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淄博市区开车到刘辛村并不远，走高速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冬日的刘辛村安静得如同沉睡一般，这个位于临淄区金岭镇的村庄，在作家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中以“辛留村”的化名反复出现。
获得理想国宝珀文学奖首奖后，魏思孝不时会收到省内外的活动邀约，“得奖之后，不用老惦记这事儿了，可以更踏实地写东西。”魏思孝正在为一个新书首发会活动作准备——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蒙特的《农民》。他让我此次淄博之行放轻松，感受一下淄博的氛围，去刘辛村看看小说中出现的场景，顺道跟他的母亲，也就是《土广寸木》里的老付聊一聊。
刘辛村的冬天
淄博烧烤这两年火爆出圈，如今的金岭镇也成了网红镇。进出刘辛村得经过镇子，不长的街道上，三五步便是各类熟食店。这里是来淄博的游客必打卡的一站，游客或来此挑选现宰现卖的牛羊肉，或寻找金岭烧烤的“隐藏款”——“烧烤大爷”。
我们停车坐定，在窗口选了韭菜肉和胡萝卜肉的火烧，他还单独给我点了一碗牛肉汤。“我想这口想了快一个月了！”魏思孝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自己是一位农民，职业是写小说。他真实、坦诚，表达直接不加掩饰，性子略急。
“你得奖的那块宝珀腕表怎么没戴上？”我打趣问道。魏思孝随口笑着说，那块表现在还躺在盒子里，“这跟我身份不符，以前也没戴过手表，难不成得奖了又开始戴了？”
隆冬时节，天空阴沉沉，目之所及是光秃秃的农田、树干、杂草和土地，除了白色的厂房和土红色的砖瓦，土褐色成为视线里的绝对主导色。当车子停在老付家门前时，周边街巷空无一人。老付是《土广寸木》里的灵魂人物之一。若说魏思孝在整部作品中最用情和偏爱的人物，那一定是老付。
老付此时没在家，我们绕到房后的林间小路。掉落的树叶厚厚堆叠，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路边的花椒枝杈凌乱，前行时刮着羽绒服沙沙作响。屋后面不知谁家地里种的棉花已经枯死，但棉花还没摘，像一排排身躯羸弱又冻僵了的光杆军团，在头顶费力吐出一小团薄薄的棉花。墙角背阴处，积攒着没化完的白雪。北方的冬天萧瑟凋敝，寒冷刺骨，却也独有一种清冷沧桑的美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陆续建起工厂，村民去厂里打工，之前他们只能务农和进建筑队打工。“房子变多了些，土路变成水泥路”。顺着房后小路向前，再爬一个小坡，就到了魏思孝笔下的铁轨。《土广寸木》中，这条双轨铁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为掠夺铁矿石而修建的，长约十几公里，南接胶济铁路，北通金岭铁矿。一个世纪后，铁路还在，铁矿却早已枯竭。村里没多少好玩的地方，这是魏思孝跟儿时玩伴最常来的。在看不到尽头的铁路西侧，是一处物流园厂房。
眼前的景象将《土广寸木》中的场景具象化了。在铁轨上站立，《土广寸木》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和人物，如幻灯片般在脑中回放。魏思孝写道：“这块弹丸之地，四季交替，雨雪飘落……”平凡庸常的乡村生活，承载着每个人命运的暗流涌动。世事无常，但村庄波澜不惊，冷眼看着时代更迭里，人们来来往往、生死轮回。
《土广寸木》里的乡村百态
《土广寸木》二十万字出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写于2023年1月到9月。下部，写于2022年1月到7月。魏思孝曾说，“土广寸木”是对“村庄”两个字进行的拆卸。村庄，是一个形容词，是每一个面对生活不堪重负的人的处境写照。村庄也像一个千姿百态的小宇宙，有着各种层面的生活。因此，他从不同的视角，对村庄进行“解剖”。小说上部名为“局部”，包括馒头、酒、福利等七个章节；下部名为“一年”，以“我”为叙述主角，串联起十二个月份的日常。魏思孝坦言，这样布局纯粹是因为没人写过，他觉得“有意思”。
《土广寸木》后记中，魏思孝提到，自己过去总以小说化的笔法书写乡村，而忽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以第三人称客观观察，会令作为主体的“我”一再缺失，无法参与村民生活。因此，在下半部他调转思路，以“我”为叙述者，以月为单位，以“我”和老付这对母子的生活为主，其余村民为辅，贯穿一年的乡村生活，里面包含了农事生产、婚丧嫁娶、基层政治等，以文字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乡村各面。
魏思孝不以通常意义上的人物延续来进行长篇的叙述，而是对准了事物或地点，勾连出世事百态。以他比较满意的《福利》一篇为例，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写春节都是走亲戚、家庭聚会、习俗活动之类，“不知道多少人写过”，魏思孝觉得没意思。他在《福利》中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是农村春节发福利，福利是怎样流通的？通过这些福利流通到每个家庭之后，每家的生活状况逐渐铺陈开来。
