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化迁徙：一项零工经济体系中外卖商家的探索性研究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相较于外卖骑手，学界目前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仍关注度寥寥。研究选取北京市宋家庄A美食城为田野观察点，采用扎根理论，聚焦外卖商家这一群体的平台劳动与城市迁徙。研究发现，在线按需市场的性质决定了跻身大城市更有利于获得订单优势，但由生产转型所引发的城乡迁徙将导致新的社会融入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平台化迁徙”概念，即一种迎合平台经济运行机制的劳动者自我调试策略，以揭示平台逻辑渗入城市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概念包含从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以及这一转变如何干预劳动者在特定城市空间落定的“物理迁徙”。研究认为，这一囊括了人与非人因素的“平台化迁徙”框架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于平台、劳动者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经验理解，为既有零工市场流动性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蒋效妹，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ZD315）的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远程互联网技术与实时位置型媒介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空间由软件侵占……给城市安装了一个新的数字可复制背景”（Thrift & French，2022）。学界已达成广泛的共识，数字平台不仅仅是一种传播信道，而是多种要素的组合，构成社会技术中介和商业安排，以实现市场自动化运行和调节社会行为（Langley & Leyshon，2017；Schwarz，2017）。在这一生态里，食物生产与消费正在被一系列电子设备、在线内容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改变（Lewis，2018；Richardson，2022）。根据市场调研公司Statista数据，至2024年，普遍意义上“基于应用程序或网站的在线食品配送”（online food delivery through an app or website）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值将达到1.22万亿美元，中国市场的预计收入将达4489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7.4%（Statista，2022）。然而，极光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外卖餐饮行业中的参与主体以中小微商家为主，近七成餐饮外卖商户为个体户（极光Aurora，2021）。

本文研究对象——纯外卖档口，或所谓“幽灵厨房”（ghost kitchen），正是在平台主导逻辑下的时代产物。不同于“堂食+外卖”的常见店铺形式，也不同于云厨房、共享厨房等组织化运作的外卖单元，这类外卖档口往往由个人运营，充分利用起城市的间隙空间或地下空间。它们有的在沿着街巷租起一个几平米的小铺面，只开放正对街道的一个窗口，骑手小哥即来即取、方便出餐。还有一部分商家则选择进驻统一的“美食城”，挂牌统一的食品安全证，由美食城管理。为了距离中心位置更近，获得更靠前的推荐排序和尽可能降低店铺成本，他们通常选址于城市的繁华地带，但“几乎单一、密闭的工作环境以及缺乏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给这类劳动群体造成严峻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挑战”（Hakim et al.，2023）。哈里斯·约翰（Harris John）（2018）认为，随着这一“明显缺乏人类接触、日光和城市实际融入”的产业兴起，餐饮业暴露了其新的残酷一面。

城市转型的背后是整体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提示一个庞杂的数字平台市场是如何隐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并发挥作用。事实上，商家（出餐方）、骑手（配送方）和顾客（接收方）共同组成平台外卖市场的终端网络，在细密的日常中，商家的劳动过程同骑手一样，被框定为流水线上可供计算的操作形态，他们同样位于算法管理和平台灵活就业关系的交叉点上，既由城市的社会经济所生产，又培育了新的经济想象。然而，由于劳动可见度和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差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却关注度寥寥。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外卖商家们会积极主动地选择物理城市适合谋生的落脚点，于是繁华地带的高层或地下成为当前城市吸纳周边劳动人群的一种新型样态，也将创造出城市空间里新的特定管理模式，映射出流量、技术、制度、市场与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具有理论及应用上的研究价值。

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田野调查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聚焦平台劳动与城市迁徙两个方面，深入外卖商家的生产与生活空间进行观察和访谈。其次，通过对访谈材料的三级编码，总结出“生产转型”“规则适应”和“社会融入”三个主轴编码，并由此提炼出“平台化迁徙”这一核心范畴。最后，通过外卖商家这一群体，或透过外卖档口兴起这一现象，研究尝试理解构成城市经济生活的各种空间迁入和迁出过程是如何被调度的，技术这一非人角色与“中间人”等的角色如何呈现出各自功能，由此进一步审思平台逻辑倒逼城市转型与劳动迁徙的参与式困境。

二

文献回顾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转型与劳动力迁徙在长期的社会发展来看并不新鲜。与其将数字平台作为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者，不如讨论数字平台是如何通过各种显在和潜在的技术特性重新定义了劳动实践，以及如何与分层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互动。通过简要回溯外卖系统里的骑手研究，本研究引出主流学术视野以外的外卖商家在平台经济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补足既往研究的主体缺失，继而关注商家在宏观城市结构之间的融入与排斥，揭示平台化和城市化的相互驱动力。

（一）“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商家”

