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曾先生，1937年1月4日生于北平，2025年2月28日病逝于天津，享年88岁。刘显曾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刘节教授之子，整理的《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版）是研究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2001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温州市政协和文化局等单位组织了纪念会。当时许多亲属应邀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平时难得见面的许多亲属能在此聚会，都非常高兴。大家谈起把父亲的遗著编辑成集的建议时，我自告奋勇挑头做这件事。亲属中我算一个会用电脑的，原本想不过是把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键入电脑，所有引文与原文核对一过，有错的改过来就可以了。但在收集录入的过程中发现一点意外的收获是，对我父亲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刘显曾与子、孙在温州藤桥潮漈村刘氏宗祠祖父贞晦公的简介前留影

我出生半岁，便发生抗日战争，父亲于1938年下半年便独自一人赴重庆，我和母亲住在温州老家。父亲回来时已是1946年下午半年，我已经九岁了。在我们准备去广州之前，爸爸还带我去了一次我的家乡——温州，并去潮漈村拜祭了祖坟。记得那时走在山路上，爸爸还把我背上山去，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可亲爱的爸爸。

到了广州以后我们住在一起，父亲给我们买了当时的一套少年文库。我在那时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有时会腿疼，只好躺在床上看少年文库，像埃及的金字塔、波斯的空中花园、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等等都是很喜欢看的书。因为刚到广州，不会说广州话，我和二弟便在家由父亲给我们讲小学的课程。

我在温州时已上了小学二年级，以后直到六年级以前的课程都是在家学的，直到48年暑假后才直接上中山大学附属小学的六年级，记得考插班时成绩不好，是备取入学的。知道自己是备取的，有点怕爸爸责备，但他什么都没说，这时候觉得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可也是很体谅我们的。六年级毕业了，暑假后却又不上学了，为什么呢？因为眼看广州就要解放，时局动荡，中学情况怎样呢，因为上中学要住校，父母不放心；再说刚解放，当时家里经济还是比较困难的，就决定让弟弟上学吧，我在家等等，看看再说，

于是我就在家帮忙家务。看护弟妹之外还种菜园子。当时住石牌辽河路16号，房前屋后有空地。开春，爸爸、妈妈和我就翻土，起垅，播种，爸爸一有空还和我抬一个铁桶，用屋后化粪池中的粪水来浇菜。这时候我和爸爸生活得很亲密。这一两年虽然居住环境是改善了安定了，但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是最糟糕的。那时每到发工资的日子，都是由我去财务科领工资。财务科的柜台很高，而我虽然已十二三岁了，还是够不着台面，为了和里面的叔叔打交道，我就要两手架在台子上，“挂”在那里和他们说话。一领到工资就带着钱到车站上等爸爸，他一下课也直接到车站，我把钱和他的书包交换，他便上车到市里采购。采购的大项是米和马铃薯，有了这两样，一个月的生活便有保证了。可见小园子里的新鲜菜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生活工作的劳累使爸爸的身体很不好，就在石牌期间他犯一次胃出血，住院治疗。毕竟全家团聚，出院后得以慢慢调养身体。而且有一幢独门独院的别墅式的住房，还可以种种菜、养养鸡。爸爸的日记中记道“…至浪口村访顾颉刚。颉刚所住之屋乃新造三间楼房，明窗净几，颇可读书。生此乱世，能得斯乐，亦至不易也。…”[1]。现在我们也过上这种“明窗净几，颇可读书”的生活了。爸爸的心情应该是比较舒畅的。

解放后，很快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等运动，大家都不能安心做学问了，这使父亲很烦恼。而我呢，在50年暑假以后考中学没考上。又回到中大附小，再上一回六年级，这次功课比较好，很快入了少先队，51年暑假便考上中大附中，一直住校。可是每当我回家，看见父亲经常闷闷不乐地一个人独处。我也知道他受到了批判，有时也有劝他要“听党话（这是老师教我们的）之类，他也不反驳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57年暑假我考上了中大生物系，又回到中大康乐园。这期间正是反右斗争弄得满城风雨的时候，爸爸当然是靶子之一，我们都很怕他会被定为右派。大概我们会在言语中流露出这种意思，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次爸爸对我说：“你们放心，我想当右派都当不上。”对此我一直不解。现在我大概明白，他是严格地以一位史家的中立纪实态度对待所有事件的。而且在有人劝他参加党派时，他说过，作为史家，不要参加党派，以保持自己的公允的态度（大意）。他完全是以“歷史家则立于纯粹客观之地位”[2]发表自己的看法，再说吧，他也要守“君子不党”的原则，所以他很自信地说“想当右派都当不上”。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爸爸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是惊人的，这种能力使他对自己有着无比的自信心。一个人如果不是对事物有深刻的透彻的认识，而盲目地空有“自信心”，便陷入“固执己见”了。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北方，很快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更是人人自危，爸爸在南方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和摧残，而我在北方只能是不时给他寄些“语录”“最高指示”等，用意自然也是要他“听党话”，甚至在难得的回家的时候也不敢和他谈涉及挨批的事。因为从在北方看到的情形，也可想象他在南方所受到的灾难是如何地难以形容。真怕一谈起来会使他怎样地气愤和激动。只是后来在看到日记后，才知道如何被剃头，挂黑牌，扫厕所，如何被抄家，个人的生活用品如何被抢……如何犯脑血管病，休息几天后，又如何再去劳动等等，就这样一次一次地犯病，一次一次地复出。最后发现得了喉癌。即使这样，他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读书，最后的77年5月4日的日记中还记了他“读玉溪生诗”。

