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网友小红书对账，让很多人对“陈平不等式”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中国收入2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质量，高于在美国收入3000美元的水平，这个结论如今得到了美国网友实际生活状况的验证。这既戳破了美元价值的虚高，也说明了在现在汇率条件下，人民币真实价值被严重低估。

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经济许多结构性问题的总根源，尤其是内需严重不足。

人生活无外乎吃穿住用，人们的生活质量离不开这些真实的实物产品和资料。如果按中美两国生产能力比较，中国发电量是美国两倍，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3倍，汽车产量是美国的3倍，造船是美国的700倍。从消费水平看，中国消费者购买手机数量大约是美国的3倍，肉类消费是美国2倍，海鲜产品消费是美国8倍，蔬菜是美国的30几倍，甚至奢侈品消费也比美国高一倍。按实物量比较，无论生产和消费，中国都是美国数倍。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数据，按购买力平价中国2024年GDP达到35万亿国际元，美国约为27万亿国际元，为美国的1.3倍左右。但按现在汇率比，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GDP的60%多。

小红书对账，从美国网友嘴中竟然冒出对中国人“全款买菜”的惊讶，照出了美国所谓“人均GDP”的水分。当然另一方面，也照出了美元人民币1：7.3的离谱。

人民币对美元到底应该值多少？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给出的数据，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例约为1:3.5。与购买力平价比，人民币汇率是被严重低估了。

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我国商品和资产价格的低估，真实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回报。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的真实水平按汇率换算后，大大低于美国，而且由于持续贬值，尽管我国经济多年保持高于美国的增长率，但与美国GDP的差距却在拉大。另一方面，由于汇率低估，我国出口商品价格被压低，出口同样多的商品得到的出口金额降低，企业的出口利润被压缩，中国劳动者加倍辛勤付出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回报，我国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的价值也未得到应有体现。导致尽管我国长期是货物出口大国，却不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实际上，中国的机电产品、高端制造、船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光伏产品不仅因为规模效应而具有成本优势，其技术含量也已显著提升。

人民币汇率低估强化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路径依赖。低汇率使出口部门获得价格优势，导致资源向出口产业过多倾斜，抑制内需市场的培育。加上部分国内企业的“内卷式”竞争，为争抢份额或订单，竞相压低价格，导致出口收益进一步降低。

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是长期生产大于消费，出口大于进口，内需尤其是消费对增长的支撑不足。所以，我们过去讲转变发展方式，摆脱对外需的依赖，近几年进一步上升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直到现在，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仍无法改变对出口鼓励、保护和扶持的取向，无法消除对出口下滑或增速降低的过度担心和“恐慌”：

比如一见到人民币升值，就有人站出来讲“会影响出口”；特朗普一威胁加征关税，马上会担心影响出口，完全想不到以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加征关税的成本80%左右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对美国也会造成影响，即推高通胀水平。

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这种担心根源于西方经济学的陈腐教条，但我国的历史经验从未有过实证。从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但中国出口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23％，比升值前增速还提高了。这段时期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未受到汇率升值制约。过去十几年中，除了2016年出现过出口增速下降，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2016年恰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从2015年6.23贬值到6.64，出口份额下滑了0.7个百分点。2016-2017年人民币汇率连续两年走弱，中国出口份额也连续两年回落。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与技术飞速进步，使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已经具有碾压优势。作为世界唯一制造业强国，对中国出口的担心是过时的、多余的。2024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总额990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5.35%。

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并以此作为警惕和反对汇率升值的依据。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和理论讹误。实际上，在“广场协议”前的20世纪70年代，日元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累计升值117%，而日本出口一直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在短暂触底后强劲反弹至超过5%。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达到6.79%的历史峰值，同时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并实现了翻番。理由很简单，由于日元汇率升值，出口价格的提升使得单位货品的出口价值也提高了。

可见日元升值并未真正制约日本出口。另一方面，日元的升值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对海外并购和全球扩张的实力。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对外投资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大。到20世纪末，日本企业的境外投资、境外法人的海外产值规模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银行业大举向海外扩张的时期。日本通过“融资进口”与“开发进口”的对外投资战略，不仅确保了对海外资源的控制，而且借助日元大幅升值获取了额外的对外借贷收益。

我国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我国制造业所需的大量能源、矿物、原材料、芯片设备和材料、部分农产品等依赖进口，人民币汇率贬值抬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

汇率低估导致我国商品的价值被低估，出口的利润和效益降低，应该挣的钱没有挣到，而进口成本提高，两方面都是扩大对外补贴和国民福利的流失。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到了支撑中国经济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阶段，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之一，就是人民币升值。

一个强势的人民币，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购买力、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摆脱长期以来依赖出口和产业低附加值的增长模式。

一是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汇率升值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实现更多价值，劳动价值通过出口价值的提升得到应有体现，企业获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于整体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国民财富，提升国民福利水平。

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汇率升值绝非是出口和增长的“陷阱”，反而对一个国家收入的提高有重大意义。例如，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还表明，汇率升值对于其人均收入的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实际GDP增长。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领导的研究，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二是有利于购买力提升与内需扩大。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经济增长快的国家，汇率会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升值。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会变得便宜，老百姓的钱包就更“鼓”了，老百姓的实际相对收入提高，消费需求自然就上来了，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汇率升值能通过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刺激内需增长。

2005年到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约35%，进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老百姓对进口汽车、奢侈品和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老百姓买进口货更便宜了，国内消费市场也跟着火了起来。

第三是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汇率升值会逼着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转型，把资源更多地投向高附加值产业，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汇率升值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为它能倒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和品牌。德国在欧元升值的过程中，靠着专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成功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成了欧洲经济的“扛把子”。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推动韩元升值和产业结构调整，成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第四是缓解“内卷式竞争”。人民币汇率升值相当于中国出口的整体提价，可以部分抵消中国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内部压价的内卷效应，有利于增加中国出口的整体效益和利润，提高劳动者收入。这有助于推动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转变，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体现。随着出口效益提升，企业就有更多的利润向劳动者的收入倾斜，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作时长等。这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

第五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并购。控制战略性资源，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增强国际竞争力。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借助日元升值，大举在全球并购，成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

第六是提高人民币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持人民币强势，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和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动力。

第七是减少贸易摩擦。尤其是增强与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贸易谈判地位，同时在未来对美关税战中占据优势地位：如美国采取高关税政策，则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特朗普最近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以中国商品的竞价比以及需求弹性来看，中国输美产品绝大多数难以替代，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底气无惧关税威胁，即使加价也不至于撼动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而加关税的代价80%以上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特朗普执意与我打关税战，则只能大幅推高通胀率。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汇率政策不仅关乎经济稳定，更关乎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正是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战略选择。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应该得到进一步认识。这不仅是破解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难题的总钥匙，更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必需的关键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