平台经济的本质仍旧为劳动密集性经济（闻效仪，2018）。随着平台成为共享经济的接口，本质上扮演起匹配者的市场角色，它的定位已经从“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转向“平台即中介”（platform as an agency），也就是说，平台本身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稳定劳动力，而是代理了阿朗·萨丹拉彻（Arun Sundararajan）（2016：105-130）所谓“基于人群的资本主义”，其价值取决于网络效果的强度。在当下平台服务和城市空间精准重叠的世界里，国内已有许多研究锚定外卖骑手，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观察，例如骑手如何通过手机实践与城市建立起短暂的、即时性的“流动的社会关系”（孙信茹，佘佳，2022），以及这一流动实践如何在算法下演变为越转越快、不断加速的“超级流动”（陈龙，孙萍，2021）。外卖骑手与环绕周遭的技术人工物“打交道”的具体场景，提示了一个由骑手、互联网平台，以及智能手机、算法、移动交互界面、电动车、移动电池等“物”组成的传播物质性网络（束开荣，2022）。而外卖交付的这一动作，也呈现出平台之“物”与城市空间的（反）社会化生产的互动关系（丁依然，2022）等。

与外卖骑手的“游牧”（nomadic）状态不同，外卖商家是一群更贴近“就地待命”劳动力（just-in-place labor）的群体。查拉兰博斯·吉尔斯帕索罗（Charalampos Giousmpasoglou）（2023）等总结此类纯外卖餐厅的三大特点：第一，没有“到店”或“堂食”选项；第二，通过伙伴关系或协议使用第三方送货公司，而不是雇用送货员工；第三，通过利用ODP（online delivery platform）提供的灵活性，基于不同的菜系设计多个菜单。这种“精心策划的模糊性”（engineered obscurity）使得餐厅的经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最大限度降低（Hill，2020），但商家仍需要通过房租、抽点、劳动或一些更潜在的组合形式来缴纳租金。曾有学者指出，在平台叙事的引导下，外卖骑手更倾向将自身认同为“承包商”而不是“员工”（Barratt，Goods & Veen，2020），因此他们会自发升级骑行工具、延长送餐时间。相较之下，平台生产链条中的外卖商家似乎更加根深蒂固地受这一身份认同主导。一家最为普通的外卖档口投资包括：佣金、加盟、房租、设备、人工、原材料等，在多重经济压力下，他们会起早贪黑地守在档口，为求一条“好评”满足顾客各式要求，为获取更高曝光度每月多花几千元参加平台流量活动，甚至为稳定客单价钻研一系列逆算法实践……只因他们认为自己正耕作“自己的”土地。

可以说，相较于骑手的低成本进入，商家们进一步面临着货币价值、劳动价值及数据价值的三重提取：作为平台承租者，给平台缴纳日常经营佣金；作为服务提供者，支撑平台业务的核心运转；作为数据生产者，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数据操演，潜在地拉高区域内全部商家的生产效率与剩余价值。随着技术控制的范围越发扩大，强度越发加深，数字控制或算法控制几乎已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平台劳动关系的去中心化也伴随着大量灵活工作机会的诞生。即使是当下强势崛起的平台生态里，劳动条件也因平台而异，因工人依赖平台以及平台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程度而异（Schor & Attwood-Charles，2017）。这意味着需要将劳动者的主观实践、欲望、期待和社会融入程度都视为推动或阻碍流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从宏观经济的动态角度将劳动迁徙概念化，或者将迁徙行为解读为表达经济上理性的选择（Carling，2018；van Doorn & Vijay，2021）。精心装修的线上店铺和为降低成本选址的“幽灵”档口间形成强烈对比，勾勒出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相交叉、重叠、凝聚的世界里，外卖商家们通过各种微观的劳动协商以更好地跻身如今庞大的在线经济体。因此，本研究首先想考察的是：

RQ1：外卖商家存在哪些平台劳动？他们融入平台经济及零工市场过程中，如何逐渐依赖平台，并被平台数据、算法所绑定？

（二）城市化的动力学与群体迁徙

“城市是城市系统中的系统”（Berry, 1964），它不仅仅是人口和建筑的聚集地，也承载了各种技术进步和政治、社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在一个全面覆盖平台化的环境里，城市经验的生产逻辑不停发生变化，导致城市空间也将被重新配置和利用。对外卖档口而言，只需要几平方的狭小空间就能覆盖周边半径3-5公里的全部居民，在“档口化”的过程中，城市将自身折叠起来，形成一个个“褶皱里的广阔世界”。

越来越多研究显示“线上到线下送餐餐厅”（Online to offline food delivery restaurants，O2O-FDR）正在避开一级街道的位置，进入社区内部和更高的楼层以降低成本（Talamini，Li & Li，2022），上海内环超过82%的外卖店铺聚焦在道路人流密度较小的街道，约30%的外卖店铺开始向地块内部渗透（晏龙旭，2017）。位置型平台的兴起将城市的空间潜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越发细密的连接与互动，暗示着各种平台服务和生存机会更深入地渗透和覆盖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表明城市空间不仅为大资本所用，也可以属于小商贩和普通居民。可见，外卖档口不仅代表了传统餐饮模式往在线经济体的局部迁徙，更值得审思的是，随之而来的平台化逻辑对城市潜在布局与劳动人口流动与聚集形式的再塑造，包括引发的种种算法绑定、城市分化等更加结构性的数字融入与社会排斥问题。

建筑与城市学家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2007/2015：64）在《城市化的动力学》一书中曾谈到：

城市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一直强调商业、政治和宗教的复杂交融混合，但是，商业、政治和宗教之间的边界曾经是模糊的，许多鲜活的对立都是现代才出现的......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很享受地面对两级符号的并存，拥挤不堪的高密度贫民窟与庙宇或大教堂的纪念性建筑形成反差。在城市中步行就是在感受人性的脉搏本身。

