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会爆发金融危机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徐天启在上通过对比当前与《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所提出金融危机爆发的几项必要条件后提出，对于主要国家来说，只要政策应对得当，一国的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完全可防可控的。现将其发言实录发布如下：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鹤在其主编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两次危机都最终引爆全球，造成了剧烈的经济动荡。世界上还有一些著名的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的外币外债危机，1997年东南亚海外热钱撤离危机。但2008年以来，主要国家似乎没有再爆发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了，哪怕2020—2022年时遇到了新冠疫情这样的长尾末的极端突发事件，原油价格跌到了负数，都没有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尽管不能完全量化，或者不能完全评估这当中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预防金融危机中起到的作用。我们有理由假设，只要政策应对得当，金融危机，或者说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刘鹤的研究成果归纳了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系列共性特征。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出现重大技术革命后的经济繁荣，1929年出现大萧条前，欧美国家展现了“一战后繁荣”，战时使用的新技术如电力、化工大量转入民用，工业扩张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二是都采用了极端自由主义的金融政策，每当出现从经济从匮乏到富裕的繁荣时，大家往往就觉得自由市场又行了，自由主义就又盛行了，20世纪20年代正是如此。三是在繁荣过程中都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极大现象，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过自由主义政策下贫富差距缩小的案例，一般都是均值提升，方差也同时扩大。四是公众投机心理盛行，大萧条前，欧美国家股市楼市大繁荣，穷人想翻身，中产想跃升，富豪想要更多。五是货币政策从宽松到紧缩急转弯，以美国为例，一战后货币政策一直比较宽松，直到1928年大幅提高贴现率即利率。刘鹤团队认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1929—1933年大萧条的发生。

既然是讨论危机再发生，我们不妨看一下当下占几条。

一是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导致的经济繁荣。我们的确似乎站在人工智能革命这种未来技术面前，但并未出现经济繁荣，并且，以往新技术的应用没有出现过可能大幅驱离人工的现象，在人工智能革命中可能出现；二是极端的金融自由主义，目前似乎并没有，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都维持较严格的金融监管，但如果特朗普上任后推动大幅放松金融监管或将出现；三是财富差距，这个的确存在，主要国家都有表现；四是投机心理高涨，美股、比特币等大类资产有这样的苗头；五是宽松政策急转弯，欧美国家在2023年开始收缩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大宽松政策，不断提高利率并进行央行缩表，但近期边际有所放松。总的来看，上述五条金融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还没有占全，目前大概只有一半。

那大家为什么总担心金融危机呢，我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社会债务规模大。特别是，大家总是担心各国主权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似乎危如累卵，但这个观点似乎从10年前一直说到了现在。主权债务规模确实不能无限度扩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美欧日等国过去十几年的已有实践和一些理论成果，对于能将财政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国家来说，只要运用得当，中央政府以本币发行的债务没有那么脆弱。

现代金融理论者认为“内债不是债”，说的其实就是主权国家用本币发行国债风险是可控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搞金融政策时，理论研究往往走在实践前面，不仅仅是等政府做了什么再总结经验。诺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69年《最优货币量》中就用“直升机撒钱”比喻一种极端的货币政策，即央行通过印钞直接向其他国内经济部门投放货币以刺激经济：“假设有一天，一架直升机飞过社区并撒下1000美元的钞票，居民们会捡起这些钱并用于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五十年，美国先后在80年代用中央政府融资为企业减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拯救大型金融机构、新冠疫情期间向居民部门无差别发钱等方法进行直升机撒钱，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实践材料，各国也在进一步评估研究，都希望能为自己的财政货币政策提出适合本国的方案。

当然，有人会说，海外主导发达国家能利用世界货币在位优势通过货币操纵转嫁风险，对后发国家借鉴意义不大。如果是这样不断操纵转嫁风险，主导国家货币信誉应该是被不断消耗的，但如果大家还更加追逐主导国家资产，那就值得我们再仔细研究其中的原委，考虑其政策的有效性。

如论坛的主题所言，，1月17日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4季度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如果2025年政策持续加力，大家都在各自岗位奋勇向前，不仅金融危机可防可控，中国经济、A股势必也能再次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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