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份文学杂志的年度阅读邀约里，青年写作凭借其新鲜、立诚与幻变的新质，往往是最令人向往的单元。2024年，创刊七十五周年的《人民文学》赓续挖掘和培养新人的传统，不仅青年作家活跃于常规板块，多个栏目也形成推举文学新生代的合力。专为初次亮相《人民文学》的作家设置的老牌栏目“新浪潮”，今年迎来马林霄萝、张哲、薛玉玉等近二十副新面孔。2024年9月，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文学》也特辟“青年新作辑”，刊发吴越、孙孟媛、崔君、渡澜等八篇各具实验色彩、风格迥异的新作。此外，自2020年起开设的“写作课”栏目，作为高校创意写作教育的佳作橱窗，以师生同框、创评互动为特色，今年推出王译彬《壁听五月》与陈王言诺《如果所有人都下落不明》两期，苏童与李洱分别予以指导解析。从“85后”到“00后”，2024年的《人民文学》带来四十岁以下朝气沛然的作者梯队，成为我们置身青年创作现场，捕捉新风信的重要田野。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可以将“人间事”作为观察这批青年小说的锚点。小说家们大多选择在他人的心事与烟火世界里获取灵感，无论是对世道人心的勘照，还是对传统文化的镀亮，都表现出取法现实主义的自然和自觉。李知展《望春门》以深情的笔致，讲述豫东平原上李扈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恩怨纠缠，牵连出一桩未了的陈年罪案。返乡祭扫的女儿程念，将目光落在父亲刑警老程与雪湖镇牛肉煎包铺的老孟一生的友谊，梅姨的母爱与恩欠，如白雪落于深湖。在地方史大开大合的能人争斗之外，老程与老孟甘于渺小、寂寥的英雄主义凡人歌，是女儿更想要从父辈手中接过的“活法”。理想的民间人格，在普通人的温厚与恩义中，也在孤绝的饮食滋味中——老孟的牛肉煎包被野心勃勃的家人开出了遍地分号，但曾由耐心与寂寞所滋养出的味道，世间再难觅得。
多篇作品都写到了加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对传统行当的冲击，旧时技艺如何消逝，藏污纳垢却也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如何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些并不新异的题材自身，而是以“寻溯传统”作为写作行动的青年，他们所透露出的主体状态与内在动因。马林霄萝《得高歌处且高歌》蘸取饱满鲜亮的京腔京韵，复现“西四最后一家洗浴中心”在宋家四代人手里流转的百年兴衰，从热气氤氲闹猛的俗世风情，到城市拆迁改造中的曲终人散，是时势所致的某种必然。林檎《啖鱼史》中因为蓄水修坝导致河流萎缩，渔获锐减，“莫家几百年传承的捕鱼古法就此被宣判死刑”。捕鱼世家的流水风光，最后都付之餐桌上苦涩的笑谈与叹息。林为攀《便携式祖先》以纪录片脚本的形式，还原了“我”旁观父亲如何固执于重修族谱、解开身世之谜的全过程。小说试图重新挽结“我”与土地根系的纽带，只是，为何“父亲寻父的过程，同样也是我寻找自我的过程”，直到最后依然令人生疑。
在这里，年轻世代追溯家族、地方、民间源渠，意欲定格“最后一个”远去的文化背影，仿佛是寻根文学横跨四十年的隔空回响。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是在现代性的参照下重新擦亮本土文化与民间传统，借此重申第三世界文学的本位性与主体性，那么摆在面前的这些青年叙述，则大多落脚在世事沧桑的旁观位置上——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借悬浮在侧的“听故事的人”之口说出的。他们返乡后总会离乡，也不再对“最后一个”报以过分悲悼或浪漫化的挽歌立场。如何借“旁观之眼”翻出新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想，青年一代所表征的恋旧、寻获与失落，或许是希望在想象与追迹之中，复魅一个曾经更慢、人与物都活得更有尊严感、更有精气神的世界，并从中认领、汲取这一代人如何“亲自生活”的养分。在那里，味蕾能复活食物丰裕的滋味，灵魂与筋骨皮肉能从内而外被洗澡水烫得松弛舒展，有声有响，发光发亮。这是一种对预制菜、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生活的抵抗吧？当过快的现代节奏让人的感知一再降格、退行，怎么样去唤回一种差异化的感官能力与身心情态，或许是他们“寻溯传统”的深层意图。大规模的流动和离散经验，塑造了越来越多脱域的个体，在他们这里，对熟悉感、确定性的需求，对真正有所寄托与有所附着的生活的需求，成为寻找一方“再嵌入”的天地的文学驱动力。但这之中，也有令人不安的陷阱：除了“听故事的人”，他们的主体位置还可以在哪里？如果写作者的内在自我与讲述对象缺少真的对话，就有止步于与文学史传统对话的风险。对于早已迁离乡村故地，甚至从未有过乡土生活经验的青年创作者，“旁观之眼”也许是一种自然的择选结果。但我们依然可以追问，在强健的乡土审美定势之外，他们与文化传统、山河大地的对话方式，是否仍有其他可能性尚未被激发？
