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六):梁武帝萧衍4
(10)主要影响 ①经史
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与名儒共同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此外,萧衍最大的著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②文学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脁、沈约、任昉、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他在镇守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其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在《子夜四时歌·冬歌》中说“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襄阳蹋铜蹄歌》中说“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现代诗人郑振铎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10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宋、齐时代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他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崇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道佛思想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艺术价值不大。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说:“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说:“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他的《赠逸民十一》,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萧衍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唐人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萧衍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萧衍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钷限制和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地影响了梁代文学创作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③音乐
萧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萧衍“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
萧衍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萧衍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
④绘画
萧衍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著名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萧衍赏识。当时,萧衍诸子多出镇外州,萧衍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萧衍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萧衍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⑤书法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书法的技巧,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特点和成就,都提出了些独特的看法。
萧衍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与梁武帝论书启》)、《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著作。前两篇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草书状》见于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古今书人优劣评》见于宋《淳化阁帖》,内容多与袁昂《古今书评》有相同之处,疑为在此基础上增删而成。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是萧衍最重要的一篇书论。萧衍从“法”的角度概括学书普遍原则。他学习钟繇书法后,总结出了书法十二意,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其內客涉及用笔、结构、章法等诸多方面,比前代著作更为全面具体。同时,萧衍反对自东晋末年到南朝宋、齐时期对王献之的过度崇拜,明确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王献之之父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此外,萧衍把张芝、钟繇的书法摆在“二王”之上,改变了宋齐以来认为“二王”高于众书家的看法。
萧衍也像蔡邕和卫夫人一样,重视用笔与取势,强调书法用笔中对立因素的统一。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认为“纯骨无肉,纯肉无力”,应该“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之美。
(11)轶事典故 ①形象外貌
据《梁书》记载,萧衍“生而有奇异”,出生时两胯之间骈骨(二骨相连),头顶有隆起之状,并在右手有一个“武”字。又据说他早年的住所常有“云气”环绕,旁人经过,都会肃然而立。
宋代书画家米芾说他看过梁代画家张僧繇画的《梁武帝翻经像》,提到萧衍的形象是戴着白纱帽,“反唇露齿”(翻着嘴唇,露出牙齿)。
②小名来历
萧衍小名“练儿”。萧衍笃信佛教,练儿出自佛经,是梵语音译,全称“阿练若”或“阿兰若”,译成汉语,就是树林、寂静处、无诤地,指能远离喧噪,安心修习的禅定之所。萧衍的子孙为亲者讳,把“练”叫做“绢”。《颜氏家训·风操篇》讲到避讳时说:“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梁武小名阿练(练儿),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萧氏子孙为萧衍避讳,绝口不提“练”字。
③识人之明
齐武帝病重时,萧衍与长兄萧懿,好友范云、王融等同在竟陵王萧子良帐下。王融想要越过皇太孙萧昭业,拥立萧子良为帝,萧衍却认为废立属于“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来做,王融“才非负图”,必将失败。范云说:“忧心国家的,只有王中书(指时任中书侍郎的王融)。”萧衍反问:“忧心国家,是想做周公、召公?还是想做竖刁?”萧懿感叹道:“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萧昭业即位后,将王融下狱赐死,果如萧衍所料。
④为人节俭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
⑤梁皇忏法
萧衍的元配郗徽为人明惠,形貌秀丽,且善于隶书,对史传、女工之事,都很熟习。宋、齐时期,诸王皆慕名而来求婚,均为其父郗晔所拒。她后来嫁给萧衍,生下三个女儿。当萧衍为雍州刺史时,郗徽就不寿而死。据说她生性善妒,死后化为龙,钻入后宫的井中,托梦给萧衍。有时现出龙形,光彩照耀。萧衍身体不适时,龙就激水腾涌。萧衍于是在露天的井口上建造了一座宫殿,用衣服堆积在上面,经常置放银制辘轳(提取井水的装置)、金瓶灌上各种美味来祭祀她。有说法认为萧衍受此事影响,终身未立皇后。
后来由此衍生出另一种版本:郗徽不信佛法,死后堕为巨蟒。一日,托梦给萧衍,请求他设法为她超度。萧衍念于旧情,便参阅佛经而撰《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人为她超度。郗氏遂脱离蟒身,化为天人,现身空中,感谢萧衍而去。此忏因在萧衍时肇始,故称“梁皇宝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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