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八一三”以后，战火在中国南北同时蔓延开来。8月15日，日本以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主力为基干的一个军派往上海，再加上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

8月底，继第五、第六、第十3个师团之后，又派遣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3个师团到华北，原定开赴大连的第十四师团也改为直接运到天津，日本参谋本部将这些部队连同7月间由朝鲜来华的第二十师团以及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编组为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并以其中的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师团为基干组成第一军（香月清司任司令官），以第十、第十六、第一○八师团为基干组成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任司令官)。日本企图速战速胜，首先在华北给中国以“彻底打击”。

1、华北和华中战场的攻势

8月12日、13日，日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向北平西北的南口地区发动猛攻，同时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越过热察边界，向察省发起攻击。南口的中国军队利用山区地形，且战且退，打得十分顽强，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代价。23日，日军突破长城线，9月初进入察南宣化一带；另一支日军也于8月底攻陷张家口。

日本华北方面军于10月18日基本上占领了河北省。

11月又陷河南安阳，第二军的另一个师团于10月上旬占领山东省西北重镇德州后停止前进。

9月上旬，察南日军分两路向山西省东北部发动进攻。25日，其第五师团二十旅团的预备队1000余人和辎重队在平型关附近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包围伏击而全军覆灭，汽车、枪炮、弹药尽为八路军缴获。

9月底日军突破内长城一线，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于11月9日侵占太原。

太原沦陷前，攻占大同的日军曾派遣部分兵力沿平绥线西进，于10月17日占领包头。这样，到11月上旬，日军便侵占了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以及山东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华北和内蒙地区的占领。

上海方面，日本在开始时视为次战场，兵力远少于华北。

在此期间，日本于8月25日宣布封锁上海至汕头的海岸线；9月5日进而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

中国军队在上海利用碉堡工事进行阻击，给敌军以大量杀伤。第三师团的登陆部队未下船便遭到打击，该师团饭田支队上岸不久，支队长就被击毙。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3400人9月1日登陆，10天以后仅余900人。在进攻上海的作战中，第三师团、第十师团原有兵力几乎全部死伤，部队编制由替补人员维持下去。日本在上海出师不利，不得不一再增兵。9月7日，军部下令将在台湾的守备队编成一个支队驰援上海。

11日，增派日本国内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和几支炮兵部队、空军部队到上海。10月中旬，又从华北调来两大队重炮兵、一大队坦克、三大队轻装甲车。20日，参谋本部下达杭州湾登陆的作战命令，从华北战场调来第六师团和第五师团的一部，从中国东北调来第一一四师团，组成第十军，准备与海军配合，登陆杭州湾北岸，威胁上海中国军以的后翼；同时将华北日军第十六师团南调，加强上海派遣军。这样，日本用于上海地区的兵力达到两个军、9个师团，上海地区成为主战场。

10月间，不断得到增援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凭借其装备、技术上的优势，开始逐步推进。11月5日，日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登陆，形成包抄上海中国军队的态势。11月8日，上海派遣军突破苏州河南方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受令转移。12日，日军占领上海。

日本虽然占领了上海和华北大部地区，但并未能迫使中国屈服。此时日本已大幅度修改了对华作战计划，在华中的目标已不限于上海及其周围地区。

11月7日，参谋本部将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编为华中方面军，占领上海后即向太湖方向进攻，11月19日到达常热、苏州、嘉兴一线，矛头指向中国首都南京。

2、英美的姑息纵容

随着侵华战争的一步步扩大，日本统治集团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作了相应的调整。10月15日，日本决定采取临时内阁参议官制，任命了若干军界、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为内阁参议，参与筹划侵华战争。25日，公布实行企划院官制，将原有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为企划院，负责制订和执行战争总动员计划，调整统一各部门的事务，以便调动和扩充所谓“总合国力”来支持侵略战争。为了协调陆军和海军的行动，11月20日成立大本营；同时为加强军部与政府的联系，协调战略和政略，创立了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的制度。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在国际上引起不同的反应。

英国在华北、特别是在上海地区有重大的利益，日本大动干戈，对那些利益造成损害，英国当然不满；它继续对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并供应武器装备，然而并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干涉日本的侵略行动。

美国在华利益也因战争而蒙受损失，它也不赞成战争，7月16日、8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两次发表呼吁和平的声明，但都未遣责日本。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呼吁要像隔离瘟疫患者一样，对侵略国家加以隔离。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强大，这个演说引起一阵抗议的声浪。其实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遏制侵略，相反，它对日输出的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有增无减，实际上帮助了侵略。

在战争爆发后大力支援中国的只有苏联。日本统治者一贯标榜反苏反共，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使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都感到威胁。中国抗日有助于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在这方面中苏利益一致，“八一三”后一个星期，两国签订《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飞机、大炮，派遣军事人员，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姑息纵容，使得当时处理中日冲突的国际会议毫无成果。