城市的强大便在于对上述关系的塑造，史密斯将其归为“强振幅二元节奏”（highamplitude binary rhythm），就像空间辩证法中的高/深，收缩/开阔，黑暗/光明，高层/地下一样……在对立面之间一定存在有意义的对话。“幽灵厨房”也好，空间的显现或隐藏也好，针对骑手或商家的时空压缩和产业需求也好，它们都位于平台化与城市化内在张力之间。在这里，平台资本的扩张逻辑能够满足人们对城市工作机会的迫切寻找，激发了某种“平台化迁徙”的动向和轨迹。值得强调的是，关注迁徙并非仅仅落脚迁徙本身，而希望揭示迁徙这一动作背后的“后台景观”与“后台秩序”（van Doorn & Vijay，2021）。城市节奏、经营许可、房屋租住、户籍制度、成本与收益、“中间人”等因素都将影响劳动者的迁徙轨迹。只有从技术、制度、市场和人际的动态关联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市空间的就业与失业、离散与聚集、迁入与迁出的形成机制，理解当下数字化、平台化城市中扩张与收缩并存的发展特征。基于此，本研究想继续探究第二个问题：

RQ2：在“生产平台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这一人群在城市位置上的物理选址与空间迁徙，以及这种选址倾向将如何反作用于平台经济？

关于平台的组织因素如何塑造劳动行为（束开荣，2023；Kuttler，2023），以及劳动的转型和迁徙如何塑造城市空间、场所和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黄顺铭，尹梦奇，2022；Cirolia et al.，2023），一直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一个核心交叉点是微观尺度上，劳动者日常生活的空间嵌入如何参与塑造资本活动的景观和历史（Rogaly，2009）。本研究希望透过外卖商家这一新兴零工群体的平台劳动，指向物理层面上，平台逻辑之于城市在“最后一公里”的接入。因此，这里的“最后一公里”平台劳动既包含自动化算法对于末端生产者的远程控制（格雷，苏里，2020：27），也包含劳动者为更好融入平台市场环境对于物理谋生场所的进一步考量，以上两方面构成本文个案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三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纯外卖商家为研究对象，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的A美食城被选为田野观察点。宋家庄社区位于北京南三环到南五环之间，面积0.11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1000人，是北京市最大的保障房社区，有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2022）。A美食城位于宋家庄地铁站负一层，该处5号线、10号线、亦庄线三线交汇，位置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与地面的长途汽车站形成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出行使得附近居民聚集程度较高，符合外卖领域的消费者定位。平台化无处不在的渗透对社会空间重塑产生深远影响（袁艳，沈梦晨，2022；Shapiro，2023）。不同于完全既定的、被事先规划的城市商业空间，该处原是地铁站修建时的夹层空间，2012年起一直用作地下仓库使用，直至2019年才对外招租重装为美食城。这一数字介导空间的环境特征，如位置、结构、资源和网络等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来人口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数量和质量，为其融入城市社会创造多重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关于监管、制度安排及劳动协商等关键问题，需要研究者将劳动者的迁徙状态放置到具体的、有前置条件的城市空间语境中来考量和界定。

本研究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期间，对A美食城进行多次田野调查，并从中随机选取了13位相关受访者进行半结构性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其中9位为外卖商家老板及1位店内员工。对其的访谈提纲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

第一，日常与外卖平台的互动，包括如何参与平台活动？如何评价算法排序机制？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不同的扩张策略及管理；

第二，入行契机，包括先前从事什么职业？什么契机节点决定进入外卖行业？线上经营的感受如何；

第三，在宋家庄期间的生存状态，包括为何选择宋家庄？佣金与租金压力？A美食城内部管理与整体氛围、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后续打算等。

此外，还对2位平台经理和1位美食城老板进行了访谈，充分获取线上及线下端如何对外卖商家进行监管与保护机制方面的一手材料。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60分钟至90分钟，并在后期进行多次线下回访。访谈全程录音，遵循受访者知情原则、自愿原则、保密原则，本文对所有访谈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本研究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归纳实现概念化和类属整合，从而在材料中构建出理论（Glaser & Strauss，1967）。扎根理论的方法路径能够有效填补理论与经验资料之间的鸿沟，适用于明晰因素识别、解读过程、情况复杂和新生事物探索四类问题（贾哲敏，2015），当前对纯线上外卖商家的研究，在国内外正处于明晰定义、初步形成特征的探索阶段，扎根理论十分适用。而后，两位作者运用类属分析（categorization）和情境分析（contextualization）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主轴编码结构，对访谈材料进行逐级分析和解释研究（表2）。

根据访谈资料与田野笔记，首先得到70个“自然涌现”的内容标签，通过初步归类、合并，获得开放式编码52个。根据商家入驻平台-展开经营的发展顺序，提炼为入行契机、门店管理、数据与算法控制、美食城运营管理、实际经营生活、“成本、环境与市场政策”等8个关联式编码。扎根研究方法要求自下而上、不断对数据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因此我们再次提炼为：技术驱动和市场机会带来的“生产转型”、接入平台系统后的“规则适应”以及接续而来的多重监管和生计压力引发的“社会融入”三个主轴编码。