抒写他人的心事并没有对错。在青年写作现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不曾堕入姿态与空谈，甚至一再锤炼着迎向复杂、冲出自我边界的决心。比如，在今年的作品里，对中老年女性的外在生命与内在世界的延展，见之于杨天天的《浅命》、崔君的《在小山的阴影中》、王译彬的《壁听五月》和薛玉玉的《对方正在输入》等诸篇。在女儿、母亲、妻子、姐妹的数重身份织体中，青年女性写作者对女性多义的生命可能，作出了不同向度的掘进和托举。
比起依赖观念去写作，不如像蚂蚁那样不顾一切地前行
事实上，真正的对话，总要以各种不同程度的自我敞开，乃至自我暴露作为前提。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漫漶的、未被共识提纯过的新现实，首先被考验的，是小说家们“亲自生活”的实感的有无；其次，才是虚构才能的高下。所以，无论是天真、狂妄或贫瘠，那些愿意诚实地以“自我的心事”朝向当下的青年写作，总有让人不愿错过的闪光之处。在这之中，陈萨日娜的《在承天寺》是气息独特的一篇。一对游魂野鬼般的都市异乡人，各怀沉重秘密，在中秋夜邂逅、漫游，在人潮人海的地铁口挥别。小说跨越时空，让两个萍水相逢的年轻男女，与《记承天寺夜游》中“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苏轼与张怀民形成叠印。陈萨日娜对轻盈浮动的月色进行了一次美妙的当代转喻：何处无月，但不再是古人的月亮充当今人的慰藉，而是陌生人社会里，失眠的当代人真真切切敞开心扉，成为疗愈彼此的月色。至于那些向陌生人坦陈的自我难题，如坠深海的成长创伤也好，难以兑现的苦痛的艺术梦想也好，第二天仍然会在。但好好活着，继续面对，“往前走，不要在此停留”就是最好的答案。
孙孟媛的《蚂蚁爬行》里同样有一个没有姓名的女主人公“她”。“她”带着天真的婚姻想象远赴南洋试婚，最终从幻觉中惊醒，看见了自己活在观念与符号关系中的真相。异国出租屋里无孔不入的蚂蚁，以其惊悚的集群生命力，暴露并最终摧毁了早已蛀成空心的感情。比起压抑食欲与烟火欲的人，连蚂蚁都更知道要如何遵从本能，敏锐而顽固地向死而活。尽管小说可能存在观念演绎的痕迹，但最后那道只有“她”看见的闪电，“划破夜空，劈开了眼前的混沌”，也被读者所看见。这也构成一则具有自反性的提示：比起仰赖观念去生活或写作，不如先像蚂蚁那样不顾一切地跋涉前行。
张哲的《葡萄园》贡献了“我”的表姐夫陈无疾这个以人格打动读者的文学人物，他谈论起葡萄种植时熠熠生辉的神色，令人难以忘却。当代文学中的人物衰微已久，因此更显难得。小说家选择了一种娓娓道来、规规矩矩的叙述方式，其中形与质的张力机巧，在于陈无疾一生都被“变数”和“不确定性”吸引。这个不规矩的他，最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曾经抱紧确定性和安全感不放手的“我”。“我”对陈无疾怀有细腻复杂的情感：夹杂着对表姐与外甥女的妒羡，对表姐夫隔着“表亲加姻亲”，既想信任又忍不住疏远别扭。张哲以诗意的天赋，将独生子女成长中远未定型的自我推向“不确定”的一侧。正如小说中我跟随陈无疾，一前一后，从葡萄园迈进真实的现实世界，“我们身边不再是缓坡与虚设的湖泊，而是一个充满隆隆之声的真实的世界”。对血缘亲疏的迷思与张力辩证，同样出现在李晁的《失寻之夜》中。儿时被父亲抛弃的恐惧，长大后变成对父职的连年逃避。从童年的洪水到眼前的蟹塘，“我”再次被水打湿，“顿悟的时刻”意外地借友人之子显影降临。背上那颗“小心脏在我身体上的跃动，带着薄薄的体温”，是另一个幼小的孩童柔弱、无条件的依赖，代替了坚如磐石的父亲的威权，为“我”补上了一堂迟到的情感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许多青年写作都要以“家”的破碎去表征、去结构一个“有待修复的整体世界”，为什么许多人间心事总是围绕着“缺失与弥补”反复上演。这批小说，最终汇入一个富有青年性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我们究竟何以完整？在现代主体破碎、分裂的生长语境里，“完整的自我”早已不是预构的教谕或承诺，没有人能够被动地在原地等待兑现。文学作为主动寻求完整之路的一种方式，凝结着最小单元的人与人之间，持续的联结、断联和再次联结的努力。在更大的单元里，一代人文学自新的可能性，从来就不在别处，而在亲自去生活。我想，对于这一切，未来会持续给我们以新鲜、立诚、幻变的回答。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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