当代诗人、小说家韩东认为，《土广寸木》开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技术，前半部为“仓储式现实主义”，后半部为“流水账现实主义”，对当代乡村及村民作了几乎是全景式的描述，人物庞杂、细节丰富。《土广寸木》上下部半虚构半纪实的布局，也让上半部语言风格冷峻凝重，下半部则更亲切和生活化一些。葬礼、酒局、福利，以及村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土广寸木》之于乡村的体察，虽然呈现并不聚焦具体人物和线索的碎片化，但其中走马灯一样登场的人物，如河床上散落的石头，数量众多、性格各异、鲜活生动，带有乡野原始的质朴和粗粝。
作家赵坤在为《土广寸木》作的序中写道，《土广寸木》挑战的是传统对于乡村的想象式书写，不以戏剧性的“乡村进化史”或“农民成长史”美化生活，也没有刻意丑化夸张。在乡土脸谱化的类型描述之外，魏思孝选择了鲁迅式的现实主义，严肃地表现出乡村的真实图景。乡村里，村民的核心要务是讨生活，每家有隐秘而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但实际上信息早已流通开来。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微信付款、新型丧葬等新兴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村庄。
冷眼热心
《土广寸木》里，魏思孝将此地牢固的生存哲学描述为“勤恳、本分、忍耐、少言”……书中这些“有故事”的人物，迷人且立体，没有绝对的黑白善恶，却又在细微处展露最本真的质朴与温情。
怎么做到对每家的“花边新闻”都了如指掌？魏思孝笑着回答，老付就是他的信息收集器，大多村民的故事都是老付讲的，她讲个大概，魏思孝在此基础上想象与虚构，并没有实地挨家挨户地打听。但他的文字读来却让人有信任感和现场感。魏思孝认为，不少60后、70后乡土作家更多是以离开了乡村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回望乡村，而他本身就是村民，并以此身份展开写作。
持续写村里人，没什么特殊缘由，仅仅是因为魏思孝熟悉这一亩三分地，从身边人写起来好把握，而乡村是一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也可以持续关注村民的生活。刚开始的《余事勿取》还是大略地写一个村民临死之前三天的状态，魏思孝想在这本书里描述一个特定的、当下的农民的真实处境，以其父亲为原型。写完后，他发现村里有各种村民和生活素材，但又一时很难把握，于是就找了捷径，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写了《都是人民群众》。后来他想再深入挖掘、树立一个典型人物，所以写了《王能好》。之后，他觉得农村除了人物还有日常生活，比如农民的劳作、他们怎样过春节，最后就写出了《土广寸木》。
魏思孝选择了偏现实主义的写法创作《土广寸木》。“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炫技的语言，我喜欢冷峻节制的描写。”每个作家的小说中，都有对自身价值观的呈现，即如何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与事物。魏思孝将自己的写作视角概括为“冷眼热心”，写作时，他尽量抛开个人的情感，用客观冷静的视角刻画村民的喜怒哀乐，同时又抱持悲悯和关怀的底色。
魏思孝喜欢失败者，他们身上有更为动人的部分；喜欢为这些失败者发声，因为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从我的成长环境、受到的文学教育来讲，我把握不好外表体面光鲜、内心也有很多故事的人，我更擅长或更想写的，是那些被生活压榨得没什么办法的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魏思孝说。因此，在《土广寸木》里，乡村是真实、离奇、艰辛的，但依然有为了生活坚强劳作的人，生活没有将他们打倒。
魏思孝热爱着这片土地。他一直觉得还是村里住着舒服，因为村里安静。如今，魏思孝还是经常回村，有时候中午开车回老付家吃顿饭，下午再回城里。在魏思孝家里，我见到了他笔下的老付。书中的老付，是个典型的农村女性形象，心直口快，勤劳务实，对家长里短异常敏感，常常怼“我”，嘴上不饶人。真见到从外面风尘仆仆归来的老付，才发现与书中真是高度吻合。老付住不惯城市有暖气的楼房，嫌热。现在冬天，维护绿化带的活儿暂停了，老付每天就在家看抗战剧，或者在外面拉家长里短，但都不如“去干活，干活还多少有点收入”。书中，老付跟“我”的相处十分逗趣，几乎很少心平气和地说话。我本意想问她如今怎么看待魏思孝的成绩，当听我说起“魏老师”这个称呼时，老付扑哧一声乐了：“叫啥魏老师，他还老师，叫他名字就行啊！”
老付提及魏思孝毕业后几年在家晃悠、一直不工作，只埋头写作的经历，说撵着他出去工作，他根本不听。
“现在魏思孝有名气了，您觉得他怎么样？”我问。
“他写的东西，人家有承认的，有看上的，这不就行。”老付说。