结合初始问题，研究对以上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将标签和范畴之间的类属、相关和因果关系充分调整修正，直至形成最终概念框架，构建出关于外卖商家如何进行“平台化迁徙”的逻辑主线（如图1）。操作层面的主轴编码位于最底部，从生产转型到规则适应强调了社会整体数字转型对劳动者的强大吸引力，导致大规模从传统经营方式转向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在规则适应的过程中，具体的平台操作仍然会与物理城市绑定千丝万缕的联系，持续地干预人们在特定物理空间的落定和融入，即“物理迁徙”。平台工作不等同于“远程工作”，也不等同于“随处工作”，“数字迁徙”的逻辑会反过来制造出“物理迁徙”的流动特征，“物理迁徙”的节奏和体量也会影响特定区域“数字迁徙”进程，二者在时间上循环和逻辑上衔尾，共同在理论层面构筑起一个整合了数字和物理资源的“平台化迁徙”状态，揭示外卖档口现象产生及外卖商家流动状态的核心动力和影响因素，后文将依循这一动态模型对外卖商家的平台化迁徙进行阐释。

本研究样本数的确定遵循理论饱和的确定准则。在以上编码建立之后，在A美食城随机选取6位受访者进行新一轮的半结构访谈、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没有新的概念和范畴生成，表明现有访谈资料基本达到饱和。

四

研究发现

（一）生产转型：传统经营方式到在线经济体的历时转变

从台式电脑到智能手机，互联网及聚焦于“应用程序”开发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越发形成一个商业化且垄断性的数字环境，将一切城市服务纳入其中。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平台劳动者被认为“作为某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imone，2004）。因此，劳动者从传统经营方式到在线经济体的历时转变是本研究重要的第一重平台化迁徙，从中可透视相关利益者在经济和社会承载力上达成的协商。在进入外卖行业之前，受访者的工作轨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曾经经营过实体餐饮或在实体餐厅中的帮工，在餐厅倒闭后，转向在线外卖；第二类是从事其他传统制造业或服务业（如工厂、家政）直接转向外卖厨房。“做外卖跟以前打工感觉也差不多，流水线一样，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受访商家S08，2023年11月24日）。与传统厨师对菜品的高要求而言，外卖出餐更强调“标准”和“迅速”。经过成本严格核算的食材比例、套餐份量、餐具配备构成出餐员工日复一日的动作，甚至构成了一座“一个人的工厂”。第三类则是先前就进入平台市场的“早期触网者”，例如受访者S03，来到北京后，先后注册为淘宝店卖家、外卖骑手，现如今开了第二家外卖店，他的转型之路诉说了近几年中国平台市场的激烈竞争。

互联网技术的高度普及和外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技术+个人”的自雇模式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直至2023年8月，国内数字平台总值已达2.02万亿美元，吸纳2亿余灵活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约26%（经济日报，2023）。尽管数字平台创建了一个看似高技术含量且无处不在的物质基础设施网络，但系统本身的维持、运营和圈地，却仍然需要通过不断纳入初到城市的劳动力。调研发现，押一付三的房租模式导致几乎每季度为外卖商家的一轮洗牌期。然而在这里，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不是问题，却是平台用工策略的一部分，平台依靠大量的后备（外来）劳工运转，而后者往往以最低的成本和所需的社会保障被“允许进入”或“临时驱逐”出平台（Altenried，2021），结构性不稳定是零工市场和平台经济的内在基因。基于此，国家近年一直出台新的保障政策（如表3）。

平台化，或者说深度数字化，与城市化二者间是相互关联的过程，建立在最普遍的信息基础设施上，例如GIS道路交通系统、信号基站、电网保障系统。当前，数字化转型是市政规划和治理实践的关键趋势，同样，新的政府工作管理模式又不断促进信息革命和通信技术的继续迭代。国家的治理效率和技术公司的资本积累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增长（Datta，2023）。故关于“平台经济-零工市场”组合的政策关注度和保障度的不断提高，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在响应社会力量呼吁、规范平台市场运作模式、持续改善民生、捍卫城市治理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揭示出平台城市化的过程并非马克·格雷哈姆（Mark Graham）（2020）所认为的“由企业主导”的过程，要实现其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政府引导把关的关键角色不可忽视。

那么，对于个体商家而言，具体如何线上登陆，跻身庞大的在线经济体？田野期间刚好有新店开店，平台经理J12向作者演示了一遍操作流程。首先进入“附近商机列表”，所谓“商机列表”，就是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平台共用一套基础地图数据（高德），当高德上有商家创建了家新店，两个平台就会有提示，并且互相能看到对家是否已经联系入驻。平台经理们将这一“商机池”称为“公海”，一经认领则进入其“私海”（平台经理J12，2023年12月8日）。

