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5月的一个晚上，山东菏泽县西北的一片麦田里，清军的蒙古马队全军覆没。
那一夜，打麦场上堆着新割下来的麦子，空气里有一股青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儿。老农们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窗缝里透进去一点点月光，照着麦田里横七竖八的人。马蹄踏碎的庄稼散落一地，战马在空地上低头啃着青苗。
天亮以后，消息像炸了锅一样传开：僧格林沁没了。
这个人是咸丰皇帝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八大臣里唯一带过兵打过硬仗的，满清最后能拿得出手的骑兵将领，跟太平天国北伐军打了好几年，抓了林凤祥和李开芳，后来又跟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对着干，硬是顶住了洋人的炮舰。老百姓管他叫“铁帽子王”，这称号不是白给的，满清入关两百年，封世袭罔替的亲王就没几个人，僧格林沁是最后一个真正能打仗的铁帽子王。
就是这么个人，被捻军砍死在麦田里了。
杀他的人，据说是个十六七岁的捻军小兵，叫张皮绠。多年以后还有人传，说当时僧格林沁从马上摔下来，受伤跑不动了，趴在一拢麦子后头。那小兵找过去，先看见一个穿黄马褂的人缩在地上，手起刀落，一刀砍了。后来才知道砍的是谁。
慈禧太后听说消息之后，朝服都没换就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把桌子拍得哐哐响。
清廷下令把杀了僧格林沁的张皮绠抓住。一直捉了好几年，到1873年才在山东逮到人，押去凌迟了。这些是后话。
但问题也来了：这支把满清铁帽子王砍死在麦田里的队伍，从1851年就在皖北起事，到1868年最后全军覆没，扛了十七年，横扫八省，一度打到卢沟桥，离北京城不到三十里地。按照太平天国十四年算，捻军比太平军还多扛三年。
可太平天国人人知道，洪秀全、天王府、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这些名字刻在教科书里一代一代往下传。捻军呢？张乐行是谁？赖文光是谁？张宗禹又是哪个？提起捻军这两个字，很多人大概只听说过“捻”字念啥，别的就想不起来了。
十七年血战，怎么就没人提了？
要搞清楚这个事，得从头说起。
清朝中叶那会儿，安徽北部那个地方，日子很难过。
黄河从上游下来，带着泥沙，一路往下冲，到了安徽这一段，河床一年比一年高，年年涨水。有时候黄河泛滥，淮河也跟着淌，黄淮之间那一大片平地，大水一来全给淹了。庄稼烂在水里，房子泡塌了，人都跑到堤坝上蹲着，眼巴巴看着自个儿那点儿家当让水冲走。
水退了也没用，日子还是没法过。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得差不多了，少部分人攥着大片的田，大多数人只能给他们扛活。朝廷的赋税一年比一年重，太平天国闹起来以后，军费花销大，江南那一带的饷银吃紧了，就指着其他地方多征点儿。皖北这地方本来就不富，官府还一层一层往下摊派，老百姓扛不住。
就在这种地方，老百姓自个儿琢磨出一个法子：结伙。
当地人管这叫“捻”。皖北方言里的“捻”，意思就是一伙人、一股人。穷到没活路的时候，几个人凑一块儿，说走就走，今天到东村打点儿粮食，明天到西村找大户吃一顿。平时各干各的，种地的种地，赶脚的赶脚，一有事儿就招呼一声，人聚起来了就出去干一票。
这伙人不反朝廷，至少一开始不反。他们就是找饭吃。你只要不耽误我吃饭，我也不会去找你麻烦。官府心里也门清，这帮人不好惹，但只要不把事情捅大了，不杀官放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捻党”这个称呼，最早在嘉庆年间的官府档案里就出现了。从清宫档案里查，1807年前后就已经有捻党活动的记录。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这个组织越来越庞大了。到了咸丰初年，皖北、豫东一带的捻党遍地都是，大村小寨都有人捻着，官府想管也管不过来。
1851年是改变一切的年份。
那一年开春，广西金田那边传来消息：有个叫洪秀全的人反了，旗号打的是“太平天国”，说要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消息一路传过去，皖北的捻子们耳朵竖起来了。
原先他们就是一群为了一口饭奔波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打了这一年的粮不知道下一年的在哪。可现在，他们听说有一大帮人打到南京去了，连南京城都占了。那些捻子们开始琢磨：他们能成，我们能不能？
