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个从湖南湘潭大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农家少年，没有显赫的家世倚靠，没有高深的学历背景，却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创下了不世之伟业。他为什么能做到？他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答案可能有很多，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个。我认为，读书才是毛主席成功的最大秘诀。

求学时代的读书（1893-1918）：寻源悟本 本立道生

《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这个本，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在天地人世间屹立不倒，更不可能建立起像毛主席一样的事业。

一个人读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确立其人生之根本。

而毛泽东在25岁之前，就通过不断的读书、探索、思考，确立了其一生的根本。这个根本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认知基础；是救亡图存、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是内圣外王、知行合一的的人格理想。

毛泽东对宇宙人生本源的探索，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国学传统，一个是西方的哲学思想。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毛主席曾经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什么敬佩曾国藩呢？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所以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就在于他学有“本源”，有了这个“本源”，曾国藩可以“动”湘军之“心”，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毛泽东所敬者，唯在此耳。

正是沿着读书求“本源”的思路，毛泽东在当时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宇宙之真理、生命之真相。这个思路，他1917年9月23日和同学张昆弟等人谈得很彻底：“现在国民性惰，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为了寻找“本源”，毛泽东当时下功夫读的书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典籍。 这类书籍，为当时毛泽东广泛阅读，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从毛泽东当时的通信和文稿来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和《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舆纪要》等文史作品。

读传统典籍，毛泽东比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影响。他很看重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论著。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在修学储能和修身处世方面，特别是对他既张扬进取又勤苦务实的个性养成，有明显作用。

第二类，是西方哲学典籍 在根植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还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或许受到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求心性修养，毛泽东初读新学著作，比较感兴趣的，是西方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了上“加5分”。这些新学书籍，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作出求变求新的选择。

1918年4月，毛泽东在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的送行诗中很自信地写道：“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个大山里的农家少年了。8年的读书修炼已经让他脱胎换骨、化茧成蝶了。他不仅觅得了宇宙之本源，树立了生命之根本，而且确立了其一生与书为伴、知行合一的人格理想。

五四时期的读书（1919-1921）：救国救民 立志共产

“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如果说生命本源是一个人的安身之根基，那么，人生志向则是一个人努力之价值。毛主席伟大的一生，是和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分不开的，是和其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的使命分不开的。而这个志向的确立，也是毛泽东在不断的读书思考过程中，在反复的摸索比较中形成的。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小学堂上学时，临行前，他把一首改变的诗歌夹在了父亲的记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7岁的毛泽东的“志”在哪里呢？

早在家乡的私塾时，毛泽东就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特别是他读到《盛世危言》一书，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震动了他。书中所讲，激发了毛泽东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和救国的责任。

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志》的作文中，抒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学校专门从上海等地订阅新式报刊供学生阅览。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躲在学校的藏书楼里翻阅各种书刊，特别喜欢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十分佩服梁启超的见地，为自己起笔名“子任”，既表示自己钦佩梁，也表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进入预科一班学习。1914年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

不仅阅读大量中外典籍，他还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展变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那里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他的朋友、同学周世钊回忆：“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之后”，那时，他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走出来，站到了改造中国新思潮新实践的探索潮头。接触了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他从此再无犹豫，以“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和“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的精神读书、学习、实践。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要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又要满足读书求知的欲望，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此后，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他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而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方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革命战争时期的读书（1921-1949）：书剑合璧 旗卷万里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仗却没有开过一次枪，没有杀过一个人，甚至枪都没有用过。蒋介石说，毛泽东手中的笔就是枪，能抵百万雄师。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不准确，能抵百万雄师的不是毛泽东手中的笔，而是他肚子里的书。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读书思考是和具体的革命战争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读书、思考为革命战争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革命战争实践为读书思考提供事实材料和方向，于实践中得真知，以真知指导实践。

辛亥革命后，腐败的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但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露出反动的獠牙，疯狂的屠杀我革命人士，一时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都蒙上了阴影。在党生死攸关的时刻，在国家濒临危亡关口，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危局走向新生，从失败走向胜利。而这种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的非凡能力，正是源自其胸中万卷书籍。

丰富的革命实践，让毛泽东广泛地接触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士，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他在1925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从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1926年9月，毛泽东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8年，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深入阐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农村建立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正是这一伟大的理论创造及其理论指导下的红色根据地实践，让中国共产党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转危为安了。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正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这就为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危局。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每一个理论实践的背后，都是毛泽东胸有丘壑、腹有乾坤的写意之作，都离不开他的读书思考和实践摸索。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

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的时候读到，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红军长征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最艰苦、最困难的年代，茫茫二万五千里征途上不是险象环生的雪山草地就是装备精良的敌兵的围追堵截……然而， 如此恶劣环境和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随地随时插空读书的兴致，这给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他率领工农红军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即便是生病了骑在马上，他稍清醒就会在马背上读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马背上读完的。其间，他还十分推崇鲁迅的作品。