此后，作为平台和商家的“中间人”，指定平台经理会日常对商家进行“巡店”和“拜访”，工作日每日至少需线下“拜访”15家外卖门店。平台依托强大的数据存储和算力，让商户从计划开店、入驻平台，到“店铺装修”、设计主页，再到活动参与、提升单量都在平台的监控和引导之下。同时，平台强大的算力和打卡系统也对终端的负责经理进行严格考核，例如每家商户“拜访”时长（即在点位200m距离以内停留时长）不低于1分钟，两家店打卡时间间隔不低于5分钟等，以此确保每位商家能获知平台最新活动（例如春节鼓励商家不闭店活动、售卖自营接单宝等），或及时反馈经营问题。尽管算法完善至今，平台被认为能通过数字平台和应用程序所启用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对其中的劳动提供者执行“半自动化”管理（Nethercote，2023），但鉴于庞大的劳动者基数和愈发精细化的市场设计，“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流量曝光的“旋钮”是调到7倍还是9倍、配送费补贴是2.5元还是3.5元，满减是设置为“累计消费满5单减xx元”还是“单次消费满50元减xx元”等细致的投入考量和任务执行往往需要末端经理为商家量身提供参考。可以说，平台经理是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等平台与商家的最直接沟通者，他们作为一双“看不见的手”调和着商家在各大平台的投入和产出，拔高管辖区域商家的整体收入情况，降低商家生产转型以融入平台经济的难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介于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人类角色”超越了主流平台-劳动研究的“剥削”叙事，体现出同作为普通“打工人”惺惺相惜的真诚。

（二）规则适应：从“老板”到“平台打工人”

数据和算法已渗透进各行业领域，新闻记者、秀场主播、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都在深度平台化时代重塑新的身份认同和组织化工作机制（朱威，王辰瑶，2023；顾烨烨，莫少群，2022；方诚，熊月蕾，2023）。外卖商家也是一样，随着在线生产常态化，他们相比骑手尽管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生产资料甚至雇佣员工，但由于处于不均等的生产监督关系中，很难说他们拥有劳动的主导权。

第一，通过对数据（例如每日经营数据）的捕捉和加工刺激自发劳动，并且这一数据绑定的过程正愈发严密。佣金、配送、红包是压在线上经营的三座大山。其中，收藏有礼、集点返券、下单返券是商家最为熟悉的三种红包活动，受访者几乎都表示“没办法，不开活动的话根本卖不动”。作为租金的一种形式，参与活动代表一家店铺平衡“投入-产出”的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会通过捕捉店铺每日的经营数据，为商家生成事无巨细的横纵坐标，潜在地引导他们的“投资”行为：“平台将提供我们三个数值——曝光人数、入店转化率和下单转换率，会跟同商圈（横向）比，也会跟昨天、本周（纵向）比。”任一数据对应一种潜在的策略，“要是曝光人数低了就会提醒是不是该参加流量活动了，要是入店转化率和下单转换率低了就提醒是不是要设置满减、红包、返券了。”（受访商家S01，2023年11月3日）

数据往往被认为是客观事物的符号表示，是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得到的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然而数据的提供和加工却裹挟着行动者的复杂考量（孙萍，刘瑞生，2018）。随着数据被划分的粒度越来越细，分析的单元越来越小，平台通过环环相扣的数据完成“增加曝光——降低利润——吸引点击——完成下单”的全流程控制。首先，通过灵活数据组合化型有效地刺激商家参与平台活动，平台收取更多“显在”的“货币租金”。其次，抽佣式的平台-商家入驻模式等同于某种计件薪资机制，因此“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1867/2009：636），让商家自发地贡献更多“潜在”的“劳动租金”，竞相为平台所依托的海量用户服务。最后，“数据租金”作为“深潜在”的介入使劳动激励成为多余，平台可以维持低劳动力成本，最大程度服务其市场扩张需求。

第二，平台创造了一种边界模糊的身份意识，其核心在社会权力的再分配下给予进入者全新的社会地位，但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劳动者所处的关系语境和群体语境依然是其现实生产活动的延续。饿了么平台将商家类型分为四种：大连锁、小连锁、白领和校园。大连锁即肯德基、麦当劳、海底捞等全国知名餐饮品牌，小连锁指在外卖市场中有一定消费认知度，但远未形成规模化体量的品牌，如常见的花小小新疆炒米粉、曼玲粥店、七里香黄焖鸡等，白领和校园则是分别聚集在写字楼、CBD或学校附近的个体外卖经营户，对于这种划分，受访商家提到：

做外卖7年了，以前还有给商家的补贴，现在补贴只给大连锁，我们这种小商家，它（平台）就是想让我们死。不死也行，那就基本上让你给他打工（赚到最基础的费用），“拼好饭”你点过没有，顾客8块，10块就能点一份饭，有时扣掉佣金和配送费还得倒贴。（受访商家S04，2023年11月5日）

从传统个体经营的“老板”到如今的“平台打工人”，受访者S04的表述提供了一个经验语境。一方面，相比单纯的堂食经营，平台将劳动者和产物都纳入自己的架构设计，“拼好饭”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外部市场，而更多平台内部生态所设计和制造的产物（布洛维，1979/2008：101），商家作为服务提供者反而失去了对劳动和产品的议价权；另一方面粗描出外卖市场里的等级地图，对于大连锁而言，门店营业时间来店顾客络绎不绝，外卖更像是锦上添花，服务员额外完成的工作。然而对于纯外卖商家而言，来自线上的订单是全部生活的来源，他们不得不全天候守着手机和接单宝，制作突然到来的订单，这一割裂和对立感被拥有更大知名度和更多订单的大连锁商家拥有更多平台资源支持的这一事实所加强。

