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9月的一天，董福祥率领的清军追击部队已经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却毫不松懈，因为他们知道，这支正向北方狼狈逃窜的敌军，是阿古柏政权残余的最后骨干。

追击途中，他们遭遇着极端的高寒与缺氧，乱石嶙峋的山路几度让人马滑倒；士兵们双脚磨出了血泡，每一步都像火烧一般疼痛；食物紧缺，仅余的干粮不得不掰成小块分发，连战马都开始瘦骨嶙峋。

然而，董福祥没有停下，他深知，这些敌人一旦让其逃脱利用山区卷土重来，整个新疆可能又将陷入战火之中。

他一声令下，即便投降者，也“降了亦杀”。如此决绝的命令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抉择与隐情？

西征军挺进北疆

1875年6月，左宗棠的西征军稳步挺进新疆，西征的战鼓声已经响彻天山以北。

作为整个西征行动中的主要统帅之一，年仅三十五岁的刘锦棠肩负重任，率西征军主力从甘肃翻越祁连山一路向西，最终顺利抵达天山以北的吉木萨尔。

吉木萨尔地处天山北坡，尽管风沙不绝、环境恶劣，却是一个战略至关重要的节点，因为从这里开始，清军可以南下进击乌鲁木齐，也可西向主攻玛纳斯，切断敌人的交通与补给线。

面对阿古柏在北疆的势力，刘锦棠因地制宜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

新疆的战局不同于传统中原作战，敌军民族成分复杂，地广线长，多点分布，且阿古柏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难以迅速调动。

为此，他决定避开攻击点多兵力集中的坚固城池，先从二线据点下手，逐步蚕食敌军的外围防线。

经过周密部署，刘锦棠自吉木萨尔一路向西推进，先后攻克阜康、古牧地（今米泉）、昌吉、呼图毕等城。

西征军在接连取胜的同时，逐步逼近北疆的重镇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在当时是阿古柏统治北疆的军事中心，不仅城防坚固，且兵源充足，俨然是北疆的门户。

刘锦棠接到探报得知，城中的守军已有大部分被调出迎击清军，城中防守力量异常空虚。

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刘锦棠果断下令立刻调整部队部署，对乌鲁木齐发动突袭。

他深夜派出快骑部队赶至城下，并在黎明前发动全面进攻，兵锋之快让城内的阿古柏守军来不及反应。

他们仅留的一些临时防守队伍短暂抵挡后便迅速崩溃，许多守军甚至未作抵抗便弃城而逃，乌鲁木齐城迅速被刘锦棠攻克。

达坂城攻坚战

乌鲁木齐城的顺利收复后，西征军稳住了北疆的基本战线，战局并未因此轻松。

早在北疆还在交战时，阿古柏的主要力量已将重心转移至天山以南的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

这三座城池地理位置独特，如同等腰三角形一般占据了整个南疆东向的门户，是南疆防御体系的核心枢纽。如果不能迅速控制这片区域，就无法真正形成对阿古柏主力部队的战略优势。

这时，左宗棠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两路夹击。

刘锦棠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军翻越天山，将目光瞄准了这个南疆关键据点。

三月初的天山冰雪尚未完全消融，行军途中寒冷的气息和突如其来的狂风让西征军士兵们举步维艰。

每天都有人因为滑落山崖或冻伤而牺牲，但刘锦棠依然带领士兵艰难前行。

他一次次向士兵们强调达坂城的重要性，鼓励大家用意志力克服困难。就这样，他率领主力在三月初一抵达达坂城下。

清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城进攻。刘锦棠命人将所有火炮都布置到最佳射击位置，集中火力对准城内的战略要害。

他早已得知城内阿古柏军队有大量储备弹药，便命令炮手仔细瞄准弹药库。

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一发炮弹精准命中弹药库，引发了连环爆炸，瞬间火光冲天，城内官兵顿时陷入恐慌。

达坂城的防守持续了几日，清军加大了攻势，用攻城梯和火箭轮番进攻，炸毁了城墙多处要害。

三月初七，守城敌军伤亡已达极限，不得不放弃城池突围撤退。

清军顺势而入，迅速控制了整座城池。本次攻占达坂城，清军斩杀数千敌军，并俘虏1290余人。

阿古柏覆亡，大势已去

1877年初，阿古柏统治的西域政权已然摇摇欲坠。

自从清军收复北疆，并攻占南疆重要据点达坂城后，他的势力范围不断被蚕食，南疆各地的局势变得日益不稳定。

连番的失败让阿古柏在喀喇沙尔的处境愈加困难，他的军队开始溃散，大批士兵见势不妙，或逃跑，或投降清军，已经无心再战。

阿古柏试图调动剩余的军力进行防守，却发现整个情势再无挽回的希望。

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绝望中，曾以强硬手段控制新疆的这位首领选择了自尽的道路。

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悄然服下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据传，他临死前立下遗嘱，指定幼子哈克为自己的继承人，而非年长的长子伯克胡里。

他的死亡并未立即为清军带来南疆的全面稳定，反而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阿古柏的死讯传开，他的部将和家属开始分崩离析。