看完这几部日记，我觉得：

首先爸爸是一个表里如一、始终一贯、正直的人。现存日记中最早的一部是39年日记，它的序言中便记着“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我们可以一直看到77年临终前2个月的最后一天的日记，这句话的精神是贯彻始终的。恰是这一点造成他“悲剧”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终生为学的学者，研究学问真正成为他“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3]。

上面说过，父亲在历次这类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这种高度的自信心，过去会觉得他太固执己见了，但自从编辑他的日记，我惊叹父亲对社会的深邃的洞察力。他在读了张君劢的《治国之道》后说：“以为在此民族求生存之关头，鼓吹阶级斗争便是自杀，实为至理名言。”这种话从政治的角度说可能是不对的，甚至是“反动”的，但从学术上来说是不错的。他接着说：“本来阶级斗争之说，意在鼓吹社会革命，并无永久之真理价值。历史上虽有不少阶级斗争之事实，但社会主义者之目的在今后永远消灭阶级斗争，否者此革命即无多大价值。”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说以经济建设为主，不提阶级斗争的。可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真正研究历史学问的学者，却早已说出“历史上虽有不少阶级斗争之事实，但阶级斗争并无永久之真理价值”。最近读到梁晓声的文章说“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4]。而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後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暴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5]。不过确实在当时的中国，鼓吹阶级斗争是有如烈火加之于干柴般的有效。而在学术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至少是片面的。所以我父亲只用简短的一句话：“本来阶级斗争之说，意在鼓吹社会革命，并无永久之真理价值。”解放后，多少运动，多少学习，要他改变观点，他也改不了，他说：“什么都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有时反而说不通。”这时候我对他已丝毫没有“固执己见”的感觉，而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冷静地在向迷乱的众人，指明一则真理时表现出来的自信心。

近几年，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法治和德治，甚至还引起某些人的争论。可是在爸爸1939年的日记中记道：“改善国家组织有两大源头：即法律与道德是也。”虽然爸爸可以说是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但他却很清楚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种对自己首先要严格的政治哲学，自然是没有错误的，可以说在什么时代都是对的”[6]。但是这样要求一个从政者“不止德治谈不上，就连法治都谈不上了。所谓今之从政者殆而！这分明是说孔子对于当时的特权人物是感到无法感化他们的，哪里会有什么行其道之可能呢？”[7]。“总之，孔子的思想，用以讲学修身，是一种好的典范；用以从政，连孔子自己也只能说听‘命’了。‘命’是什么呢？是‘运命’，或者说是‘时机’”[8]。所以爸爸在看到张君劢的《治国之道》时记下了上述一段话，决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想正如当局提出法治与德治，现在正是一个从“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大一统’的国家”向“以法制和德治的好制度为前提的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转变的好“时机”了。

再说，父亲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个人修养、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解放前的日记中几乎是连篇累牍地写自己对如何做人的体会。读书中，凡是论及个人品格修养的，都要录到日记中，并加以评论，告诫自己切记。1941年1月底的数天中读《读通鉴论》，头一天读《姚江学案》，摘记了好几段文字后，第二天便记下 “上午读姚江学案，至下午毕。细思古人为学，真能有得者必从无私入手。一有私心则外力便可行其利诱威逼之能事，学者入其彀中，即无振拔之日，而去理愈远矣。四十年一心向学无不可告人之事，今若遽弃前功而从俗，则前日所得为古人所未尝得，或以为难得而不可得者，一齐撒手放倒，岂不大可惜乎！”[9]

父亲真的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且看：“连日以来，余得作人之要诀有五①严肃②谦恭③镇定④诚恳⑤信实。”[10]“余深切所感到之缺点有二，其一，用钱尚不能有节制，其二为人尚不能尽肃静与谦和之能事，…”[11]“晚在晓峰家共膳，饭后在稻壇上畅谈至十时左右始散。余今日大放议论，故态不改甚为悬心”[12]。

从来研究学问不抱私心，几十年严格修练自己人格品行的人，解放后，在一个号称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新社会，本应有一个充分发挥特长，专心研究学问的机会。想不到解放后，没几年便开展什么“批判胡风反革命”、“思想改造运动”、“反右”等等直至“文化大革命”，这对于一个正直的学者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的。这时爸爸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极为郁闷的。我们保存的他的日记独独缺少的是59年至65年这六年，是弄丢了吗？现在看来未必。因为我还保存了几本他的工作手册，恰是5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其中大部分记的是工作记录，但是在一则大概是检讨的发言提纲的末尾，写了两行字，抄在这里请读者推敲：“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咍！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予心之所志！”这是难得的对当时压迫势力的反抗。对于这段历史，如何记录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自有一个历史学家的办法，这就是66年6月开始的最后一段日记，一直记到77年去世前。这部分日记是用白描的手法，把当时的人、事全记录在案，但是我觉得“人”和“事”都只是“史料”，真正记录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新生的“共和”世纪从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帝王世纪中苦苦挣扎，以求脱胎的时代。这时爸爸的思想已十分清晰。说明这点的，就是这最后一部分日记一开始没几天便写的一篇短文《我之信条三则》：“…所以我须预备下满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长生的出路。我不相信社会上的习惯风俗是不能改的，只要我确实有改他的志愿。”这简直是一个新社会的战士，在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发出的战斗号角！爸爸用自己“悲剧”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原载《温州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1]见1939年1月22日日记。

[2]见1939年8月1日日记

[3]引自他66年写的短文《我之信条三则》。

[4]梁晓声：《凝望九七》249页。

[5]梁晓声：《凝望九七》248～249页

[6]摘自《孔子的“唯仁论”》

[7]同上。

[8]同上。

[9] 1941年1月28日日记。

[10] 1939年8月27日日记。

[11] 1939年8月31日日记。

[12] 1939年9月15日日记。