1853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往北打，一路打到安徽。捻党这伙人一看，机会来了——以前躲着清军走，现在有人替他们扛着正面的刀枪，那还等什么？趁着乱起来，连清军的粮草都敢劫了。
从那时候起，捻党变了。它不再是寻口饭吃的小打小闹。捻党出身的这些人和太平天国那边搭上了线，开始从一个民间互助帮会的性质，彻底转成一股反抗清军的武装力量。
但这时候的捻军，还是一盘散沙。张乐行是亳州张老家人，家里原本有点底子，但他不是那种安安生生过日子的人。他脑子活络，手底下的人也多，在捻子里头算是数得上号的。可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各地的捻头谁也不听谁的。各个首领带自己那帮人，今天你往东边打粮，明天我去西边抢马，有时候还互相抢地盘。还有人今天打着捻军的旗号，明天瞅准清军给的待遇好，投降了去清军那边领饷，过两天又跑回来了。就这么来回折腾。
这样不行。谁都知道不行。
一直到1855年秋天，才出了个大动静。
那一年秋收后没多久，皖北雉河集这个地方来了好多人。雉河集就是现在的安徽涡阳，那时候是个不大不小的集镇，靠着河边，水运方便。各路捻子的头领们都来了，有骑马来的，有赶着骡车来的，还有自己走路来的。他们在雉河集找了个地方聚在一起，商量了几天，最后推举张乐行当盟主。
张乐行那年三十多岁，个儿挺高，脸膛黑红，说话声音又厚又稳，往那儿一站，自有一股压得住场子的气势。他站到台上，跟大家说了一番话，然后跟各路人马一起定了规矩。
头一件要紧的事，是整军。他们定下来用五种颜色的旗子分队伍，黄、白、红、黑、蓝，一色一个总旗。张乐行自个儿带黄旗，龚得树带白旗，侯士维带红旗，韩奇峰（也有人喊他韩老万）带蓝旗，苏天福带黑旗。这五面大旗分好以后，下面再往下分，叫“大旗”，每个大旗几百人到上万人不等的规模，再下面是“小旗”，按村庄、家族抱团组成。
那一回他们还给张乐行起了个挺响的名号，叫“大汉盟主”。有人记成“大汉明命王”或“大汉永王”，说法不一样，但意思都是差不多的——他是老大了。
捻军头一回正经八百地拧成了一股绳。
但说拧成一股绳，也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紧，里头其实还是松的。五色旗划下去之后，各旗各干各的事儿，盟主说往东走，有人愿意跟，有人不吱声直接掉头回家。黄旗是张乐行的嫡系，老老实实跟着，可黑旗的人就不一定服气，蓝旗和红旗各有各的算盘。这种结构是血脉和乡土连起来的，不是一个正规的军队编制，盟主的话当回事儿就听，不当回事儿也拿他没办法。
这事儿当时看不出来有多要紧。但往后捻军吃大亏，根子就在这儿埋下了。
那几年太平天国在南方打大仗，捻军趁着乱，在这一带也站稳了脚跟。张乐行在皖北划了一块地盘，还设了京都尹沟和陪都雉河集，像模像样地立了旗号。但这地方说穿了就是几个村子，跟太平天国的天京城比起来差太远。天京城里有宫城、有衙门、有六部班子，捻军的“都城”呢？就是一片土墙垒起来的院子，放一块牌子，写上两个字。
1856年和1857年，太平天国的军队和捻军开始碰头了。
说起来双方各有各的打算。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北方一直打不开局面，急需有人帮把手。捻军在皖北实力不差，但总觉得单靠自己的力量，跟清军耗着有点吃力。两边一合计，合作就是了。
1857年春天，张乐行带着捻军主力过了淮河往南走，和太平军的陈玉成、李秀成见了面。太平天国那边挺大方，给张乐行封了个“成天义”，后又升为“沃王”。这叫“听封不听调”——名义上归了太平天国，但捻军那几万人马，张乐行还是自个儿说了算，太平天国的令牌到了捻军这边，就是张乐行点个头的事。
往后的两年，太平军和捻军联手打了好几仗。清军在皖北攻不进去，捻军在豫南也站住了脚跟。
真正的大动静是1860年的事儿。
这一年，陈玉成从安徽调兵，招呼捻军南下帮他打清军的江南大营。捻军主力来了，跟太平军一块儿往前打。捻军骑兵多，跑得快，冲得猛，陈玉成那些惯于步战的太平军士兵，眼见着捻军的马队像一阵黑风似的冲过去，挡都挡不住，心里头也服气。
清军的江南大营被破，东南方向的兵力大受损伤，太平天国在南方彻底活过来了。这股大胜有捻军的功劳。
经此一战，太平天国更愿意跟捻军合作了。洪秀全大笔一挥，给张乐行、龚得树这帮人都封了王，金银财宝没少给，就是没给一样东西——地盘。捻军想要太平天国划一块地方给他们，归他们管，太平天国不给。太平天国的地盘在天京附近，那是洪秀全的命根子，谁也不让碰。
所以合作就这么悬着：双方绑在一起打仗，但心里隔着。
