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的顺治年间，江南地区拖欠缴赋税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表面上看，这不是因为清朝建立而拖欠，而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很严重了：大量土地集中在江南士绅尤其是更高级别的退休大员们手中，他们早就养成了拖欠的习惯，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特权，继续不断兼并剩余的土地。
顺治年间的江南士绅们以为还可以继续这样的模式，所以就借由于战乱而影响生产，恢复较慢需要时间，就继续拖欠应该缴纳的各项税赋。

顺治皇帝虽然年轻，可也知道江南自古就是税赋的重点，现在新朝建立而江南士绅们还在故意拖欠，不仅国库不足，而且其他较为贫瘠地区也有微词，于是顺治皇帝大为震怒。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廷下令，凡是乡绅拖欠钱粮达到一定比例，比如拖欠三成、四成以上的，即刻革去功名，打二十大板。拖欠八成或者九成的，即刻革去已获功名，而且给戴枷两个月示众，然后再打四十大板，并补齐所欠赋税钱粮。

不过由于顺治年间的一系列不稳定情况还比较明显，所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江南各州府的地方官府们，往往选择息事宁人甚至反过来替江南士绅们说好话，请求朝廷宽限。

所以这件事执行得并不好，效果当然更不好。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登基后，在朝中辅政大臣们的建议下，把催缴顺治十七年拖欠的赋税钱粮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此时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就是后来在三藩之乱中不屈被杀的那位朱国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苏巡抚朱国治知道这不仅是拖欠税赋的事，而且涉及江南士绅们是否甘心臣服的事，所以不断借题发挥。

朱国治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抗欠赋税的士绅全部登记造册，上奏朝廷严加惩处，共牵扯江南士绅数百个家族，人数超过13000余人——康熙皇帝虽然年龄尚小，但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大臣也意识到了清缴拖欠赋税的深层意义，于是同意实行严苛的政策。
公元1661年七月中，清廷发文规定凡是在当年二月还没交齐赋税的，全部革去功名，不得例外，而且需要押送京师问罪，不过看到朱国治罗列的、仅苏松常镇四府就革去了进士、举人、贡生、监员等13000余人，感觉规模太多了，所以调整了一下：及时补交税款的人可得宽恕。但最终仍有800人被押往京师问罪。

在这些被革去功名的江南士绅中有许多著名人物，比如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琬等几乎全部在内，江南士绅集团遭受沉重打击，有些想继续对抗的，不仅还被免去功名，甚至被投入监狱。
这一轮打击后，清廷看到效果不错，而且实际阻力并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大，便决定索性借机彻底整治。

先是停止了江南六年科考，然后进一步削减江南地区的生员录取名额，从明朝的60-70人一下子减为10多人，后来又削减到只有几人的名额。

这下打中了江南士绅们的七寸，把他们赖以起家的功名之路给断了，让他们在当地没有可以耀武扬威的资本和官方背书，所以江南士绅尤其是顶级的豪绅集团这才俯首认输。
从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这一系列以清缴江南士绅拖欠钱粮为始，以打击江南豪门世族为终的奏销案，从此让江南老老实实——奏销案，以及朱国治，注定要在清朝历史上声名显赫，细细品味，很有意思。

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包括平三藩在内的许多重大事项已经完成后，康熙皇帝这才下令，将江南的生员录取名额慢慢回升。
到了康熙年间的中后期，由于对江南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满意，尤其是各项税赋，再次成为全国第一，所以康熙皇帝甚至还增加了江南的生员名额，比如80多人、100多人都出现过。

这里聊一下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各省解额的数据，即：八旗生员30名、顺天生员80 名、国子监监生57 名、宣镇及奉天共5名、江南83名、浙江71 名、湖广70 名、山东60 名、山西53名、河南62 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