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学校开学的时候，前几天，湖北浠水某小学的班级群里出现了这么一幕。

班主任在群里通知家长订奶，陆续有几名家长表示不订，结果班主任说了这么几句话。

“你们都不订奶，工作么样开展！我丑话说在前哈，以后有么要求最好别找老师，不会有求必应的。”

这不是变相强制吗？有家长气不过，把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网上，老师首当其冲成了挨骂的对象。

校方的回应，挺有意思。

“从来没有对学生及家长有过强制征订学生奶的规定，一直都实行自愿征订原则。”

“班主任是由于压力过大一时说错了话，她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向家长进行了道歉。”

既是“自愿”，又何来“压力”？又或者是“压力”本就来自于“自愿”？

这种变相强制学生家长订奶的事，并不是孤例，去年到今年就发生了多起。

去年9月份有老师直言“牛奶过敏的学校要求提供医学证明”，今年开学季仍有老师要求不愿订奶的“在县级以上医院开具不适宜饮用学生奶诊断证明”。

有学校把订奶与订校服、买保险捆绑在一起搞了个“套餐”，作为新生办理入学登记的条件。

也有因为家长不“配合”订奶，导致老师完不成任务而“破防”，遂在班级群里“发飙”。

去年湖北咸宁第四小学一老师，就因为订奶的任务迟迟完不成，就在班级群里说了一些很不体面的话。

“为什么不能支持老师工作？非要到外面去买？”“就完成这点任务，让学校领导点名批评，孩子也跟着一起接受批评吧！”

这些事无一例外，校方或者上级部门的回应都强调订奶“自愿”，这些不当的话都是老师自作主张，最后把老师批评教育或者免职了事。

可是谁把学校开成了商店？是谁让老师成了推销员？总不能让家长订奶也是老师自作主张吧？

把这些事放在一起不难看出，订牛奶当然不是老师没事找事，应该也不是学校瞎折腾，大概是某个级别的教育部门部署的工作任务。

既然是工作任务，肯定有诸如订奶率之类的指标要求。但订奶这种事一不是学校的职能，二不是家长的义务，所以必须“自愿”。

家长当然是“不自愿”的，学校既没有商业的属性，更没有监管的资质，在哪里买不到牛奶，非得通过学校订？

于是他们就祭出了百试百灵的招数：摊派，让下面去想办法把家长的“不自愿”变成“自愿”。于是订牛奶的指标经过层层转包，最终落到了一线教师的头上。

一线的苦，苦就苦在这里。对上要执行行政命令，对下要照顾家长的意愿，还要被“自愿”二字捆住自己的手脚。

上级既要成绩、又要体面，家长的意愿又具有天然正当性，两方面的压力交织形成一个难解的死结，把一线教师逼到了墙角。

在大多数时候，老师是只能选择执行上级要求的，他们的工资、绩效、职称都在上级手里捏着，服从才有出路。

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不管你服不服气都要服从。什么叫权力？权力就是领导的要求合不合理都要执行。

于是老师们或者反复动员软磨硬泡，或者低三下四苦苦哀求，或者想方设法“拿捏”家长，完成一个是一个。

既要完成上级摊派的非教学任务，又需维系家校关系，既被“自愿原则”限制手段，又因迫于压力不得不用力过猛，不出事是偶然，出事是必然。

而当冲突爆发，“自愿”二字便成为上级领导和部门免责的万能盾牌，一线教师却成为矛盾冲突中唯一的担责者。

干活的是老师，受气的是老师，到头来扛下所有责任的还是老师，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商业指标通过科层体系逐级下压，学校被迫从育人阵地退化为分销渠道，教师则从传道者异化为推销员。

这种扭曲背后，是亟待厘清的权责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