张乐行带着捻军在东线打了胜仗，就回到皖北，想着抓住机会再往前推一步。可老天不给他机会。
**三年后，天塌了。1863年来了。**
僧格林沁这时候正带着清军往北压过来。这个人在清廷里那是柱石一样的角色，咸丰皇帝最倚重的武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当年有多厉害，林凤祥、李开芳那都是顶能打的，最后还不是败在僧格林沁手里，一个接一个被俘。
僧格林沁对付太平天国的办法，一个字：狠。追到天边也要灭了你，俘虏不留活口。这一套用来打捻军也一样有效。
到了1863年春天，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大军包围了雉河集。张乐行守不住了，突围没成，在涡阳的一个村子里被逮住了。清军审他的时候，他一句话没多说。押出去在义门那个地方处了极刑。
张乐行一死，捻军群龙无首，四散奔逃。各旗首领带着自己的人到处跑，有的往南投太平军，有的往西躲清兵，有的投降了清朝。乱了好一阵子，黄旗、黑旗那些跟着张乐行最久的老捻头死的死、散的散，再也没办法聚起来。
看起来，捻军就要这么没了。
但老天爷这时候给它续了一口气。
1864年，太平天国没了。南京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攻下来，洪秀全死在了宫里，幼天王被俘。清廷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剩下的无非是收拾一些残兵败将，翻不起浪来。
他们错了。
捻军不但没死透，还吸了太平天国最后一股精气，站起来比从前还壮。
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的遵王赖文光没有投降，他带着几千人从南方一路向北冲过了几道包围圈。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广西人，个头不高，精明强干。他读过一些书，不像捻军那些老首领全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赖文光到了中原，找到了捻军残部，跟他们碰上了头。
赖文光提出的策略，跟捻军打仗的路子不谋而合——他坚持一个字的战术：流。
太平天国为什么败了？说白了就是因为固守城池。天京城一围，里面百万军民出不来，粮草断绝，死守到最后，哪里还能有活路。捻军从来不是靠城池吃饭的，他们飘忽不定，打到哪儿算哪儿，打不过就跑，跑远了再回来打，清军追得上就骂，追不上就哭。赖文光看准了，就干这个。
他还干了一件大事：易步为骑。
赖文光把捻军的步兵改成骑兵，能骑马的都骑马。捻军本就是北方人，会骑马的人多，这一步走下去，整支队伍就变了味儿。骑兵跑得快，打得快，撤得快。一昼夜能跑三百来里路。清军刚在前头堵住，第二天一早，捻军已经在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了。再赶紧调兵追过去，人家又早跑了。
速度改写了战争的节奏。后来曾国藩跟捻军打了大半年，最头疼的就是这一条——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突然出现在哪。
接下来的那一仗，是捻军历史上最亮的一笔，也是最重的一刀。
1865年春天，僧格林沁盯上了赖文光。
僧格林沁知道捻军现在换了旗号，人头不少，要是不赶紧灭了，将来必是大患。他带着蒙古马队从湖北一路往北追。捻军跑，他追。捻军停下歇口气，他赶上去就打。僧格林沁的那支骑兵，从淮北追到河南，又从河南追到山东，再从山东折下来打回江苏。
不停地追，不停地跑，追了几个月。
捻军倒是撑得住，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在马背上吃饭、在马背上睡觉的日子。但清军撑不住。僧格林沁的骑兵是人困马乏，冬天里大雪纷飞，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军粮供不上，马匹掉膘掉得厉害，一路上掉队的兵越来越多。底下人劝僧格林沁休整一下再追，他不听。前面追了那么久，眼看着捻军越来越近了，他舍不得停下来。
他追到了山东菏泽一带。
5月中旬，张宗禹已经把僧格林沁拖进了一个圈套里。
这个名字要记住。张宗禹，张乐行的侄子。张乐行死后，张宗禹把剩下的捻军拢到一起，跟着赖文光重整旗鼓，成了捻军里最能打的一个。他脑子活，打仗鬼点子多，跟僧格林沁周旋的时候特别沉得住气。
高楼寨这个地方，在菏泽西北，四周是土丘和树林，中间是一大片开阔地，地形像个瓦盆。张宗禹把大队人马埋伏在林子后头和土丘背面，前头放一小股骑兵出去，见了清军就打，打完就跑，一路往高楼寨里头引。
僧格林沁果然就跟着走。
