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六月初,京城传来“对外宣战”的密诏,江宁总督府灯火通明。端坐堂上的刘坤一,望着堆成小山的电报,心知此役若走错一步,长江下游数省怕要沦为战场。就在各省督抚犹疑时,他连夜拍出电报,与张之洞定下“东南互保”,一句“保境安民,以壮中外之心”击中了风声鹤唳中的南方官绅心理,隔日便有各国领事馆回电认可。
晚清的政局像漏水的巨舟,桅杆折断,舵手犹疑,刘坤一却从浪里一路闯上甲板。1826年冬,他出生在湖南新宁书香世家,八岁开蒙,十六岁成廪生,才名远播。可惜天有变数,十九岁乡试落选,随后太平军自广西杀入湖南,这位书生携卷从军,踏上与原先设想截然不同的道路。
湘南楚勇里,他只是个小旗官,却懂兵书、敢冲锋;郴州、桂阳一役,他连夺寨堡,随手缚俘,立了头功。部队主帅刘长佑称他“足堪独当”,于是放手提拔。袁州城头一声炮响,投诚的李能通放下兵器,刘坤一被保荐知县,旋即加衔道员。短短十年,他从豪情书生攀升为江西巡抚,速度之快,在沉闷的清末官场屈指可数。
但是勇武易得,格局难求。面对石达开出入赣粤的急行军,他能数度截击,却也屡屡用极端手段平息农民武装。贵县平天寨一役,黄鼎凤满门被害,血腥场面传遍乡间,乡民谈“坤一”色变。此后在江西,他的名字几成“镇压代名词”。对手工业者罢工、斋教起事、抗粮暴动,他一概动用军队,搜山、清剿、重典并施,换来了官方的“政绩”,却也深埋民间怨火。
1875年,他被调往两广。新任总督的第一件事,是整顿私盐、缉赌禁烟。清理官吏,添购兵轮,手段雷厉;可对电报、铁路等新式事务,却大加排斥,称那是“变华为夷”。这种保守心态,使他在洋务派中显得步履沉重。有人曾转述他对左宗棠的劝勉:“若放弃新疆,十八省将悉为大、小科斯。”左宗棠闻言,只答两个字:“同心。”
甲午战云密布,他奉诏北上节度关内外诸军,自认“生长湖湘,不熟北地”,推三阻四。进山海关后,调度不力,竟被讥为“闻倭则走”。等到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覆没,他虽上疏请罪,却无非守住了“能文能武”的名声,未受重罚。
被“清流”攻击的影子始终伴随他。张之洞在疏中痛陈其软弱,直言“不堪任重负”。光绪十三年,他被褫职回籍,在岳麓山下筑起“看云楼”,十载不闻朝事,闭门吟诗,偶尔弈棋酣睡,口中自嘲“粗才俗吏”。
奇的是,江山摇摇欲坠时,他总能重新被请出山。甲午战后不久,清廷重召旧臣,他再度提督两江。各国在长江沿岸布商埠、建租界,丹阳、无锡、阳湖接连发生教案,他既要安抚洋人,又要弹压民愤;赔款、问罪、拆祠堂,他自称“左支右绌”。凡地方血案,皆以重典收场,乡民把他的名字和巡抚衙门的棍影索索相连。
1898年,戊戌风云骤起。慈禧囚禁光绪,废立传闻四起。各督抚俱按兵莫动,唯刘坤一数度私电荣禄,“君臣大义,不容摇动”。荣禄一句“此事非汝所当言”把他挡了回去。他索性联名江南闱中举人上万言书,明言“国事可危,天子不可危”,虽未挽回变法,却也让慈禧知道,此人不易忽视。
义和团潮涌北方,他早早表态“先剿后抚”。八国联军兵临津门,朝廷声称“与众国开衅”。刘坤一却对上海各国领事暗言:“江南不随北方举动。”东南互保由此成形。事后宫廷西狩,他被褒奖“保疆有功”,再次坐稳两江总督。
1901年,督办政务处成立,他与张之洞、李鸿章等讨论新政,三人交锋不绝。刘坤一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制、兵制、税制改革上提出折衷方案,既要引进宪政,又恐社会震荡过速。他号召练新军、办师范、整盐政,然而嘴上仍念叨“不可骤改旧制”。有人讥讽他“两足踏两船”,他只是摇扇微笑。
走到晚年,他对功名看似淡泊,却绝不放手权柄。1902年,他以七十高龄亲赴江阴督修江防炮台;1903年春,仍批示筹银赈灾、追剿会党。一封封手令字迹已见抖动,行文却冷峻如初,“遇匪徒,不得姑息。”
同年秋,他病体支离仍坚持批公文。据说病榻前,他轻声对幕僚道:“江河未固,不可自宽。”十二月六日,长夜未明,他阖然长逝,年七十三。清廷追封一等男爵,谥号“忠诚”,京城与江南同张灯结彩为其致祭。
有人称他手腕老成,稳住了半壁南疆;有人指他镇压凶狠,不识时务。功过是非,俱随历代更替去陈。但若细看晚清那张风雨飘摇的棋盘,此人确实撑起了几回危急,也拖慢了几回新变。历史未必偏爱英雄,却总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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