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生平 （下）
图文｜韩志刚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恩赏群臣，董福祥作为甘、新两省唯一代表晋京述职，“召对大悦，加尚书衔”。时值甲午战争爆发，甘军调防京畿。次年（1895年），河湟事变爆发，董福祥奉命率军征剿得胜，加封“太子少保”，调任甘肃全省提督，步入他一生的权力顶峰。1896年，为镇压维新戊戌变法，甘军被编入荣禄所辖武卫军，董福祥任武卫后军统领，成为北洋三军的重要支柱，深得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荣禄的倚重。被慈禧太后誉为大清“北门锁钥”。
1900年，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迅速发展到京津地区，帝国主义惶惶不安，调兵遣将进行干涉。清廷急调董福祥甘军驻扎天坛，守卫北京。激于民族义愤，甘军不少将士同情并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也“以灭洋自任”，同情支持义和团，但对团民刀枪不入表示怀疑。当时荣禄奉太后旨送义和团10名至行营请面试，福祥先令进午餐，旋与幕僚商酌：“先射一枪再看下文如何？”饭后传义和团至马号，枪声响处，一大汉应声倒下。福祥歉疚自言道：“可惜一个青年。赏埋葬银十两，着领尸而去。因董福祥“仇教灭洋”意识与义和团一致，才互相支持共御外敌，被团民推为“董大师兄”。
6月10日，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董福祥甘军迅速控制了车站，迎头痛击侵略者。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前往车站迎接援军，于永定门外与董部勇丁相争于道，无礼恃强，董军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势不妙，请求见大帅以谢。兵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遂杀杉山彬，裂尸于道。慈禧闻讯大惊，急召董福祥询问，董答复说：“甘军无之，即有此事，如杀奴才以偿之则可；欲杀甘军一人，必有他变”。太后无可奈何，“因即以御侮任之”。尔后董至端王府，端王拍着他的肩膀，伸出拇指称赞说：“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随之董军又在东单击毙向清军挑衅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配合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在廓坊重创八国联军；甘军爱国将士参加了北仓阻击战、天津阻击战和北京防御战。董部将领马福禄受命坚守正阳门，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甘军战死五千人，表现了抗敌的英勇悲壮和大无畏精神。攻打使馆时，董曾向慈禧许诺：五日必克之。去向荣禄借大炮，见面后荣禄不应声，隐几而卧，董不悦，荣禄则笑而奚落福祥：君必用炮，请向老佛爷求鄙人之头，君为老佛爷所器重，当不难邀允，君可称朝廷柱石耳。董大怒，一气之下立即上朝，叩门入觐，声称荣禄实为汉奸，心谋不轨，要求慈禧将荣革职查办。结果参劾不成，反遭太后训斥，使馆终未攻下。曾与董福祥共同征战新疆的提督余虎恩也当着荣禄的面讽刺董攻使馆“五日未克”，福祥恼怒，当着荣禄的面要杀掉余虎恩，荣禄“以身翼之”，余才得以幸免。正因为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清政府出尔反尔，时战时和的投降政策，甘军虽奋勇抵抗亦无济于事。
8月13日，联军攻城，其它清军一触即溃，董福祥率部坚守城池，在东便门、朝阳门，甘军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英勇顽强。“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14日，京城陷落，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董福祥充随扈大臣，一路保驾。期间受命节制满汉兵权。董福祥抗敌兵败后，曾“引刀将自刭，为左右所挟持得不死，”表现了宁为玉碎的爱国精神。留京善后的李鸿章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者认为董福祥是“最恶劣的罪犯之一”，指为“首凶”，坚持要处以死刑。清廷则因董手握重兵，“设办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竭力请求各国稍予宽缓。经过力争，仅革去甘肃提督，保留太子少保衔，遣归故里。
至此，董福祥基本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时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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