等清军全进了那片洼地，只听轰的一声哨响——那是捻军的信号。四面八方，黄旗、蓝旗、黑旗一起冲出来，成千上万的捻军骑兵从树林里、从土丘后杀出，把清军团团围在中间。蒙古马队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骑兵来不及布阵，来不及调转马头，捻军从两翼夹击，刀砍马踩，清军阵脚大乱。
那一仗从下午打到天黑，又从日暮打到夜深。
三万蒙古马队被碾成碎末，被砍倒，被踩死在马蹄下。血流进土里，把那一片高地染成了黑红色。捻军用刀砍了七千多人的脑袋。
僧格林沁拼了命往北冲，天黑时分冲出包围，往吴家店方向跑。他受了伤，骑不住马，从马上跌下来。月光底下，十七岁的小兵张皮绠提着刀在麦田里找。他扒开麦子——有一个人趴在那里，穿着黄马褂，一身的血。张皮绠一刀下去，僧格林沁的头从身体上断开，滚进了麦茬地里。
消息传到北京城的时候，满朝文武哭丧着脸不敢说话。一个铁帽子王，满清最后一个能打的将领，被一群庄稼汉出身的流寇砍死在麦田里。这件事的冲击力，一点儿也不比太平天国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小。
曾国藩在南边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都变了。他知道，接下来轮到他们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了。
慈禧太后果断换了人。她撤下了一批没啥本事的文官统帅，把曾国藩调去统一指挥剿捻。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的本事有，但他太稳了。他知道捻军骑兵厉害，打不过就只能堵。他划了一道大圈，在苏、豫、皖三省交界处筑墙挖河，步步为营，想把捻军困死在这个圈子里面。曾国藩想用笨法子，把捻军的流动作战卡死在黄河、运河和几条河流的防线之间，让他们跑不出去，等着粮草断绝，自取灭亡。
可捻军的骑兵太活了，曾国藩的河防一再被突破。清廷觉得他动作太慢，换上了李鸿章来接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比他老师更灵活，也更有手段。
**5**
1866年秋天，捻军里头做了一个大决定。
赖文光和李宗禹商量之后认为，清军现在围堵的势头越来越紧，两路大军拴在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被一锅端。不如分兵两路，一路在中原，一路去西北，让清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
这一年10月，捻军在河南许州分了家。
赖文光带走了东捻军，大约十来万人，以骑兵为主，在中原一带打。张宗禹带着西捻军走，大约六万人，往西北方向去，打算和陕甘回民军联手，在西北打开新战场。
这是一个险招。两支军队分开走，力量肯定要减弱，但也确实让清军同时应付两处战场，进攻和防守的难度都大了许多。
东捻军在赖文光手里打得挺顺，一度在湖北和山东几进几出。可到了1867年，李鸿章的河防战法起了作用。清军在运河以东、胶莱河、黄河这几条线上修起了长墙，东捻军的骑兵腾挪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被堵在山东半岛一个狭长的地带里出不去了。
1867年冬天，东捻军主力被打散，伤亡惨重。赖文光带着残余的人拼命往南冲。1868年1月5日，赖文光到了扬州城北的瓦窑铺，迎面撞上了淮军吴毓兰的部队。一场激战下来，赖文光受了伤，被清军捉住了。清廷想招降他，他不干。1月10日，赖文光在扬州老虎山被处斩。
东捻军，就这么没了。
张宗禹在西边的反应比赖文光还快。1867年1月，西捻军在西安以东灞桥十里坡干掉了湘军刘蓉部，阵斩几名总兵和记名提督。接着在陕北打得顺风顺水，一路占领绥德、安塞、延川好几个县城。
然后张宗禹接到了东捻军被围的消息。
张宗禹不直接去救，去抄清军的老窝。
张宗禹调转马头，率西捻军从陕西延川附近跨过了黄河，一路往东推进，穿过山西，直插直隶。
清军万万没有想到，一支农民武装敢从陕西出发，走千里路，直接抄北京的门户。沿途清军防备空虚，张宗禹一路冲过去，跟跑马的游牧似的，说来就来了。
**6**
1868年早春，北京城外出现了捻军的骑兵。
张宗禹的大军逼近卢沟桥的那个早晨，消息传进了京城。
街面上一片人心惶惶。官员们把家属往后门送，后门都挤满了骡马车，有的甚至来不及坐车，牵着头驴就走。京城里的富户捆起了值钱的东西，准备出城避难。有记载说，甚至已经有人在悄悄焚烧文书，打听逃亡的路，生怕落在兵祸里头。
皇帝下令立刻关了九座城门，御林军在城楼上架起了炮，远远看着卢沟桥那边的动静。从大沽口回撤的淮军主力日夜兼程往北京赶，左宗棠的湘军也拼命往北跑。谁都知道，要是捻军攻进来，清廷就没有退路了。
