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田近代历史上,周锡恩(1852-1900)和王葆心(1867-1944)可谓是双峰并峙,周锡恩王葆心最早的伯乐,王葆心是周锡恩学业志向最好的传承人,师生二人情谊坚笃,堪称罗田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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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师谊最早要追溯到张之洞督鄂时期。周锡恩早年即是天才般的人物,癸未殿试登进士二甲第51名,后授翰林院编修,其才学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就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委派周锡恩来到黄州府主持经古书院,以经略鄂东人才。据旅居台湾的罗田耆宿周国瑞文章记载,周锡恩主持黄州经古书院期间,王葆心的族兄王文伯在此就读,但他的文章多由王葆心捉刀,周锡恩发现后,便在王文伯的文章后写下评语:“闻君家有季方,尚抱璞未售,明年院试时,可待我于赤壁矶下。”周锡恩敏锐地发现了王葆心的才华,并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听闻此等言论后,王葆心离开家乡,跟随周锡恩求学于黄州经古书院,以至于“才学益张,蜚声文苑”。王葆心正是周锡恩在人文“号为楚冠”的黄州府发掘出的人才。

  主持书院日常学习期间,周锡恩把书院学子的课艺文章集结成册,定名为《黄州课士录》,其中收录了王葆心的多篇文章。卷一“考订”篇收录了王葆心的文章《释蝇蠃》《祝祭于祊解》《乡党寝衣考》《日中见沫解》《黄州入江诸水源流考》,考订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与辨正,涉及《诗经》《论语》《易经》等传统典籍,是当时黄州经古书院的基础性课程。本卷所收录的15篇文章中,王葆心的文章就有5篇,占三分之一,足见王葆心学业成绩的优异和山长周锡恩对他的赏识。卷二“性理”篇则从基础知识上升到了哲学思辨,体现的是学生对于传统哲学的把握。王葆心的《学源于思说》位列卷首,又有《宋明诸儒解格物不同说》一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王葆心在早期求学时对不同时期的儒学已经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卷三“经济”篇是“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的产物,此处的经济即“经世济民”之意,强调把学到的经术用于治国安邦的事业之中,有着鲜明的实践导向。王葆心的《收铜钱以救钱法议》同样被列为卷首,此外《长安应建陪都议》也是其中的优秀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古书院虽以古为名,但学生绝非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书生,而是对现实有着高度的关注。卷四到卷八的“词章”篇收录了王葆心的《拟大言赋小言赋》《聚宝山铭》《论黄州诗绝句》《秋海棠》《洋器四咏》《晴川阁公践俄诸纪事》等诗词文赋,其中《洋器四咏》乃是对显微镜、钟表、电灯、气球四种现代事物的吟咏,展现了书院拥抱时代变化的新风气。在经古书院求学的两年奠定了王葆心学问的根基,伯乐周锡恩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王葆心从经古书院肄业,转到两湖地区的最高学府——武昌两湖书院就读,后往京城任职。周锡恩则在宦海浮沉,不得已辞官归乡隐居,师徒相距益远。1900年,周锡恩在故乡罗田石源河与世长辞。又过了17年,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变,清政府被民国取代,新生的民国在一片乐观声中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幻灭之中,刚从长沙辞官不久的王葆心痛心疾首,为周锡恩写下了墓志铭,即《清故翰林院编修周是园先生墓志铭》,这篇文章文采激昂、感情真挚,细数了周锡恩的家族历史、生平功绩,更对周锡恩本人的性情风骨有着精到的评论。他写周锡恩以振作乡邦士气之衰为己任,感慨湖北学者不知提携后进,后进不思表彰先哲,所以导致“文献凋落,学无统绪”,于是周锡恩在提携后进、表彰先哲上用力尤勤,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召集名士重修宋史、搜集湖北地方文献。王葆心称赞其师“视畴交若性命,所交必择贤豪,风义尤笃诸身后。其在翰林联同馆立雪初社,以续乾嘉风雅,迭充修史撰文差,应奉文多出其手。与长沙张文达百熙齐名,有北周南张之目”。一代名人风流又重现读者眼前。

  王葆心注意到周锡恩在甲午之后思想发生了一大转变,那时周锡恩辞官归乡,开始注重“地方利病”。对于为祸地方的胥吏,周锡恩利用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通过上书州官或联络在任的门生故旧,来惩戒这些嚣张跋扈的爪牙、改革地方不合理的规定。同时,周锡恩在家乡设立义川书院,用自己的钱财来支持书院的开支,购买大量书籍以供罗田学生阅览,继续践行着他提携后进的追求。这些事迹都在王葆心撰写的墓志铭中得到了细致地呈现。

  这篇墓志铭不仅是王葆心对于老师的追念,也是对于自己主张的一次重申。周锡恩感慨湖北学脉不接,与地方文献的凋零有关,王葆心则大半生整理搜集湖北地方文献,表彰家乡先贤,以求得继往开来,培养后学爱乡向学之心。周锡恩晚年注重地方利病,王葆心则以方志学为己任,提醒官员学者从地方经验中汲取到治理地方的智慧。早在撰写这篇墓志铭之前,王葆心就职于长沙官书局时,就组织了人力编纂《传鲁堂遗书》(《是园遗书》),包括《传鲁堂文集 》六卷,《传鲁堂骈文》三卷,《传鲁堂诗初集》三卷,《传鲁堂诗二集》四卷,《易说》二卷,《使陕记》三卷,《观二生斋随笔》一卷。《传鲁堂遗书》补充了周锡恩生前出版的《传鲁堂集》遗漏作品以及周锡恩甲午之后的著作,为后人了解他的这位老师作了必不可少的文献整理工作。也正是通过王葆心的文字,周锡恩的主张和追求才能为后人所知悉。尽管二人都已经化作历史的星辰,我们仍然可以从故纸堆中,读到这段关于传承的佳话。(湖北日报 2024-09-14)

  作者简介:
  黄清,湖北罗田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思想史、方志学,同时致力于湖北地方文史研究。2024年09月14日发表于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