长征出发时，考虑到沿路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为了行军方便，中革军委下令所有人轻装前进，所携文件物品必须限量。可是，毛泽东宁可少带别的东西，却舍不得将一箱心爱的书丢下，总是带着这箱书随行随读。一次休整时，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居然连饭锅、牙刷都扔掉了，却带着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不少书。在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经常随意扒拉几下简单至极的饭菜，马上随便找块石墩子就埋头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去读书了。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毛泽东在延安住了10年，他博览群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他的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许多线装的中国史书。《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延安时期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写的。

为了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指导全国抗日战争，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大量阅读中外军事名篇，多次给在西安工作的刘鼎、叶剑英写信，催促他们多给自己买些军事书籍，特别点名要一部《孙子兵法》。

1938年3月，他亲自组织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吸收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参加。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从晚七、八点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结束，交流学习体会。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一度掀起学习研究《战争论》的热潮。1938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等等，人民军队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妙绝伦之笔。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读书：（1949-1976）豪情壮志 再谱新篇

1953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当时的他，正领导着亿万中国人民，向着人类历史的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读书很多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围绕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

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说，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有针对性地阅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席在1954年再次阅读《资本论》时，还在目录上写了批语，以后又多次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为了学懂弄通自己不熟悉的经济工作，毛泽东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间，他多次组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在杭州、上海、广州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后来，学习小组把毛泽东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谈话要点，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其中，毛泽东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重要观点，都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为我们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学技术、学科学，成为全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毛泽东一面要求全党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面开始了自己新的读书计划。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买来许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毛泽东学习英语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办法。他把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著作上。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内容，他极其熟悉，可以通过中英文对照方式，掌握英文句型和单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强调：中国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要与外国交往。1972年7月24日，他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于1961年3月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都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他在1958年的武昌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先后对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求：带着问题学、联系中国实际学、研讨辩论式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等等。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到“文革”前，他个人的藏书已有几万册，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他读书需要的藏书室。他读的书摆得到处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参观过，影视里也有表现，连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书。他外出视察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在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包括广州的图书馆，都有他借书的记载。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编者还附了一个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带的书的书目，总计有80多种达几百本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

晚年时期的读书：（1972-1976）公者千古 书伴一生

古往今来，爱读书的人很多，但如毛主席一样，到了晚年，甚至可以说是到了生命最后一刻，还在读书的，应该是绝无仅有。

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告别世界的最后七分钟里，毛主席读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本书《容斋随笔》。也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其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据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回忆说：“毛主席到了耄耋之年在病魔缠身的岁月里，每天仍然日以继夜地、非常勤奋地刻苦读书。进入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各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全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腿肿得不能站立，两脚肿得不能走路了，眼睛也患老年性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了，听力也逐步下降了，说话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听清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家还日日夜夜一册一册地看，一页一页地读，一笔一笔地圈画，一字一字地写批注。

眼睛看不见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读。手拿不动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举着。吃饭、睡觉、工作、批阅文件、看书，天天如此。吃饭时他也常常要看书，他平时爱说吃饭是用嘴巴，看书要用眼睛。理发的时候也要看书，他常爱说的一句话，对理发人说，你办你的公，我看我的书。当时做好的饭菜，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老人家看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看呀！

从1972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除了读《二十四史》外，还先后看了《鲁迅全集》、《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上册，还看了《藏书》、《续藏书》、《焚书》、《继焚书》、《随园诗话》、《中国文明史》、《中国发展史》、《唐、宋、元、明五朝诗别裁集》等等129种新印的大字线装书，晚年都是他反复看的。

生命的最后纪念，主席每天还手不释卷，不分昼夜，无休止地读书。无论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或者在外出的列车上，走到哪里，他都要求把他爱读的书带到哪里。来到哪里，哪里的办公室里、会客室里、卧室床上，甚至卫生间里，都要与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一样，到处放着书。无论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无论去杭州、武汉、长沙等外地，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住地几乎与北京住地一样，到处都放着书。他睡觉的床上大部分放着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地方。

病重期间，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者不读书，可是他天天带病坚持读书。腿不能站立、不能走路了。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也要读书。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全不能看书了，每天还要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书。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经无力说话了，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

读书充实了毛泽东晚年的生活，丰富了毛泽东的头脑，读书给毛主席消除了寂寞和孤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带来了精神的快乐，带来了安宁和睡眠。

斯人已逝，无限缅怀！毛主席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毛主席的一生，是读书人的一生。

读书孕育了毛主席领袖气质

读书塑造了毛主席卓识品格

读书滋养了毛主席伟人胸怀

读书铸就了毛主席诗人气魄

关于读书和做学问，毛主席曾有一句精彩的论断：“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最后，就把他老人家这句话送给大家，希望都我们都站在山上，做个明白人！

参考文献：《毛泽东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的读书学习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