可张宗禹没有下令攻城。那几天北京一带起了大雾，一早上浓雾弥漫，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雾太大，攻城炮火目力难及，骑兵优势在雾中发挥不出来。张宗禹带着队伍从卢沟桥退了回去。
这一退，再也没能回来。
等浓雾散了，京城外围的清军已经全部合围。
张宗禹迅速改变计划，想往西北折回陕西，但黄河沿岸的清军已经守住了渡口。往东走，只能选择渡过大运河，进山东。但李鸿章早就动员兵力在运河以东、减河以南、黄河以北这一片地方修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线——长墙和深壕，截断了捻军的每一寸退路。
1868年夏天，西捻军被堵在了鲁西北不到三百里宽的一条狭长地带。没有退路，没有粮草，骑兵在狭窄地里跑不开，力气全使不出来。
那年夏天雨水格外多。黄河涨水，运河涨水，徒骇河也发了大水。捻军的马踩在泥泞地里，蹄子深陷，一步比一步慢。大雨一连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不堪，骑兵的优势化作泡影。
张宗禹最后一场大仗，在徒骇河边打响了。
那一天，大雨瓢泼，河水漫出了堤岸，到处是水。张宗禹带着残兵奋力拼杀，清军人太多，兵太多，炮太多。捻军的阵线被一块块冲垮了。
张宗禹骑着马，带着十几个亲兵冲出了重围，一直往北跑，到了徒骇河边。河水已经漫过了河岸，两岸的庄稼泡在水里，高粱秆子在水面上来回晃荡。
马趟不进去。张宗禹从马上跳下来，跟最后几个残兵一起踩着高粱秆子，一步一步往水里走。水没过膝盖，没过大腿，没到腰。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
李鸿章给朝廷写奏报，写的是张宗禹投水溺亡。左宗棠在旁边说了一句：他亲眼看见了吗？这话把李鸿章噎得够呛。后来《清史稿》按李鸿章的说法记了一笔，说“张宗禹投水死”。
但当地的县志留了另一种说法：张宗禹逃过了河，一路沿着海边北上，到了沧县孔家庄，改名换姓，教村里孩子读书，二十多年以后病死，临死前才说了一句“吾张宗禹也”。
谁也说不准他到底去哪儿了。徒骇河的河面上，只留下一面黄旗，一半飘在水面上，一半泡在水里头。
西捻军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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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八省，几十万人。
就这么没了。
史书上翻一遍，捻军这些字眼大多数时候被统称为“捻匪”。清廷编的《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名字上就定下了调子。胜者笔下，无外乎是“匪”“劫掠”“顽凶”。至于捻军的首领们留下了什么？基本上没留下。张乐行的家人被清廷通缉了好几年，到处跑。赖文光是太平天国的遵王，他的东西大部分都在太平天国档案里头。张宗禹连到底死在哪儿都说不清。捻军这些识字不多的人，没留下任何有系统的自述材料。
后世要研究捻军，唯一能查的清军档案太偏颇，别的文稿文人气太重，史料断层严重。就这样一步一步，十几万人的悲壮血战，变成了一个被主流的史书一句两句带过的注脚。
说到底，捻军在官方叙事里被归为“流贼”。他们没有建立过一块真正的地盘，没有征收过几年的赋税，也没来得及建立任何一个像样的政治纲程。他们的打仗路线就三个字：活下去。
就是这样一群人，拿起刀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不会喊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口号，也写不出什么辞藻壮丽的告示。他们唯一清楚的事情是——要是等在那儿不走，就是饿死、冻死、被捉去杀头。
于是，他们走了。在马背上跑了一辈子。
1868年徒骇河边那场大雨过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河面上的水退了，脚印被水冲走了，没人再提起这支军队的名字。
但从1851年到1868年，十七年的死亡竞速里，一茬接一茬的庄稼人骑着马冲进了历史的深处，消失在无尽的麦浪与旷野里。
那间空荡荡的麦田深处，只剩下一只生锈的腰刀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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