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瑞娟是上海著名越剧演员。1950年8月，为使越剧走出江浙、走向全国，范瑞娟率领东山越艺社，进京演出《梁祝哀史》、《祝福》和《李秀成》三个剧目。在周恩来家作客时，周恩来向范瑞娟等人宣布了一个喜讯：毛主席将于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他们的演出。

在演“思祝”一幕时，剧中有这么一段情节：祝英台临别时约定婚期八个字，打个哑谜让梁山伯猜：“一七、二八、三六、四九”到祝家来，范瑞娟扮演的梁山伯拨弄算盘，掐着指头，木然痴想，左算右算还是算不出来。

毛泽东看到这里，哈哈大笑，用手指着梁山伯说：“看你傻乎乎的，等到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早已经嫁出去了。”这句话引得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派人转告范瑞娟等剧团演员，希望能够再次观看他们的演出，并请剧团全体同志到中南海瀛台吃夜宵。

以下为如去注。

《梁山伯和祝英台》是汉族民间、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流传有近一千五百年，现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传说》并称“四大爱情传说”，是其中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故事情节：少女祝英台从小就要做巾帼英雄，为了弥补不能驰骋疆场的遗憾，女扮男装、负笈游学。阳春三月，邂逅梁山伯，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结为异姓兄弟。

在“崇绮书院”（版本还有”万松书院”、”红罗山书院”、“尼山书院”……）两人朝夕相处，攻读诗书。三年间，梁山伯竟没有发觉祝英台是个女孩。日久生情，祝英台多次表达爱恋之意，都被梁山伯当作兄弟之情处之。后来，祝英台的母亲生病，仓促回乡，梁山伯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这就是故事的精彩情节“十八相送”。

所谓“十八”，是祝英台家在书院东北、梁山伯家在书院西北，两家距离书院都是十八里。两家去书院的途中还都要经过一个叫“曹桥”的地方，因“曹”“草”同音、故曹桥又称“草桥”；草桥到书院的距离为8里，两人当初就是在这里结拜的。

“十八相送”一节的核心内容是祝英台主动给自己做媒、嫁梁山伯。祝英台向梁山伯示爱的过程，被设计得含蓄、浪漫、美妙且有趣。但遗憾的是，无论祝英台如何隐喻、暗示，傻傻的梁山伯就是和“呆头鹅”一样不开窍、怎么也点不醒。

到了最后、分别在即，祝英台只好直说：家里有位小九妹，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如果梁兄愿意，我就给你做媒，让她嫁给你。但在关键时候，祝英台又给梁山伯打了哑谜：“一七、二八、三六、四九，到我家。”

对于梁山伯这样反应迟钝的人，猜哑谜自然不是“强项”，即便猜出来也是错的。祝英台对于梁山伯说的“一七、二八、三六、四九”在理解时出现了严重偏差：其中的“一二三四”，祝英台在这里本来只是说有四个数而已、表示顺序而不参与计算，参与计算的、只是“七八六九”四个数，且这个哑谜是加法运算，四个数加起来是共是30天；也就是说，祝英台让梁山伯一个月去上门提亲。

但梁山伯愣是一个数字也不舍得“浪费”，让所有的数字都参加了运算，并且把简单的加法、生生做成了乘法，“一七如七，二八一十六，三六一十八，四九得三十六”，算出的四个数再加起来、得出的答案是77天。当梁山伯77天后再赶去提亲时，已经到了祝英台嫁马文才的婚期……

如去注毕。

毛泽东观看越剧，不仅鼓舞了东山越艺社，也鼓舞了整个越剧界。1951年，为支援朝鲜战争，上海越剧界积极捐献飞机大炮，超额完成捐献一架“鲁迅号越剧战斗机”的任务。

1951年秋天，应政务院邀请，范瑞娟等再次赴京参加国庆演出，毛泽东先后两次在怀仁堂观看他们的演出。10月21日起，范瑞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一天，正当范瑞娟与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天津的河北梆子演员韩俊卿在一起时，毛泽东看见了她，便问：“你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吗？”范瑞娟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接着说：“你去年的演出我看过，今年又看过。”范瑞娟连忙说：“请主席多提意见。”毛泽东说：“你今年比去年演得好。”

这时有位东北的省委书记过来和毛泽东握手，范瑞娟一看前面有许多照相机就急忙走开了。几天后，范瑞娟意外地收到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便一直将其珍藏在箱底。“文革”中，她家多次被抄。但这张照片总算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她才将照片拿出来挂在家里的墙上。

以下为如去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以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投身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爱国运动，用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买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

当时，为了让各界人民的认捐便于计算，“所有捐献一律以人民币计算”，并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捐献人民币15亿元即作为战斗机一架，捐献人民币50亿元即作为轰炸机一架，捐献人民币25亿元即作为坦克一辆，捐献人民币9亿元即作为大炮一门，捐献人民币8亿元即作为高射炮一门……

这里的亿元说的是旧币，一万元旧币相当于一元新币。按那时的生活标准，五口之家一个月50元左右新币即可生活。购买飞机、大炮的钱，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全国人民知道聚沙成丘的道理，纷纷动员起来，积极响应号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争先恐后地投身到了这场伟大的义捐运动中。

1951年，越剧十二姐妹（前左）张桂凤、吴小楼、徐天红（中左起）尹桂芳、竺水招、徐玉兰（后左起）陆锦花、范瑞娟、傅全香、袁雪芬、王文娟、戚雅仙

当时的戏曲界，除了范瑞娟之外，典型的事例还有“豫剧大师”常香玉。常香玉当时卖掉了房子和家产、首饰，并带领剧社59名演员在半年时间里辗转6省、巡回演出170多场，用全部演出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

“京剧大师”梅兰芳。梅先生的积蓄较多、人称“梅半城”，据称解放前的出场费就曾高达十根金条。所以，听到动员义捐的消息后，他当仁不让地认捐了一架飞机。

还有，“京剧大师”周信芳代表上海京剧界通过义演，用全部收入购买一架战斗机、并名之为“京剧号”……

如去注毕。

1957年初，为了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戏曲演员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中国新闻社请范瑞娟写一篇关于自已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文章，并将它登在香逃《大公报》上。

范瑞娟原先用的题目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但文章发表时，考虑到读者对象，《大公报》将题目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3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该文。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批评说，党报上不宜登载这种生活化的文章，应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更有甚者，将此事上纲上线。这使范瑞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不久，这场风波突然平息了。多年以后，范瑞娟才得知，当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对此事也有过几句评论：“我的丈夫就是我的丈夫，这是无可非议的"，"上海人口几百万，几百封信是少数嘛。报上也总不能天天都是上甘岭，讲讲丈夫，蜜月也可以嘛！”

1958年和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来时，每次见到范瑞娟，总是风趣地说：“梁山伯来了。”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向原编著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