第三，时间和空间向来是不同经济与社会环境下的特定体验，在线零售平台物流的高效率和高覆盖率建立在劳动者时空意识的潜在异化。作为抽象概念的时间与空间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从固定场景的不同尺度，观察不同参与主体间迥异又相似的时空实践。这些由建筑环境、平台规则、技术、产品和劳动力等要素共同组成的日常生活，产生并实现社会节奏和经济逻辑，同时反映出不同人群的政治化估值（Harris & Coleman，2020）。在宋家庄这样一个以居民楼为主的社区，中午11：30至12：00是出餐高峰期，晚上从下班晚高峰到22点都会有零零散散的订单，因为“在北京，顾客也很难说几点下班，几点到家，几点能吃上饭。”（平台经理J13，2023年12月15日）。吉登斯曾指出，“纪律权力想要大规模地运作，社会生活的不同部分在时空上的区分是基础条件”（1986/2016：146）。无论是商家、员工、还是送餐骑手、甚至是顾客，这种漂泊在大城市中职住分离的空间状态以及对工作时间的被动确认，都体现了社会等级在时空上的粗暴体现，进而从个人的“区隔”到不同群体的“组合”，截然不同的劳动类型被序列化地糅合进一台完整的社会机器。

受访商家S06在2023年中旬把店改成了24小时营业，夜班员工每月工资比白班员工多2000元，尽管辛苦，但是店里的4位同乡员工有时还会争着做。“来了都是赚钱嘛，反正在这个（美食城）里面，也分不清白天晚上”（受访员工Y07，2023年11月24日）。在划定的场景——位于地下的美食城的守夜经历中，对“自然时间”的体验无疑被消解，人被“做工时间”所支配（Duus，Bruun & Dalsgård，2023），揭示了平台劳动弹性时间分配的迷思以及劳动中异质行动者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平衡（Shu，Liu & Dong，2023）。8小时工作制或12小时工作制在个体身上各自运行，美食城内的时间被框定为一系列精细校准的生产节点，向外支撑整个外卖系统像发条一样不间断运转。做工时间与自然时间的隔绝性体验潜在异化了商家及其员工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暴露出在线零售平台物流的高效率和高覆盖率如何建立在参与者苛刻的工作条件之上。

第四，在算法高压下，商家会观察市场、设法寻找诀窍，借助“逆算法实践”完成平台秩序下的微观抗争。例如，打开外卖软件，每家店菜单栏顶部几乎都是“老板推荐”“爆款套餐”“宠粉福利”，商家们称其为“引流产品”，相对便宜实惠（例如15、16元）。不过，一旦大部分人进入该店都下单这款低单价产品，整个商铺的人均消费价格即会降低，这样一来，算法便会将他们固定为推送给相对低消费群体的店铺，失去原先定位（如20、30元）客户，也会迫使“引流产品”的定价只能越来越低。因此，受访者指出“没有办法，只能在一些‘霸王餐’群里，花钱请人吃贵的套餐，给人发红包，指定他点哪款菜品”（受访商家S10，2023年12月20日），在实际劳动的过程中，观察摸索，总结出自己的一套逆算法实践，代表了商家如何对算法进行改造，实现“利益套现”与劳动赋权（孙萍，2019），这一积极行为揭示出平台秩序下的微观抗争，即个体如何挑战结构既定的行动框架。

2023年3月修订版《美团外卖平台卖家交易秩序违规管理实施细则》对外卖商家种种违规行为和处罚类型都做了详细的界定和说明（如图2）。实际上，在“做外卖”这种基于平台的劳动之中，平台与商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层面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外卖平台是连接商家销售行为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中介”，两者形成合作模式的服务合同关系，但我国食品安全法却严格规定了外卖平台必须承担的两方面义务，一是审查和监督义务，二是安全保障义务（北京日报，2017）。这种责任关系，逐渐地体现在申诉程序和集体对于佣金、配送费的讨价还价中，并且由对“外卖物”的管理变成对“外卖人”的管理。

（三）社会融入：作为迁徙要素的环境结构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与平台之间的无缝流动无疑使得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变高，产业结构的变迁进程加速，但平台组织、市场激励和保障政策的全新可能性也将产生新的基础设施结构和城市物理景观，生发出新的群体关系与制度安排。在外卖档口独特的经营流水线上，有一个重要的物理场所——美食城。美食城是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连结的制度化中介，没有美食城，就没有生发数字迁徙的具体物质承载，没有物理迁徙的城市对应空间。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从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向的过程（段成荣，邱玉鼎，2023）。作为一种“落脚性基础设施”（Felder et al.，2020），美食城既是商家从各地迁至北京的谋生场所，通常也是他们来到新城市的最初落脚点，S09曾在美食城的铺面中蜗居了三个月，才在周围找到价格便宜、距离适中的房子，因此，这一场所中的内外互动体验将决定新来者的社会融入程度，影响他们物质层面城市迁入和迁出的决定。

对内，商家与美食城的互动根植于美食城的空间特殊性或说美食城“老板”的职能特殊性。以A美食城为例，美食城运营者M11于2019年向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联枢纽”）整租下宋家庄地下美食城空间，将其装修出租，可理解为“二房东”，但商家们乐意称呼他为“老板”，因为他实际承担的工作远远超出房东：一方面，入驻商家都是线上外卖，客单量较大，沟通也不能及时有效，因此12315平台投诉量相比堂食店激增，美食城老板M11将第一时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警告；当然，对于商户来说，老板的存在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如若遇到不讲理、恶意“敲诈”的顾客，平台申诉程序失灵时，他们便会求助“老板”，向上出面解决。“老板”在此时扮演着商家与市监局和平台沟通的中介。另一方面，美食城不像普通的堂食门店通风排气设施完善，这里往往许多档口挤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油烟、气味以及电路、消防安全问题必须严格监管，公联枢纽会派人员每日巡查，在美食城入口处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如果有问题，“老板”也是第一责任人。与平台经理相似，美食城“老板”不直接参与外卖的生产，隐匿在大众对生产端的想象之外，但他们却在辅助平台建构、润滑平台经济、支撑平台生态完整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生产转型和物理迁徙中的商家提供一系列空间安排与机制保障，甚至承载起商家初来乍到的集体感和归属感。

