后，他立即与最近的友军取得联系，并在第二天率领援军重新夺回了常德城。
常德保卫战的突围行动，让余程万在军事生涯中遭遇重大挫折。蒋介石认为他的突围行为属于违抗军令弃城，这在当时是重大的军事违纪行为。
军法处最初准备对余程万处以极刑，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此前，同为黄埔一期的龙慕韩、薛蔚英就因类似原因被处决。
但常德保卫战中余程万的英勇表现已广受各界认可，加上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将领孙连仲等人的多方斡旋。最终，军法处改判余程万服刑两年。
虽然在王耀武的持续营救下，余程万提前获得释放，但这次事件对他的军旅生涯造成了致命打击。此后他再也没有获得指挥主力部队的机会，这也标志着他军事生涯的巅峰期已经结束。
抗战胜利后，余程万获得了重新带兵的机会，但被安排指挥新组建的第二十六军，驻守云南。这支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地方防务，很少参与重要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时期，余程万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局势的发展趋势。他开始为家人安排后路，让妻子带着子女提前迁往香港定居，并在当地开始进行房产和商业投资。
这个决定为他后来的转进做好了准备。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余程万的部队始终没有参与重大战役，而是专注于云南的地方防务工作。
1949年底，随着＂云南王＂卢汉宣布起义，第二十六军面临解散或被歼灭的命运。余程万此时已经离开部队，以述职为由飞往台湾。
在台湾短暂停留后，余程万以回大陆打游击为由，顺利获准离开台湾。他没有前往大陆，而是选择了与家人在香港团聚。
在香港的生活，余程万表现出了不错的商业头脑。他投资房地产，同时经营米店、杂货店和农场等多个产业，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
作为黄埔一期生，余程万在香港也结识了不少老同学。在与这些黄埔旧友的交往中，他经常谈及对蒋介石的看法，对蒋的一些决策表达不满。
这些言论可能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警觉。有记载显示，当时负责监控海外异见人士的特务机构，开始对余程万的言行进行关注。
1955年8月27日的夜晚，香港屏山的一处民居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这处民居的主人正是前国民党中将余程万。
案发时，一群身份不明的匪徒闯入了余程万的住所。在混乱中，余程万中弹身亡。
香港警方最初将这起案件定性为入室抢劫案。当时的香港社会治安状况并不理想，类似的暴力抢劫案件时有发生。
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很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劫案，因为余程万在香港经营多个产业，家境殷实，容易成为劫匪的目标。
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支持这种说法的人指出，余程万生前与一些黄埔旧友的交往和言论，可能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关注。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出现一个疑点。当晚到场的警员中，有人开过枪，但始终无法确定致命的子弹来自匪徒还是警方。
这个谜团至今仍未解开。案发后不久，余程万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没有了家中顶梁柱，原本殷实的家业很快就开始衰败。
余程万的遗孀带着子女继续在香港生活，但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女儿余莎莉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娱乐圈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