幼子哈克虽被推为继承人，但根本没有掌控局势的能力；长子伯克胡里对这一安排愤恨不已，自行逃往他处。

他们的残余势力仓皇逃窜，分散在南疆各地，试图依托偏僻的城镇负隅顽抗。

八月，刘锦棠亲率部队继续向南推进，从喀喇沙尔出发，沿途重兵压迫阿古柏的残余部队。他的部队相继攻克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城池。

1877年十月，清军的攻势已经到达南疆的最深处——喀什噶尔。

这座城市对南疆而言，如同乌鲁木齐对北疆一样，是整个地区的战略核心，更是阿古柏统治后期的政治中心。

由于清军的步步紧逼，加之内部陷入分裂，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并未选择坚守，而是带着残余的部下和亲属继承人仓皇出逃。

至1878年初，阿古柏政权的残余势力已被清军全面瓦解。

他的部分部将和残兵或被清军击溃，或选择逃回中亚，最终难回新疆。

唯一幸存的辅弼人物是悍将白彦虎，他在溃败后带着手下的残兵越境逃至俄罗斯控制的中亚地区，彻底退出了新疆的战场。

至此，新疆全境除北部的伊犁地区仍然在沙俄控制手中外，已全部重新回归清朝版图。

色勒库尔突袭，最后的追击战

尽管阿古柏的死亡已经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划上了句号，但他的残部却并未停止挣扎。

这些惯于沙漠和高原作战的散兵游勇，企图在清军尚未完全巩固统治之际，以地方骚动扩大影响，再伺机卷土重来。

1879年9月，原阿古柏部将艾克木汗联合另一残部首领阿布都勒哈玛，纠集了三千残敌，在南疆策动了一场突袭。

这支队伍兵锋直指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企图以该城作为据点，重新建立根据地，妄图搅乱南疆的稳定局面。

当时，刘锦棠正在喀什噶尔处理善后事宜。接到色勒库尔失陷的消息，刘锦棠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召集部队，亲自率领骑兵和步兵两千余人出发，展开紧急增援和反击。

他命令部队轻装前进，每人仅携带二十日口粮，在最短时间内赶往色勒库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敌人的部署。

这场战斗一旦拖延，敌人就有可能得到各路残部的声援，局势将愈发恶化。

因此，他下达了“不惜一切，速战速决”的命令。

刘锦棠和他的部队一路昼夜兼程，冒着帕米尔高原的恶劣气候和崎岖地形，克服了高寒缺氧、补给不足等困难，迅速逼近色勒库尔。

不出所料，当艾克木汗得知清军来势汹汹后，迅速意识到自己并无能力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他决定放弃占领不久的色勒库尔，急忙率部向北方撤退，试图利用山区的地形和复杂的路线逃出清军的追击范围。

如果放任敌军撤退，不仅会让这些残部继续威胁敌方安全，还可能在未来卷土重来，制造更大的麻烦。

刘锦棠当即命部将董福祥率先头部队追击逃窜的敌军。

他命令董福祥必须尽快追上敌人，同时要求行动迅速果断，斩草除根，因为这很可能是彻底清剿阿古柏残部的最后机会。

残敌彻底肃清

董福祥接到命令后，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立即展开追击。

清军部队沿着帕米尔高原边缘的崎岖山路急速行军，日夜不停。

高山稀薄的空气让士兵们呼吸困难，脚下的道路因长期无人通行而遍布乱石和险滩，有些部队甚至不得不弃马徒步前行。

士兵们的双脚在破损的鞋底和坚硬的地面摩擦下早已磨出了血泡，疲惫和饥饿几乎成为追击途中的常态。

9月25日，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急行军，董福祥的部队行程超过三百里，终于在帕米尔山区的布伦可附近追上了敌人的主力部队。

当时天色微亮，清军的前哨团仅落后敌军不足十里路。敌兵也已疲惫不堪，正试图在布伦克一带寻找可以暂时驻扎休整的地点。

但就在这短暂的停顿中，清军突然杀到，董福祥果断命令部队展开全面突袭。

董福祥的士兵们在长途追击后的最后一击中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的部将张俊立即在阵前分兵，将进攻部署得严密而凌厉。

清军的左右翼迅速逼向敌军的防线，边追边进，从正面强攻的同时，侧翼部队迅速将敌军包围。

激战持续了数个小时，敌军在清军的重压下彻底崩溃，大批士兵被击毙，剩余的零星兵力试图突围，却纷纷被清军射杀或抓获。这场追剿战后来被称为“布伦克追歼战”。

据史料记载，此战彻底摧毁了阿古柏残余部队的最后生存希望，是董福祥个人军事生涯中的一场辉煌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董福祥对俘虏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政策，对于所有试图投降的敌兵一律执行死刑，决不留后患。

随着追剿的完成，新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清军也完成了整个收复新疆的军事目标。

左宗棠在听闻战报后，对董福祥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赏，称其“剿敌果断，大振军威”。

参考资料：

[1]陈理.左宗棠与新疆建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8(3):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