例如在外部监管下，美食城内部发展出专有的管理工具，例如照片上自带不可修改的时间地点等信息的水印相机等。入驻美食城后，“老板”会让租户下载“水印相机”应用，并加入“A美食城商家微信群”，要求每晚闭店前都需打扫干净卫生，上传3张及以上水印照片至群里“打卡”。带格式的图像作为一种管理指标，通过媒介技术手段的组合，使时间与空间在场，映射着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和秩序感（孙文峥，2020），甚至形成某种稳定具有延续性的、多人参与的媒介仪式。被独立放大的局部卫生图像并非单独工作，而借由媒介信号和手机界面，和美食城内部组织及其管理办法紧紧联系在一起。近两年，抖音和快手外卖平台崛起，但受食品安全政策限制，A美食城内尚未有商户迈出入驻抖音和快手平台的第一步。组织意味着控制，“控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分歧的利益和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中创造出协调与秩序”（Tannenbaum，1967：3）。可见，看似单核，自我实现的“外卖档口”，深刻包含着多元主体间的配合、对抗和共存共荣，应对着美食城、平台、市监局、公联枢纽的共同管理和监督（图3）。

对外，城市根本上是劳动力市场（贝尔托，2018/2022：16）。对劳动力流动性的控制被认为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力量（Mezzadra，2011），作为对零工劳动既吸纳又排斥的数字平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扮演起杠杆和放大器的作用，让资本流动以劳动力流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田野和访谈过程中，卫生证问题、北京市入托福利政策、高考政策，教育（户籍与教育水平）、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等生存压力多次被受访者提及。“2017年开始做烧烤，堂食外卖都做，后来7.80%的单都来自线上了，堂食索性关了，搬来美食城只做线上。再后来，外卖堂食的单也比两、三年都少了……宋家庄的人越来越少，好几个老顾客今年都回老家了，北京呆不下去”（受访商家S05，2023年12月7日）。各种停滞与重启、困顿与希望、以及基于中心与边缘、成本与产出的精确计算，说明着流动人口的经济憧憬、物理适契以及文化与心理融入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迁入和迁出决定。作为北京市重要的人口集散地，宋家庄里一些微不足道的店、无足轻重的人，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够还原整个社会的迁徙图像，折射出特大型城市中最普通人群的生存张力。

从有目标的抵达，到落脚、展开生计，再到对未来的规划（留下或离开），代表了全球范围内不可抵挡的城乡流动。尽管新技术或许带来的是向上提升的美好憧憬，但实际迈向城市之后，有部分人将处于一种“永久临时”（permanent temporariness）的中间状态（Bork-Hüffer & Peth，2020），难以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田野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档口，要么个人经营，从老家雇佣2到4个熟人来帮工；要么夫妻档经营，兼顾家庭和孩子。对于前者，就是要包吃包住，受访者S01选择跟老家员工同吃同住，受访者S06给4个员工租了一间公寓，租金1000元，里面买了两张二手的上下铺床；以夫妻档形式存在的外卖店，则要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孩子的教育费用和教育资质，政府对于子女入托有补贴政策，但现有户籍政策决定了子女在幼儿园毕业以后就没有办法就读公立小学，也没有办法参加本地高考，动辄每年数万元的私立学校费用让普通的外来打工家庭难以承受，加剧该人群的城市排斥感。

综上所述，如今数字社会整体趋势引发“生产平台化”转型，随着接入平台系统，种种压力迫使人们需要在数字—物理的复合世界中寻求谋生的最优解，而这一选择必然会反映在物理城市的落定，但城市空间的“硬性”嵌入并不等同于社会身份的“柔性”融入，对于外卖商家这一“就地待命”的群体尤其如此。尽管克服了媒介平台的操作困难，他们在城市中也七零八落站稳脚跟，但要真正实现从平台聚集（platform aggregation）到城市嵌入（urban insertion），再到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的转换，还有肉眼可见的漫漫路要走，以上三个阶段构成本文“平台化迁徙”的社会融入进程（图4）。

无论如何，平台经济所孵化的零工模式为更多人提供了可选择的就业类型。尽管在学者看来，“灵活”通常等同于“缺乏保障”“不稳定”和“边缘化”（罗伯茨，2019/2023：64），代表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鲍曼，2004/2021：34）。我们越是探索平台经济的新生现象，越会觉得其中包含的资源分配和劳动力的流动策略，从未发生本质的改变，最复杂的理论往往和最朴素的生存理想交织。当平台经济的基础设施部署逻辑和劳动力调配越发成为城市的组织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战略支点，这往往也是人们在更广泛的数字扩张与社会排斥的张力过程中为自己谋生的一个起点，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城市中为自己“制造”一席之地的方式（Simone，2018）。