8月30日，中国政府照会国际联盟，陈述日本蓄意侵略的事实。9月10日，国联理事会常会开幕，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并于12日正式提出申诉书，要求国联按照盟约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当时在国联占主导地位的是英法，而英法外长早在8月间就已分别告诉中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不能指望向国联申诉会有什么具体效果。事实也是这样。9月16日国联理事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交付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处理。

该委员会从9月21日起经过数次讨论，向国联大会提出两个报告，其主要内容为认定日本的行动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建议以国联名义邀请国联成员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共同开会讨论恢复亚洲和平的办法。国联大会于10月6日通过了这两个报告，将问题推给了九国公约会议。

九国公约会议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日本、德国都拒绝参加，意大利则充当了日本的代言人。英美等国态度暧昧，互相推诿，不愿开罪于日本；苏联代表团建议采取集体行动制裁侵略者，以后中国代表建议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都未得到它们的响应。会议经过三周的讨论，于24日无限期休会，除通过一纸宣言、重申九国公约原则、要求停止战争行动外，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在会议期间，意大利于11月6日加入德日防共协定，三国轴心侵略集团正式成立，日本对华侵略更加猖獗。会议开始时上海的战争正进入尾声，会议结束时日本进攻南京已如箭在弦。

3、南京浩劫

11月19日，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次日，国民政府宣布迁移重庆办公，军事委员会留守南京和武汉。

26日，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颁布首都保卫战斗序列，11月24日，日军在太湖南北两侧地区发动新攻势，12月1日，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南京。第十军从3日起投入行动，一部分进攻芜湖，企图沿长江而下，拊南京之背，主力则经溧水向南京进发。

上海派遣军主力夺取镇江后向南京进攻，一部分经镇江渡长江北上，试图切断津浦铁路及江北大运河与南京的联系。中国军队主力已经西撤，留守南京的约10万人，他们与装备精良、海陆空协调作战的日军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都阵亡或者被俘后被日军杀害了。

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日本侵略军入南京后，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烧、杀、淫、掠。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成为“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侵略军头目们却把这种残暴屠城情状摄成电影及照片来表彰战绩！当中国首都几十万人正在那座人间地狱中受侮辱、受蹂躏、受杀害时，日本首都东京正在组织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庆祝占领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是松井石根大将指挥的，南京大屠杀最凶残的是谷寿夫中将的第六师团及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十六师团。

这些屠杀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侵略军当局所规定的“不留俘虏”方针的产物。

南京沦陷后，日军渡江北进，陷扬州等地；又沿津浦路入安徽，进入淮河南岸。在浙江，12月25日日军占领杭州。

在山东，12月23日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偷渡黄河，26日占济南；然后一面南犯，陷泰安、济宁等地，一面沿胶济铁路东进，指向青岛。同时日本海军也出动，并抢在前面，于1938年1月10日占领青岛。至此，日军在山东推进到济宁、蒙阴、青岛之线。

4、陶德曼调停

日本在扩大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对国民政府进行了诱降活动。早在8月上旬，日本政府就派曾任驻沈阳、上海总领事，与国民党政界、财界及帮会都有广泛联系的船津辰一郎到上海，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密谈。

10月1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所谓《处理中国事变要纲》。

《要纲》规定：

“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与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在结束事变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不拘泥于过去的情况，为调整邦交而进行划时代的外交谈判”。

它选择德国作为媒介。

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准备同中国直接谈判，如果有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的办法，日本是欢迎的。而德国为同时保持在中国以及在日本的利益，为使日本从对华战争中脱身以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也希望中日战争停止。11月2日，广田弘毅将日本的条件告诉狄克逊；第二天，德国外交部指示其驻华大陶德曼将日本的条件转告中国。5日，陶德曼面告蒋介石。

这些条件是：

一、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二、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三、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瞥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五、共同防共；六、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当即向陶德曼表示：

假如日本无意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国民政府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如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如果国民政府倾倒了，共产党将在中国得势。

11月下旬，日本又一次请德国斡旋和谈，并表示原来的条件不变。于是陶德曼于11月28日、29日在汉口先后会晤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重申日本的议和条件。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通过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告国民政府考虑日本的建议，尽快与日本谈判。

12月2日，陶德曼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下，到达南京会见蒋介石。当时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毫无结果地收场了，日本军队正向南京逼近，形势对中国很不利。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之前召集高级将领讨论对日本谈判的事，决定有条件地接受德国的调停。蒋与陶德曼会谈时表示愿意在维持华北主权和行政权的前提下，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并请求德国在和谈的全过程中充当调停者。

根据这个情况，德国外交部认为促成中日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11月2日到12月2日之间日本和国民政府对德国使节表示的立场制成备忘录，首先电令狄克逊送交日本政府，并预定在得到日方愿以此为基础进行直接谈判的承诺后，再送交中国政府。狄克逊于7日将备忘录面交广田弘毅。广田表示要征求陆海军方面的意见，并暗示可能提出新的条件。