“那如果他一直家里蹲，不工作，又没写出来，没获奖、没人看，你会怎么想？”我追问。
老付语气明显急促起来：“别管别人觉得他好还是不好，他都得能挣钱养活家口才行。”在母亲的朴素价值观里，外界的认可比不上能养活自己和家庭重要。而魏思孝的书，她依然不看，虽然有时候会有人跟她提及，但这似乎与她关联不大。
“我恰好是那个心思一直在写作上的人”
从2005年初涉写作至今，已有二十年时间。魏思孝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文学的熏陶，他写不好作文，掌握的词汇量不够，背不过古诗词。他上大学后才开始对写作感兴趣，并大量阅读，发现写小说跟作文写得好坏没有直接关系。对“野路子”出身的他，文学是宽容的，不以智商和学历为门槛，接纳了他。“作文是写给别人看的，有评定标准，但是纯文学、严肃文学从本质上来讲，首先要满足作者文学上的追求。是否有人喜欢，这并不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该考虑的问题。”魏思孝说。
“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没看名家经典。当时二十来岁，骨子里是叛逆的。”魏思孝觉得，如果都去看大家推荐的经典作品，未免太趋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阅读非主流作品。王小波在当时不算是主流作家，而第三代诗人如韩东、杨黎、何小竹、朱文等，很多普通读者根本就不读他们的书，因为他们不出名。魏思孝则认为这些人作品中的解构和反崇高的意旨，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说，要先关心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体验和情感表达。
“后来我发现写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是否热爱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如果他把心思放在写作上，肯定会写得很好。只是有些人的心思不在写作上，我恰好是那个心思一直在写作上的人。”魏思孝说。
许多作家真正被看见前，都会经历漫长的沉寂，魏思孝也不例外。2009年，魏思孝已大学毕业两年，除了有三个月的工作经历，其余时间都在闲逛。在认为自己精神上已经走投无路、活得像个“废物”时，他写完人生中的第一个长篇《不明物》。2010年，《不明物》签订了出版合同。2012年，魏思孝写了四五十个短篇，他似乎有些开窍了，把过去几年积攒的生活经历一股脑倾泻而出，这些小说开始零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不时能收到稿费。之后又陆续出版小说集《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嘘，听你说》。2013年到2016年，他住在村里写作，依旧是零星发表小说，没什么太大反响。
2017年底，魏思孝开始写《余事勿取》。此时距离他父亲去世，已经过去6年，这部小说让他站在父亲的角度思考其人生，他终于在内心和解，坦然接受了父亲的死亡。把目光放在乡村和身边的人身上，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2019年与母亲一起被困在村里的魏思孝，白天跟发小散步、打牌，晚上写《王能好》。2021年到2023年，他主要写了《沈颖和陈子凯》《土广寸木》两个长篇，间歇写了二三十个中短篇。
“基本上，我的写作有两个方向，一是聚焦乡村；二是写日常的感触和身边朋友的境况。前者，我喜欢用第三视角去观察。后者以‘我’来写，基本上也算是延续了过去的‘小镇青年’。”魏思孝说。2020年出版的《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让他获得了业内和读者的关注；《王能好》让他在35岁这个节点，对自己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交代；2022年，《王能好》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鼓励；而《土广寸木》出版并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令他持续多年书写的乡村、乡民们的生活受到外界的关注。
魏思孝正在为乡村人物以及乡村树碑立传的路上前行。目前，魏思孝已经写完了一个长篇的初稿，还是着眼农村，从一个乡镇基层干部的视角去观察乡村，观察这个乡镇和村庄如何运行。魏思孝认为乡镇干部接触的面会更广，以此为视角，能触及更多的层面。
如果持续虚构和书写身边的乡村景观，会不会陷入想象力缺乏的重复？在魏思孝看来，许多人对文学有一个误区，总觉得天马行空的发散，或如科幻小说一样，编造一个离奇的故事才是想象力。“但我认为，发现生活中不易察觉的一些细节，或者刻画出人们面对同一处境之下那种幽暗的心理，这也是想象力。”
（大众新闻记者 宫小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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