这一转变中，我们还需要关注人类因素的共同作用。经田野发现，作为平台与商家“中间人”，经理在日复一日的巡店、“摸鱼打卡”中反而与商家形成更轻松融洽的关系，他们会利用自身对平台数据、算法规则及“漏洞”的熟悉，“私下”跟商家建议更具性价比的操作方案。在外卖商家融入平台经济及零工市场过程中，经理既“中介”了商家对平台的依赖，却又“无意”制造出另外一种依赖于特定人类角色的关系网络——跟平台经理聊得来的商家显然能获得更多一手信息。美食城“老板”不完全相同，作为城市空间与商家经营的“中间人”，他们必须依赖于足够数量的商家、足够稳定地在美食城中经营，才能转而向街道或机构支付租金、赚取利润，因此，他们尽心尽责守在美食城，一边维持内部井然有序、一边协助处理外部投诉，与商家唇齿相依。跟受访老板M11的访谈得知，他也经历了从外卖商家到“美食城老板”的身份转变，可见，本质上，美食城老板和商家们共同经历着在生产平台化语境下的生产转型和空间迁徙，“不稳定”是他们长期必修的课题。项飚（2021）曾指出，在平台和数字经济时代，人的“关联性”成为经济的重要利润来源，也是经济运作的核心单位。正是这些关联性，使得平台公司形成一个“社会性市场”。在各种计算规则、平台条款和人际关系的网络下，商家、美食城“老板”、员工、平台经理共生共存，互相调适，从而学会如何应对当下技术变换速度带来的压迫感，好像达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五

结论与讨论

空间是观察技术社会演化的一面透镜。本研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北京市宋家庄A美食城进行田野观察和扎根理论分析。通过将生产与生活空间叠合、将物理与数字动态交叉，研究从界面、市场与制度的角度观察了城市中人群离散与聚集、迁入与迁出的动因和轨迹，由此提出“平台化迁徙”这一核心范畴。这一概念包含两重迁徙路径，分别指代：传统经营模式到在线经济体的“数字迁徙”，以及周边城市劳动力朝向中心城市的“物理迁徙”。数字技术变革几乎重塑了现代社会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数字迁徙”也好，“物理迁徙”也好，代表了人们在平台经济这场新生的全球转型运动中探索生存最优解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将二者整合在“平台化迁徙”的核心概念之下，描述普通人如何调动资源，通过生产和生活场所位置的挪移，在数字/物理的复合世界中应对当前技术社会的加速变化。

由编码结果可知，这一迁徙包含了生产转型、规则适应和社会融入三个具体的操作阶段。第一，生产转型阶段，意味着劳动者由传统经营方式开始进入在线经济体谋生，平台经济与零工市场的不同步、不均等膨胀导致了外卖商家—外卖平台合作模式的结构性不稳定，因此国家自上而下的约束具有深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第二，规则适应阶段，主要体现为数据化的绑定和控制、边缘性关系语境和群体语境的延续、劳动时空的潜在异化，以及作为微观抗争的逆算法实践四个方面，它们场景性还原了商家如何“被动积极”接受平台算法及规则，完成货币价值、劳动价值及数据价值的三重缴租。第三，社会融入阶段，在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欲望相吻合的情况下，不仅会带来劳动群体的自发流动，还会创造一种“社会空间修复”（socio-spatial fix）（Ağar & Böhm，2018），即个人作为能动主体参与协商新的城市结构与社会秩序。这一过程并非平台逻辑单一地发挥作用，平台经理、美食城“老板”的中间干预也会作用在这一人群生产方式转变和物理位置迁徙的轨迹。作为“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强大表征，“以互联网消灭中间人”的承诺盛行全球数十年，但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中间人”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在数据和平台之外，却在特定社会之内，他们对社会关系进行关键协调。

商家在上述三个阶段对于各项人和非人因素的动态均衡回应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外卖商家存在哪些平台劳动，他们如何逐渐被平台所绑定？以及在“生产平台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这一人群在城市位置上的物理选址与空间迁徙。通过缝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基本形成了个体在当前技术世界中实现“平台化迁徙”的解释框架。本文研究对象为外卖商家，相较于以流动为生的外卖骑手（Sun，2022），他们的融入需要在“平台聚集”和“社会融入”之间，强调“城市嵌入”的中间环节。对于物理空间的选择和编辑是商家城市融入的重要步骤，所有细微差异都会影响他们的身份稳态形成和社会融入程度。同时，外卖商家和骑手一样，往往都具备先进的媒介技术和较为敏锐的市场观念，并由这一技术/观念牵引他们进入城市，因此作为迁徙起点的在线经济体市场机会值得强调。综合以上两方面，一个整合数字和物理资源的“平台化迁徙”框架得以形成，这一框架能够拓宽我们对平台、劳动者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经验理解，为既有零工市场流动性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创新。需要补充的是，本研究基于个案，着眼于外卖商家这一新兴零工类型在平台经济体和城市物理环境中的流动状态，提出“平台化迁徙”这一构想，但作为一项针对外卖商家的探索性研究而言，本文仅仅关注到该群体的一个理论面向，还有待更多学者从其他视角展开更深入、更系统、更周全的讨论。

本文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0期。

本期执编 / 王子伊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