几天后，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侵略气焰更加嚣张21日内阁决定“关于日华和平谈判致德国驻日大使复文”，规定向中国逼降的四项基本条件：

（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协作；（二）在所需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各该地方设立特殊机构；（三）“日满支（华）三国间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四）中国向日本给予所需之赔偿。

复文中说：

“如中国方面能以此为讲和之原则在总体上予以承认，并前来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可予以接谈，并有开始日华直接交涉之准备”；“如对上述原则不予承诺，则十分遗憾，帝国将不得不以与过去完全不同之新观点处理事变。”态度强横，无以复加。

12月23日，日本将上述复文送交狄克逊，并指出中国应在本年内作出答复。26日，陶德曼将日本逼和的四项条件交给孔祥熙。国民政府询问四项基本条件的具体内容；日本外务省虽就此向狄克逊做了补充说明，但不让德国正式转告中国，只同意推迟中国答复的时间，从1937年底推迟到1938年1月5日、10日、直至15日。

日本政府在决定逼降的四项基本条件时，已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日支（华）作媾和交涉条件细目”，内容九条：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和内蒙划定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主权之下，设置适于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机构，并赋予广泛的权限，尤着重于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效；五、在内蒙设立与当时外蒙“国际地位”相同的“防共自治政府”；六、中国确立防共政策，以与日满两国防共政策之推行及实现相协作；七，在华中日军占领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大上海市地区由日华合力维持治安及经济发展；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九、中国向日本给予所需之赔偿。

日本就此向狄克逊做了说明，但只同意他作为个人“印象”向中国透露；据此，狄克逊以很含糊的方式通过陶德曼转达给了中国政府。

5、日本诱降的图谋

这期间，1月1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规定：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那就设法“使之毁灭”，而“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1月13日，国民政府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声明，日本的四条范围太广泛，希望知道其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又面告陶德曼：国民政府绝不是采取搪塞态度，而是愿意与日本获得“真正谅解”，希望日本就四条作补充说明。15日，日本要求中国政府答复的最后期限已到而未得到回答，它认为这表明中国无求和的诚意。

16日，广田弘毅通知狄克逊，日本决定放弃由德国帮助进行的和谈；同日，经裕仁亲自批准，日本近卫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与此同时，日本撤回驻华大使，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20日离东京回国。这个声明（一般称作第一次近卫声明）表明，日本在短期内解决侵华战争已不可能，它在继续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将要致力于分化中国的抗战阵营，扶植投降派，制造伪政权，强化对中国的政治侵略。

日本1月16日声明发表后，中日之间并未因此而完全断绝联系。2月，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派前往香港，他到那里不久，就与他的旧相识、日本驻香港特务、满铁前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西义显等取得联系，高宗武又通过西义显的安排，派其僚属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董去日本受到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的接见。4月初高宗武从香港返回，蒋介石得日本参谋本部“有和平的意向”之后，要高再去香港，转告日本人，说他“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关于条件，他表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说，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4月中旬，高宗武返回香港，向西义显转达了蒋的上述意见。

5月，近卫内阁改组，与蒋介石、张群等人有旧交、更注重诱降策略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其时，正值徐州会战过后，华北日军因黄河决堤不得西进，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宇垣向近卫首相提出四条作为他就任外相的条件：

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对华外交一元化；三、迅速决定和平方针；四、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同意这些建议。

宇垣一上台，就重新摆出“和平”姿态，声称“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国民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底，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都可以出面同日本谈判。宇垣顾虑张、汪的亲日态度反于和谈不利，建议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得到孔的响应。6月23日，孔祥熙密令其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会谈。

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确定了对国民政府诱降的具体方针，这就是：

“当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投降时，帝国将其作为一个政权，基于御前会议决定的方针，‘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处理之”。诱降条件是四条：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府；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改变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

日本政府随即训令中村向乔辅三提出上述四条及与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相仿的一些条件。

15日，乔回汉口。

孔祥熙与蒋介石密商后，乔于18日向中村提出蒋介石的方案：

一、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持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二、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承认内蒙自治；四、华北特区的划定甚难，但中国承认日本可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五、非武装地区问题，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六、反共问题虽未充分讨论，但终须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定；七、中国目前很穷，无力赔款。

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但重庆政府参加建立或合并于新的中央政权及蒋介石，下野这些条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

1938年9月1日重庆政府撤回了谈判代表，这时日本政府内部在诱降方针上产生分歧。军方坚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首相在军方压力下对他以前答应宇垣的条件进行反悔。日本政府并正在策划成立兴亚院，兴亚院一旦成立，势必削弱外相权力，宇垣一成于是辞去外相职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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